■ 学人简介

李海青

李海青，1978年1月生，男，山东滨州人，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课题组专家、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中央党校创新工程首席专家、中直机关青联委员、北京市委讲师团特聘专家。主要从事当代中国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研究。先后出版《法的信仰——一种政治哲学的分析》（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权利与社会和谐》（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公民、权利与正义：政治哲学基本范畴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版）、《当代中国改革路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2年版）、《改革攻坚阶段的利益冲突与整合》（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民主：权力的缰绳》（广东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共产党宣言<导读》（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3年版）、《微言明意——微信中的中国改革》（知识产权出版社2017年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解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治理现代化视野中的中国改革》（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微言明义——中国改革精萃》（知识产权出版社2019年版）、《新时代：改革再出发》（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逻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等个人专著13部，在《哲学研究》《伦理学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各类期刊发表文章200余篇，主持国家课题与省部级课题多项，曾被评为中直机关第八届青年岗位能手、三次获中央党校科研优秀成果奖。

中央党校有一批以学术为志业、在国内学术界已颇有影响的中青年学者，马克思主义学院李海青教授无疑是这个群体中的优秀代表。

兀兀穷年与书为伴，好学深思初露头角。在山东农村老家上学时，李海青老师家境并不富裕，父亲常年疾病缠身不能劳作，家庭的重担压在母亲一个人身上，但家境的贫寒没有击垮这位学子对知识的向往，使他更加珍惜宝贵的时间勤奋学习。1993年，李海青老师中考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但其所在市的作为山东省重点中学的山东省北镇中学那年恰巧不招农村班，这应该是这所学校历史上极少见的一次。万般遗憾之下，李海青以全年级第一名的成绩进入当时的滨州六中读高中，而这是一所在滨州诸多学校中不太起眼的以农村孩子为主体的中学。在进入滨州六中的入学报名时，班主任老师非常欣喜地特别注意到了这位全年级第一名的孩子：“你就是李海青啊？跟着我，好好学！”勤勉刻苦的他欣然应允。家境没有阻碍李海青老师迈向知识殿堂的脚步，反而成为支撑他孜孜不倦前行的力量。他心无旁骛地上课读书，不浪费一分一秒的时间。

回忆艰苦的高中时光，往事历历在目。住校时他为节省生活费，把从家里带来的馒头搭配咸菜吃是家常便饭的事情。此外，还有两件事情深深地印刻在他的脑海中。一件事是关于“旧皮袄”的故事。高中某一年寒冷的冬天，收破烂的大伯拿着一件件旧棉袄找到衣着单薄的他：“你穿吗，旧是旧了些，不耽误穿。”那时的他没有丝毫的拒绝和所谓“顾及面子”的感觉：“穿，只要暖和就行！”穿着大伯从城里收来的“旧皮袄”读书，袖口早已磨破，但他并不在意。他的全部心思和目光始终落在书本的字里行间，停留在老师黑板上的一笔一划中。每当谈及当年这件事，他深有感慨地说，人在贫时不自卑，踏踏实实，不攀比，内心充实上进就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给予灵魂深处最强劲有力的自信和底气。另一件事是在深夜凌晨为了学习，自己悄悄在宿舍点蜡烛看书的情景。微弱的烛光照亮了书本，点亮了心灵那颗勤奋好学的种子。30年光阴流逝，过去的磨砺令人思绪纷飞，感慨万千。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如今，过去的拼搏岁月已经沉淀为心中点点的美好记忆，但这种努力的精神却在李海青老师的学术生涯中保持了下来。在滨州六中，他不是吃的最好的，不是穿的最好的，却是学的最好的。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这所学校的他，三年后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大学、再续辉煌。

志坚行苦，深自砥砺。1996年，山东师范大学向这位学子展开了宽阔的双臂。在本科阶段，他学习的思想政治教育专业，随后又继续攻读该校的外国哲学硕士，跟随崔永杰先生学习。在那里，他尽情的遨游在外国哲学的知识殿堂，认真阅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等著名哲学家的巨著，不顾周围的喧闹沉静下心灵，带着深入的思索与他们展开一场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在很多人眼中哲学是一门生涩难懂又枯燥无聊的学科，但正是在这一次次的经典阅读中，让他感受到哲学的魅力，受益匪浅。2003年，他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攻读哲学博士，跟随袁贵仁先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博士阶段，他发表了10余篇专业文章，其中在《哲学研究》发表的关于反思国内生存论研究的文章引起学界较大反响。

2006年进入中央党校哲学部工作以后，他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开始转向政治哲学研究，先后出版了几部政治哲学的著作。特别是《公民、权利与正义：政治哲学基本范畴研究》一书较为系统地梳理了政治哲学的12个基本范畴，是国内第一本系统梳理政治哲学基本范畴的个人独著。尽管他现在主要的关注点不再是纯粹哲学议题，但曾受过的严格哲学思维训练在其他研究主题中一览无余。他自己也讲，哲学的学习使他在三个方面受益匪浅：一是穷根究底的问题意识，二是严谨清晰的逻辑思维，三是批判反思的研究态度。2009年调入马克思主义学院（原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由于分配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所，李海青老师又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当代改革问题研究。对于这种研究方向的变化，他认为自己以前的哲学研究为党的理论和改革问题的研究既奠定了较为扎实的基础，对党的理论和改革问题的研究又是自己关注现实的理论旨趣的必然，是党校教学、科研要求的必然。这一期间，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代中国改革等领域发表了系列论著，提出了一些关于当代中国具有较强解释力的观点和理论。求学至今，虽然李海青老师的学习与研究方向有所调整，但是凭借他勤勉好学和脚踏实地的品质，稳扎稳打地攀登学术之峰，一步一个脚印地行进在治学之路上。经过十余年时间的学术探索，他的研究领域最近又开始进一步调整收缩。他逐渐将研究汇集在两大问题上：一是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及其谱系；二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使命型政党的运作逻辑。他认为，不了解社会主义的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不了解中国共产党的运作逻辑，关于中国的任何研究都不可能真正深入，就无法比较有效地打通各个研究领域。

心怀大爱以身闻道，中国情怀志高求理。和李海青老师接触与交流，能够明显地感受到他身上有着作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优秀基因的那种家国情怀。传统“士”的情怀与担当已经成为推动他长期刻苦勤勉治学的内在精神动因。短期的刻苦容易做到，而“学海无涯苦作舟”的长期功夫，如果不是把学术作为一种挚爱的志业，如果没有一种高远的追求是很难坚持下来的。这样一种学术理想的自觉，他在日常的交流中会有所表露，同时也记录在自己的微信中。

他的微信朋友圈充满了正能量：“知识分子以读书治学为业，然读书治学并非仅限于明事求理，更需追求大的境界。而达成这种大的境界的首要前提则是要有大的格局与志趣。古今中外诸多先贤伟人，之所以功业不朽，除艰苦卓绝之努力与聪慧过人之天赋以外，高远超越之人生格局必不可少。他们将个人之命运融于国家、民族、社会，心胸与天地同宽，生命与大我同在。有如此格局追求自然超越于世俗之外，不囿于个体之私与现实功利。读书治学亦应有这样一种学术人格的自觉和自省！”他认为，建基于信仰与生活体验的研究工作像韦伯所说的是一种“志业”，其要求高远的目标、内心的激情、执着的毅力与全身心的奉献，像作为学者的马克思。这是对研究者个人方面的主观要求，这种“志业”的要求往往伴随着一定的、甚至是巨大的付出，像生活中的马克思。在现实的语境下，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研究者都能满足这四个方面的要求，但是，目标的高远与一定程度的执着与努力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是否具有一种“舍我其谁”的对历史使命及时代责任的担当精神与自觉意识是至为关键的。没有这种一种内心的激情，没有这样一种“志业”的情怀，过于讲求外部事功，学术研究是难有突破的，真正的学术不应带有多少世俗功利的色彩。

持之以恒寒窗苦读，方可万里鹏程，青云独步。李海青老师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坚持的，他的刻苦努力在马克思主义学院乃至整个中央党校都是非常出名的。同事们常开玩笑说，夜间马院办公室一亮灯，必定是海青在用功。他曾用一首打油诗与他的同事们谈论他的学术与生活：夜夜披星戴月归，求知治学未曾悔，一书一茶一支笔，愿以寂寞纪青春。耐得住寂寞使人有足够的时间独立研究与观察，而有所执着则使人能够带着信念与精神深入下去。

古人云：“善学者其如海乎”。如果用四个字来形容李海青老师的研究特点，那就是“广学善思”。无论是听其发言，还是看其文章，都可以感觉到他博学多才、涉猎的领域非常广泛，如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哲学、党史党建、社会学、宪法学、西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当代中国改革问题，视野比较开阔。这种多学科的知识背景对于当前的研究来说无疑是极为必要的。

比如，他特别强调现在的马克思主义学科亟须拓宽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成果，是反映时代问题的具有整体性的理论成果，进入门槛应该是比较高的。只有对现实问题有了切实思考，并具有尽可能多的其他学科专业的知识背景，才有可能对文件语言进行深入解读。没有任何其他学科知识背景，或其他学科知识背景不全面，要想真正全面理解党的理论是有很大难度的。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成果是要以对现实问题的深透把握以及其他学科的广泛基础才能够很好的得到理解。其实，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整体性的理论成果，马克思本人也是横跨多个学科，所以，马克思主义学科更不能画地为牢，自我束缚，而是要秉持问题驱动的原则，在与其他学科的高度互动中深化研究。

善思是李海青老师治学的另一大特点。苦功并非只是埋头读书，而是既要多学，又要善思。李海青老师认为，善思，一方面是指对于问题的长期持续思考，即所谓深思。这种深入“在思考”的状态很重要，这种状态的保持更重要。要保持这种状态有时需要静静地独处。寂寞的独处可以在熙熙攘攘的人世生活间开拓自己心灵的一片天地，直达心灵深处。在这片领地中，思维可以尽情驰骋，问题可以自由反思。正是因为持续“在思考”，他与同事在办公室的聊天就常常变成思想碰撞的交流会。另一方面，善思本身就包括善于反思的意思。只有具有明确的反思意识与怀疑精神，对既有的理论与现实保持适度的观察间距，才能得出尽可能客观的认识与理解，研究结论才可能具有新意。当然，持续的思考也容易导致思维的疲惫，特别是夜晚会持续思考导致失眠。正如他幽默又语重心长地对学生说：“不失眠你搞什么学问！”

当今之学士应当拥有世界眼光，中国情怀。李海青老师认为，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各种矛盾、问题日益凸显且往往相互关联，中国发展面临的形势愈益复杂化。在这种情况下，要有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界对于相关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就必须进行深入研究与积极破解。不管是否是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角度进行研究，不管是否属于广义的马克思主义学科范围，只要是针对现实问题的扎实研究与深入分析，都有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但相比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当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难如人意。相关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现实问题意识的缺失。任何学科都有自己的研究领域与特有问题，因而不能要求任何学术研究都关心中国现实问题，但问题恰恰在于，那些应该关注中国现实问题的学科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很多研究者并没有这种明确的问题意识而只耽于抽象的思辨与空洞的套话。有些研究者并没有秉持马克思主义面向实践、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反而从现实中抽身而出，沉溺于纯粹的原著解读、文件诠释或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当然，这种纯粹的研究有其必要性，但如果缺乏对于关乎中国前途与民众命运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的敏感，完全沉溺于此，从概念到概念、从观点到观点、从理论到理论、从人物到人物、从流派到流派，与现实完全隔膜，并且自认为阳春白雪、学术正道，那实质是背离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特别是改造世界之真实精神的。那样不仅不能回到马克思——尽管形式上可能满篇都是经典作家的词句或政策文化的语言，相反是越来越远离马克思主义。二是研究倾向的非自主性。当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受到西方思潮以及国家政策的过度影响，尽管这种影响有一定的客观性和合理性。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声势浩大、从之者众，各种思潮纷至沓来、各种人物应接不暇、各种比较层出不穷，但除了“熟悉词语陌生化”与些许新鲜之外，除了把出名的和不出名且其成果未必具有多大含金量的西方人士在中国兜售以外，当前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似乎并未转化成中国特色的智慧成果，并未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发挥多大影响。而对政策的过于紧跟则导致马克思主义研究热点时时转移、忽热忽冷、浮光掠影、难以深入。这种状况也让其他学科研究者甚至社会大众普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产生了某种程度的蔑视与不屑。现实问题意识的缺失与研究倾向的非自主性表明当代中国的部分知识精英还缺乏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主体的基本能力与素质，其研究并没有真正站在当代中国的现实土地之上。

青年时期是人创造力的顶峰。在与李海青老师交流时，听到他时常感慨，人类历史上，凡是理论研究方面的伟大人物，大多是在40岁以前就奠定了成就基础。或者是已经提出了新的理论、思维或范式，或者是已经有了新理论、思维或范式的萌芽、因素或雏形。尽管他常说自己资质愚鲁，创新不够。实际上，他以鲜明的问题意识和独立的学术思维推进研究，有些观点还是颇有新意的。

这些创新观点涉及多个方面。

1.“梯度治党”论。梯度治党是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的一个重要思路与明显特征：在对全党统一要求的基础上，针对党内不同群体与对象又有不尽相同的、区别化的治理策略。从普通党员到领导干部再到高级领导干部，品性要求愈益提高、制度要求愈益严明、责任要求愈益严格，从而呈现为一个在统一规定的基础上各方面要求随党内职务与地位相伴上升的梯度化的治党格局。明确这一战略，有助于深入理解十八大以来的党建思路，把握从严治党的规律与逻辑。

2. 广义民主论。要有效理解中国的民主发展，批判各种相关错误思潮，就必须从学理上建构起一个合宜的民主分析框架。与主要将民主理解为“选举民主”的观点不同，广义民主论主张民主存在于多重领域，在每一领域民主都具有多样形式，而每一种民主形式在实现过程中又都包含多个程序环节。而不论是民主的领域、形式还是环节，所体现和保障的都是社会成员自主自治这一价值理念。换言之，民主的价值理念为一，外在表现则为多。广义民主论避免了民主理解上的片面性，构建了一个系统把握民主现象的逻辑框架，借助于此可以较好认知与解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民主发展，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一种自觉努力与创新性尝试。

3.全面深化改革条件论。改革需要全面深化，但全面深化改革不是无条件的。总结中国改革以往的经验与教训，审视十八大以来中国改革的进展与现状，攻坚阶段的中国改革要想全面深化，必须具有以下五个条件：中央选择性集权所形成的强大改革权威、系统而合理的改革思路的形成、制度建设的健全完善与系统推进、有效的人事布局与调整、选准改革的破局之点。把握以上五点有利于更为深入理解全面深化改革何以可能的问题。

4.“面向中国问题的中观性社会理论”构建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当前最为关键的是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深入到对当代中国社会结构与发展的重大问题研究之中，构建一种基于中国现实实践的、具有实际内容的、中观性的社会理论。这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应然形态。这种中观性社会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宏大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互作用的桥梁与中介。没有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真实精神的中观性社会理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探索既无法与西方哲学研究相比肩，也无法有效发挥对中国社会的指导作用。

5.收入分配的起点公平论。起点公平对于一个社会形成合理有序的分配格局具有始源性意义。起点公平是指整个社会的权利结构尤其是产权结构的初始规定正当合理；各种资源在各地区、各部门、各企业、各群体与诸个体之间具有相对充分的流动性，而非向某些地区、部门、企业、群体或个体高度集中；各种机会对于各地区、各部门、各企业、各群体与诸个体普遍平等开放，而非对某些开放，对某些闭锁。如果初始的权利结构尤其是产权结构不合理，各种资源缺乏流动性而呈现出高度集中的态势，各种机会与自由不能对不同主体一视同仁而是有选择性地敞开，那么，在这种格局下展开的生产过程、交往过程与生活过程必然从一开始就缺乏公正性，在此格局下的收入分配必然就会问题多多。就中国的收入分配而言，问题很大程度上首先出在分配起点上。从这一角度可以更为深入地理解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的症结及解决之道。

6.共产主义本质三层次论。依据经典文本，马克思对共产主义性质实际有三重规定：价值规定，即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社会关系的优化和谐；物质规定，即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制度规定，即社会公有制和计划调节。在马克思那里，在这三种规定中，制度规定服务于物质规定，物质规定又最终服务于价值规定，这是在分析共产主义理念时所应注意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经历了两次转型：从教条的经济制度论转向生产力的发展论再转向人的发展幸福论。这两次转型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认识一步步突破对共产主义的制度规定达到生产力发展的物质规定，再突破生产力发展的物质规定达到最深层价值规定的过程。也正是在这渐次转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得以不断迈向新境界。

7.中国话语的建构论。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理论与中国话语的建构确实滞后于中国改革发展的丰富实践，这是因为，学术界对于中国实践近年来虽然一直尝试进行一种学理的分析与逻辑的阐释，但深度与系统性远远不够。从学理上讲清楚中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不从学理的角度讲清楚“理论的中国”，而仅仅使用政策语言和文件话语，就很难与西方学术界在同样的层次对话，西方学术界就很难真正的理解中国。进而言之，中国学术界这种理论的建构，不仅要说清楚中国，而且要能够在借鉴西方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构建一种融通中西、面向世界，既能解释历史又能面向未来的普遍性理论体系，特别是应该讲清楚中西实际上都遵循同样的最基本的规律和原则，只不过由于具体国情、文化传统、发展阶段不同而形成不同的模式。在此意义上，中西既有同也有异，最基本的规律原则是共同的，共同的规律原则体现于不同的国家则是不同的特色与模式。如果只讲异不讲同，相互之间也很难真正的对话与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理论与中国话语的建构既要立足中国，也要有效地吸纳西方既有的理论、实践、经验、做法，且对全球性问题能够进行有效回答！

8.改革应然逻辑与实然逻辑区别论。改革应然逻辑是指是改革者在改革设计之初的应然设想，改革实然逻辑则是指改革举措实施之后的改革实际呈现态势。在应然逻辑与实然逻辑之间是存在差别的，换言之，改革进程并不会完全按照主观设计展开，而是具有某种不可预测性与不确定性。其实，这就是改革的常态，完全可控的、可预知的改革并不存在。由于存在两种逻辑的差别，一方面，我们在任何改革方案设计、出台之前，都要充分了解改革方案应用于其中的环境与条件。只有如此，改革方案才有可能更为科学合理。另一方面，我们应对改革实际态势保持足够敏感性，并通过有效的反馈机制来调整原有改革设计、完善原有改革思路。以上这两个方面，不论是对改革环境与条件的充分了解，还是对改革后果与问题的敏感把握，都需要一个民主、宽松，能够自由讨论、交流、及时有效反映各种问题与观点的制度条件与氛围。分析改革两种逻辑的差别有助于深化对改革自身规律与特点的认识。

9.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论。共产党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质上是一个使命性政党，其考虑的不仅仅是当下的事情、现实的问题，而是要实现长远的历史使命与目标蓝图。这种使命感使得其具有一种强烈的历史主体意识与舍我其谁的责任担当情怀，使得其特别强调理想的崇高性、思想的统一性、组织的严密性、信念的坚定性、纪律的严明性。从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的角度，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建党逻辑与治党逻辑。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使命型政党承担三重使命：一是马克思主义原本意义上的，即实现共产主义；二是民族意义上的，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三是人类意义上的，即对人类社会的更大贡献。这三重使命都贯穿着人民立场。

使命型政党对党内的党员、对党外的人民群众都有独特的关系结构与关系特点。就对党员关系而言，党组织和党员之间达成的是一种使命型契约。成为共产党员，入党要宣誓，宣誓本身就是一种契约形式：服从党的纪律，对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入党宣誓本身就说明入党者认同了党的纲领，为了完成政党的使命自愿加入这样一个组织，与党组织达成了一种使命型契约。这种使命型契约的达成，一方面有自愿的因素，成员自愿认同主义与理念。另一方面有惩罚强制的因素，一旦违约就要受到处罚。这样一软一硬，内在自觉与外在约束相结合，共同使政党组织充满凝聚力、向心力、战斗力。这种使命型的契约达成以后，对政党组织发挥治理能力、完成使命极为重要。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对人民群众也有一种独特的关系模式，李海青老师将其概括为道义性的心理契约。共产党代表人民的利益，为人民奋斗牺牲，展现了与人民之间的生死伦理，也正是因为这种引领、付出乃至牺牲，党的领导与执政才会逐渐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认同与坚定拥护，才会唤起广大民众共同奋斗，党与人民之间才会逐渐达成一种内在的、无形的、道义性的心理契约：党引领、付出、牺牲在前，期待广大民众认同，民众感受、认同、支持在后，自觉拥护党的领导。两方面彼此期待、相互呼应、心理相契、情感相和、良性互动、长期稳固，那种领导—拥护、付出—认同的心理默契程度越来越高。所谓骨肉亲情、鱼水深情，所谓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其实就是这种心理契约的形象说法而已。这种心理契约虽无一般契约那种明文的外在形式规定，但其扎根内心，更为持久牢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强大正当性基础。只有从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的特质，从中国共产党一切为了人民的价值理念，才能更为深刻地理解中国共产党这种不同于西方选举型政党的独特正当性基础。

一袭布衣，一盏青灯。艰苦朴素,不畏浮云。明灯常伴，手不释卷。心无旁骛，夙夜匪懈。

积土为山，积水为海。学海之中，挥笔青墨。博学善思，傲骨立天地。绩学之士，国之良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