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图出处：《布莱克书店》

1月4日，网友爆料一名就职于拼多多旗下多多买菜业务的1998年生女性员工于凌晨1点半下班途中猝死。另有网友提到，该员工生前最后一条网络签名是：为多多夺边疆。

当日8时19分，拼多多知乎账号在知乎上发言称：“你们看看底层的人民，哪一个不是用命换钱，我一直不以为是资本的问题，而是这个社会的问题，这是一个用命拼的时代……。”

拼多多随后称发布该知乎回答的是营销合作供应商员工，不代表拼多多官方态度并就此致歉。

美国学者马克弟在《绝对欲望，绝对奇异》一书中描写了1905—1945年间日本资本主义企业对中国劳工的剥削。“马克思使用‘中国人的工资’一词来形容世界上报酬最少、受压迫最深的工人群体。许多日本资本家心想，既然没有苦力要求增加工资，也没有苦力需要多余的生活条件，为什么要付他们许多钱呢？”当时的中国劳工用自己的血汗建造了日本在关东州的基础设施，提供了日本资本在满洲殖民地的全部利润，他们所释放的能量维持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运作，但他们自身的勤劳和逆来顺受，在资本家的眼里是“活着只是为了干活”，“成群结队，像黄蜂一样”。

我们不难发现这两者的相似之处：从一百年前的“黄蜂”到如今的“韭菜”，生命被当作资本扩张的燃料，源源不断地供其开疆拓土；宣传支持着这种逻辑，合理化劳工的不平等境遇；被榨取者无可选择，为了求生积极顺应这种逻辑。而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一个世纪过去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照理已退出这片土地，中国劳工的生命却依然在被榨取？如今又是谁在榨取他们的生命？

（苦力）热情坚韧，埋头苦干。工作劲头势不可挡。他们为经济和金融实力打下了基础……满洲的发展历史也是山东苦力的历史。

——安达金之助，《满洲调查报告》

（Adachi Kinnosuke, Manchuria: A Survey）

我们必须寻找容易获得自然资源、同时剥削廉价奴隶的地方。

——塞西尔·罗兹（Cecil Rhodes）

欲望，伴随着中国北方人“闯关东”的壮志，驱动了现代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之一。汤马斯·高兹昌和戴安娜·赖莉（Thomas Gottschang & Diana Lary，2000）所说的北方“大迁移”见证了1890年至1940年间大约2500万人从山东和河北地区迁往东北的历史。这个数字仅次于1840年至20世纪30年代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欧洲人口迁移。从欲望的角度谈论人口迁移，这并不是为了贬抑迫使穷人流离失所的各种其他原因。就山东“苦力”来讲，想想那数百英里的路途就可以感受到农民、技工和打工者在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遭受了多大的苦难。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欧美列强在中国实行门户开放政策，为各国资本家打开方便之门。资本家们蜂拥而至，蚕食这个19世纪40年代以前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市场份额。不平等条约为英、美、德等国积累资本霸占华北打下了基础。东北地区同样被卷入全球经济体系，先后被俄国、英国和日本侵占。

这些遭受政治和经济重创的地区在清朝时（1644—1911）共有233年遭遇旱灾、245年遭遇水灾。这类环境灾害使得一些日本精英强调不幸的中国人处在“创伤”状态。温迪·布朗（Wendy Brown）在稍许不同的语境中用过这个词（Brown 1995）。然而，正如布朗所警告的，创伤状态一旦被陈述，霸权便开始运作。中国苦力被欧美列强和船坚炮利的帝国主义者所掌控，而日本帝国主义者利用这个事实来证明，作为亚洲同胞的日本人对待中国人本质上是友爱而人道的。日本殖民者站在文明教化者的地位，自信地宣称中日两国种族与文化的融合共同创造了日本控制和殖民的东北地区，而这种说法把报酬低廉的中国苦力神秘化了。

日本殖民者自辩，他们进入亚洲大陆是无私的文明开化之举。他们抬出四通八达的铁路系统—1905年始建于未完工的俄国军事基地之上，工程一直持续到“二战”末——以及中国工人偶尔能享受到的车票打折的四等车厢，这些列车每个季节将中国人运往各个劳动营地，而日本殖民者将其视为日本帝国主义现代化体制的象征符号。当然，这个符号也象征着资本对廉价劳动的症候性需求。因为，这些新的铁路是为了应对福柯所说的资本主义的形式吸纳和生命政治所引发的难题：人口。铁路用固定资本的投入解答以下难题：“把工人牢牢地固定在生产机器上，按需发配——总之，把工人当作劳动力。”（福柯1997，34）

摄影师王福春所拍摄的春运，1994年的哈尔滨站 ©王福春

关于记者安达金之助的题记，即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失而复得的历史也就是中国苦力的历史，我再稍做解释。骑在廉价劳工的脊背上铸造日本的亚洲帝国之梦，这个想法早在1868年日本民族国家建立之前就已出现。1862年在伦敦，有报导说，萨摩藩出身的外交官五代友厚曾“询问利用中国和印度劳工在日本的领导下建立东亚工业经济中心的可能性”（Jansen 1965, 59—60）。1905年9月5日，日俄战争结束，两国在新罕布什尔（New Hampshire）签订协议后，这个愿望很快就实现了。后来，德富苏峰、夏目漱石和其他帝国主义者们都认为，满洲地区的苦力劳工象征着日本帝国的未来。1909年9月，漱石第一次踏上大连海港的时候，他还对眼前所见的“肮脏”的苦力数量感到惴惴不安，他当时形容说“蠢蠢欲动的人群……嗡嗡作响、成群结队，像黄蜂一样”（2002，39）。这位著名的小说家是受他的校友中村是公的邀请访问这片日本新的殖民地的，后者是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第二任总裁。然而，他结束满洲之行后，撰写了一份热情洋溢的报告，叙述中国苦力不辞辛劳地为日本帝国主义工作，任劳任怨，“沉静地像舌头被割掉了似的”（65）。他们“从早到晚一刻不停”地像机器人一样工作的意愿使得漱石这样结束他为《朝日新闻》的资产阶级读者撰写的东亚游记：“中国苦力是最优秀的工人……而且，他们十分温顺。”（66；译文有修正）

记者安达金之助1923年被派往中国调查日本殖民地的真实状况，他在自己的日志中两度赞叹急剧增长的中国劳工数量，他们无休止地为满洲的资本主义企业工作，他把他们称作“黑潮”。他原先的说法是，东北被19世纪从山东迁去的非法劳动所“占领”。尽管清朝政府出于文化隔离的原因，曾试图禁止或限制中国人迁往东北，但禁令到1878年就废除了，富有的地主偷偷地让贫穷的苦力在他们的田地上劳作。安达解释说：“当地拥有地产的满族人喜欢中国劳工来满洲。为什么？一条理由足矣：只要他们把土地交给中国人，轻轻松松就能享福了。”（1925，42）

资本家和地主阶级对劳动市场的需求，正迎合了安达的叙述所采用的20世纪初期日本殖民主义话语。虽然有一整套的环境、地理和经济原因用来解释清朝崩溃以后华北的混乱局面，但日本殖民者驱赶中国人移民满洲所利用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种族因素：中国人的基因天生适合奴隶劳动。安达说服读者，满洲被中国苦力“征服”和“殖民”的历史原因没有什么奥妙，他说：“历史上没有一个种族能够在追逐物质欲望的坚韧和毅力方面胜过中国人。”（1925，42）中国苦力愿意干其他种族的人不愿干的工作，这种对中国苦力的欲望的感性解释不言自明、“昭然若揭”（44）。

中国苦力拥有依靠廉价、劣质食物生活下去的能力——这些食物在其他地方是用来喂牲畜的……不单是那样，他们靠这个活得很滋润。直到今天，那些中国苦力的身体忍耐力还为日本人所惊叹。日本工人站在中国苦力旁边显得弱不禁风。我认为，随着东亚生活费用日渐上涨，满洲苦力仍可以靠每天几分钱的报酬生活下去。（44）

安达解除了苦力的几乎任何需求。唯一剩下的是“他们自己的激情——坚忍、不断地劳作。世上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他们劳动”（44）。由于中国人甘愿吃牛饲料和狗食，日本资本家没有必要付他们薪水，只要像对动物一样给个住处和喂食就行了；他们只需要能够再生产自己的劳动力，以便应对明天继续剥削自己的剩余价值。直至1860年，马克思使用“中国人的工资”一词来形容世界上报酬最少、受压迫最深的工人群体。许多日本资本家心想，既然没有苦力要求增加工资，也没有苦力需要多余的生活条件，为什么要付他们许多钱呢？鉴于对中国苦力的种族歧视，对于日本殖民者的恰当回应，表面上应该是资本与生命政治的结合：提高中国人的生活质量，保证他们勤奋工作。所以关东州和南满地区的日本殖民地被改造成了招聘市场、债务监狱和劳工营的大型结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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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和人才市场 中国日结1500日元的年轻人们》剧照

自由放任

在东北地区，要盈利就必须尽量压低最低工资标准。于是，日本资本家瞄上了从华北因为各种天灾人祸而逃到东北地区的“工人储备军”。满铁是最早的黑手之一。……

我在导论中已提及福柯的观点：生命政治的统治政权预设了生命的过剩，“生命权力不限于统治权。生命权力的过剩使得人不单要管理生命，还要增殖生命”（2003，254）。满洲面临的政治问题是，如何为资本快速积累打下基础。后藤的意见是，日本殖民主义必须依靠大量的日本移民去拓荒，而日本商人和工业资本家的意见则是，用商业管理的无形模式迅速榨取剩余价值，这两方面的争论只持续了两年。“中国人的工资”低得让资本家难以抗拒，而闻所未闻的高额利润则召唤着贪婪的资本家。后藤返回日本以后，重心逐渐倾向国内事务，而下一任满铁总裁中村雄次郎1915年公开劝说日本农民不要去满洲。但他给日本资本家的是另一条建议：“（资本家）生意兴隆的诀窍是充分利用中国劳工，他们长于接受最低的生活标准、忍受最糟糕的工作环境。”（引自Matsusaka 2001，191）

劝阻日本人移民满洲的这项决定表明，日本殖民主义萌芽之际，两种生命政治的主体性就汇拢到了一起：中国劳工和日本资本家。这是一组清晰的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对立，一边是中国人出卖劳动力商品，另一边是日本人购买劳动力商品，这也为“形式吸纳”这个概念提供了参数。平野健一郎认为，日本统治关东州的第二个年头，日本大大小小各种资本主义企业全都发现了做生意的最佳办法，“直接剥削中国的非技术劳工”（1983，155）。其中被剥削得最厉害的是山东苦力。

杨（C. Walter Young）研究1927年的劳工移民状况时发现（1929），满铁在山东和河北有10到20个招聘点。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满铁直接雇佣工人建造了两个煤矿和各种海港设施。满铁不是唯一一家招募苦力到满洲去的公司，比满铁更早的是三井物产和鸭绿木材公司，后者获利尤巨。鸭绿木材公司的一位名叫“桥口港”的局长接受《满洲日日新闻》采访时表扬了中国的廉价劳工。他说，他们公司一共有45名管理层职员，其中23名日本人、22名中国人，剩下的是3万名来自华北的劳工，他甚至希望明年可以增加到5万名（MNNS，1909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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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生命乌托邦

日俄战争结束不久，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军队就被委派了一项任务，调研该地区的经济前景。日本精英们原以为满洲不会给日本资本提供多大的剩余价值压榨空间。儿玉源太郎命令石冢英藏（1866—1942）负责这项调研。在民政局，石冢是后藤的手下，被认为帮助“不发达的”台湾取得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地位，并帮助日本在殖民主义的第一个十年就获得了效益。军队为石冢委派了75个人，其中有商人、翻译官、农林省和通商产业省的专家（Matsusaka 2001，50）。石冢经过1905年10月和11月两个月的调查，从12月开始陆续撰写机密备忘录；1906年分八卷公布完整的调查结果，内容包括农业、商业、工业和自然资源（Kanto Totokufu，1906）。石冢的“满洲发展报告”震惊了日本政商界精英，他在报告中称满洲为日本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极大的潜力，那里农业和工业尚未开发，资源价格低廉，劳动力价格近乎免费。

商业是战争的延续，这意味着先要完成大连港的建设。俄国人1903年暂停建造大连港，因为战争一触即发，当时只建成了1/3的设施。满铁很快完成了一号码头的建设，并加紧建造二号和三号码头。后藤命令重建大连港工程，一共包括三个大型防波堤、四个码头以及巨型堤岸。若干年后，大连成为东北海贸易最繁荣的港口。日本帝国主义的“大连策略”要求改变大豆贸易的运输线，通过铁路改走满铁在大连建造的现代化海关，以此打击中国商人在营口的贸易优势地位。

短短五年间，满铁迅速升级为双车道铁轨，从辽东半岛底部的大连一直通向满洲内部的大豆配送中心，绵延239英里。它还拓宽了日本军队的从毗邻朝鲜边疆的安东到满洲省会奉天长达170英里的轨道，将其改为商用铁路通用的4英尺9英寸宽度。这项工程于1911年10月完工，耗资相当于1200万美元。安达金之助引用满铁的资料估计，如果类似规模的建筑工程在美国开工，花费相当于满洲的10倍（1925，121）。按照1910年的劳动力价格，日本本土的花费相当于满洲的3倍。到了1911年，日本帝国主义在满洲的主要建设工程基本完工，而这些都是建立在苦力劳工的汗水之上：铁路，现代化港口和海关设施和大连的市政建设，大连成为当时亚洲最现代化的大都市，马路宽达178英尺，是巴黎的两倍（Tsurumi Y. 1937，卷1，878—879）。另有两座现代化煤矿和关东州铁路沿线配套的市政设施，包括医院和学校。大连的经济发展模式模仿台湾，从1905年至1906年贸易规模翻了一番，1908年再翻一番，1909年最后一次翻番。位于市区内的《满洲日日新闻》骄傲地描绘了大连的经济腾飞，1908年是中国的第17大港口，而到了1909年则跃居第7位（MNNS，1909年11月24日）。同年早些时候，该报宣称大连正在逐渐“替代上海和香港，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港口”（MNNS，1909年7月31日）。它还坦承，大连的崛起“离不开中国廉价劳工的贡献”（MNNS，1908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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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苦力

冈松雇用的员工之一恰好也是石冢“满洲发展报告”的调查员。相生由太郎是满蒙工业调查局的创办人之一，他从1910年起着手研究苦力的生产效率。1908年，冈松纠集相生与几位满铁翻译官、调查员，对满洲地区的中国苦力进行首次调查。调查结果先是呈送给了这项工程的两位赞助人，完整对外公布则延迟至1920年5月。相生在报告序言中说，出版程序被“一战”“事宜”打断了。

相生的这份报告题为“满洲产业界眼中的中国苦力”，为日本投资者提供了一切相关信息，以充分利用中国的“原动力”。那所谓的原动力即中国的廉价苦力。他在书的第一页即写道“中国工人=苦力”，他引用大连码头的数据，说1912年有1148916名苦力在南满从事非农业工作，在码头上做人力车夫、装卸货物、挖煤、打包物品。仅仅五年后，大连港的中国苦力数量翻了一番，达到2219890名（MSSK，iii）。日本资本家看到了这一前所未有的利润空间，他们想要一种特别的运营办法。相生委婉地提及日本媒体报道日本资本家虐待中国工人的消息，他建议道，由于每一个苦力身体所象征的“利润数额巨大”，并鉴于“苦力数量众多，没有必要去单独诈骗任何一个苦力”。尽管每年利润前景都在增长，“如果日本资本家不诚信对待苦力……最终要付出代价的”（4）。

志得意满的投资者们可不想听那些说教。相生告诉资本家，他从1908年起就和满铁的部门一起调查“苦力问题”，1911年开始与他的满洲产业界协会进行调研。所以他沉积了10年的调查研究，提出解决苦力问题的双重办法。相生打出的王牌是“资本主义=文明”，因而增加利润的“最好办法是节省苦力”（MSSK，4）。不仅如此，相生敏锐地借用后藤的生命政治的生命原则，他提出，日本殖民资本家面临的挑战是既要“尊重苦力的想法”和日常生活习惯，又要保证他们“享受卫生、教育和医疗成果”（5—6）。相生以下面这条建议结束他的序言：“我们必须既拿出最好的东西给他们，尊重他们的民族性。尊重他们，我们就能从那里获取最大收益。”（6）

相生报告内容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的主题是“苦力的生活条件”，第二部分是相应的处置建议。……

苦力几乎没有任何生活必需品，“只要有衣服穿就行”，他们喜欢“简单的食物”（MSSK，21，23）。最重要的特征是，日本人“工作是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而中国苦力活着只是为了“拼命工作”（25）。苦力不去酒馆或妓院，偶尔只去当地的鸦片窑子，他们的生活“完全围绕着工作”。甚至一直为人所诟病的“小赌”也只在一天劳累工作后的深夜在自己的房间里进行（25）。

相生预见到，许多资本家囿于不可弥和的文化理念差异而不愿意雇用苦力。他说，中国人是不值一提的民族，根本没多少文化可言，苦力非常满意自己在近乎非人的状态中像奴隶一般工作，晚上再小赌一会儿，或者每周去附近的鸦片窑子消遣一下。这些不过是马克思所说的“生存手段”，苦力以此来为第二天10至14小时的体力工作做准备。（毫无疑问，鸦片的作用是缓解程安琳[Anne Anlin Cheng——音译，2001]所说的贱民阶层“种族忧郁”所带来的痛苦。）因此，苦力的关键特征是他们愿意忍受任何肉体上的折磨，并且毫无怨言。这分为三个方面：他们从不生病；顺从的本性适合资本劳动关系；他们的身体比日本人更高大，所以能承受更大的工作量。（MSSK，31—32）乍看之下，他们是殖民主义管辖下最理想的劳动力。

……

相生、内田和其他日本帝国主义者一直相信，由于他们和中国人的种族亲缘关系，太平洋上的海洋苦力惨剧不会在满洲的陆地苦力身上重演。像内田这样的殖民者甚至用“您”来称呼最低贱的中国工人，在这片开化的土地上他们不会去虐待苦力。对相生来说，这种尊敬是和中国“悠久、灿烂的历史”相称的，而且，苦力是满洲的日本资本积累过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他解释苦力政策时甚至以这样的话开头：“满洲的一切事务均取决于苦力。”（MSSK，76）

《满洲产业界眼中的中国苦力》的第二部分是相生的政策建议。他提醒日本人，目前（1918年）满洲的成就都是苦力劳动的成果。但是所有这些——铁道、码头、煤矿、大连市政建设——与经济增长的潜力相比，仍然不值一提。他对前景充满着向往，并为读者展开了一幅资本积累的蓝图：“苦力的扩大利用将带来扩大生产，进而增加进口贸易，进而增加引进苦力的特别列车班次，进而有助于管理我们的铁道市场，进而扩大满洲贸易，并出口到日本本国。”（MSSK，77）然而，要实现这些设想，某些满洲的基础设施需要更新。其中最重要的是改善苦力的生活条件：“目前为止，苦力浮浪的生活方式让他们躁动不安，而日本产业家还没能提供相应的基础设施让他们安顿下来，眼前的那些设施太糟糕了。”（78，82）市区的建设工地应该要有公共的休息场所，还需要会说汉语的工作人员协调事务（79—80）。相生在建议的结尾部分质疑日本商人，为什么他们忽视了苦力的消费能力。“苦力也是消费者，”他提醒读者，“我们能从中获取利润。”（MSSK，84）认识到这一点可以营造双赢局面，“资本家从苦力那里赚取利润”，日本人还能吸引“超过这数十万苦力的人数来到满洲，每年的人数增长速度将更快”（85—86）。相生敦促资本家进一步套牢苦力，把他们圈进日本殖民主义生产和消费循环。他实际上是在改变资本对劳动的吸纳方式，从形式吸纳转变到实际吸纳。遗憾的是，日本资本家满足于资本对劳动的形式吸纳。不过，相生希望资本家更深刻地理解苦力的内在“原动力”，这种原动力将推动满洲的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到达一个新的、利润更高的层次。精明的商人“已经察觉到苦力变革了资本主义”（86）。现在轮到日本资本家自己正面回应苦力带来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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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生没有提到某些苦力能使用的基础设施。福昌公司是一家日本的人力管理公司，该公司1911年开始在大连建造一整套苦力的生活设施，名叫“碧山庄”。截至1923年，共有89幢现代砖楼，可容纳13万名苦力（Hirano 1983，164—165）。其设施令人惊叹，尤其是公共澡堂、暖气和排水系统。另外，还有杂货店在居住区内租房营业。碧山庄的设施似乎回应了相生提出的挑战，即如何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对劳动力进行实际吸纳。然而，鉴于1917年以前关东州共有200万名苦力——相应有大约10万名日本人——而适宜的设施只能供应5万人左右，我们可以推测，许多苦力生活得“像原始人或日本街头的乞丐，工作不定、流浪荒野”：“那些住在城市的人会蹲在任何地方，躲避严酷的环境。”（COM，1913年1月，116）

所以，虽然大亚洲主义的思维驱使日本仁慈地对待苦力，但大多数没有特殊技术能力的中国苦力到了满洲似乎还是过着极度艰苦的日子。我们或多或少能够在相生的报告或戴安娜·赖莉的采访中感觉到这一点。另外，苦力每年能够给华北的老家寄回40元左右 （当时农村每个家庭的年收入大约是100元），但关东州前20年的平均工资并不高。我在前面引用过，1913年，大连北部的一些苦力的日工资按日元计算是40钱，这些苦力当时在码头工作，住在碧山庄。从《满洲日日新闻》报道的工资来看，这些码头苦力可以说是日占满洲地区的非技术工人中的“贵族”了。1907—1908年间，不在码头工作的苦力通常要少挣1/3至一半的钱。例如，一份印于1909年夏天的报纸特别报道称，南满的苦力工资管理标准（除码头苦力以外）是23至25钱一天（MNNS，1909年6月）。如果要干季节性农活，苦力挣得更少。

春季，满铁的码头办事处为1908年的码头工人制定日工资标准，日本装卸工是91钱，中国装卸工44钱，其他苦力是29钱（MNNS，1909年4月21日）。不过，挣29钱一天的苦力是码头工人，而在煤矿和日本木材厂工作的苦力则每天要少挣6至9钱（MNNS，1911年1月16日）。如果把东北和华北地区的非技术工人拿来比较，东北的工人要多挣3至4倍，但是，相生的书出版以后，满铁的研究人员又做了民族志调查，发现大连的苦力常常要花费一半的工资用于购买三餐，这相当于华北地区物价的两倍（Yamamoto K.1927）。1923年“日常物价暴涨”，安达金之助赞扬每天只消费7钱的满洲苦力生活作风节俭，但他忘了那些不在码头工作的工人每天只能挣20至22钱（1925，44）。

碧山庄的住宿费一天是18至20钱，不包饭，因而大部分在城区工作的中国苦力没有一个舒适的休息环境。除了碧山庄、日本煤矿住宿区和福利院（总共加起来只能满足1917年5%的工人住宿），其他途径的住宿费用高得吓人。大多数苦力住在露天的“苦力帐篷”里面，或者由包头安排的简陋小屋轮班休息。我们可以推测，1/3的满洲移民工人只能露宿街头。据许多日本记者描述，除了“像日本的乞丐一样”睡在大街上以外，许多苦力只能睡在日本前两次战争中炸毁的建筑废墟之中。那些东北各处的破楼连门都没有。“商业是战争的延续”，这句话的字面意思在这里应验了，战争摧毁的残骸成为了工人陷入从军事竞争转到资本主义竞争的避难所。这些殖民主义经济的纪念碑之下，苦力时常成为盗贼或军阀的牺牲品。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满洲的工资水平不足以让大部分苦力有结余一天花20钱租房，但他们勉强能生存下去。安达说他们吃的是狗食，而相生则说是剩饭。贫穷的中国劳工能够省下一点点钱购买基本的生存要素，以应对第二天漫长的工作日。这其中包括鸦片，这些鸦片来自于为日本殖民官员服务的日本和朝鲜商人。和台湾的情形一样，鸦片市场的利润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大陆立足的必要基础。我们再次看到，商业是战争的延续。

日本帝国主义：世界是平的

20世纪一二十年代，几乎所有日本人关于中国劳工的叙述都展现了马克思所说的 “异化统治”，也即资本对劳动的形式吸纳。这一传统生产模式的转变微妙而重要，使得殖民资本家取得了“直接剥削他人劳动”的新地位（Marx 1977，1019）。马克思分析形式吸纳的转变时说，这主要是“统治与奴役造成的经济关系”（1026）。甚至连《满洲产业界眼中的中国苦力》这一管束自我言论的出版物也屡次提及满铁的中国劳工与日本经理层之间的殖民主义统治关系（MSSK，78—79）。安藤彦太郎引证过抚顺和烟台的两个满铁附属的煤矿中，中国劳工受剥削的情况广泛存在。1911年开始，这两座煤矿每年大约有超过1000例死亡或重伤，1926年和1927年两年，则大约有超过1万例有报道的死亡或重伤（1965，115）。

形式吸纳所塑造的生命政治主体性暗含着种族歧视的偏见，这使得苦力成为超人般强壮的工人，非人般愚蠢的个体，以及牲畜般服从日本殖民者和中国老板的奴隶。中国苦力不像愤怒的朝鲜工人或骄傲的日本工人，他们从不招惹上司（MSSK，38）。苦力被塑造成沉溺于鸦片、没头没脑、“逆来顺受”的主体，日本人以此来建构形式吸纳和殖民——被殖民关系的合法性。日本人为自己感到自豪，因为他们为苦力提供了工作岗位。用托马斯·弗里德曼，这位当代新自由主义鼓吹者的话来说，他们晚上睡得很安稳（至少比“他们的”苦力睡在帐篷里安稳），因为他们把世界弄平了，劳动和商品市场可以自由流动了。然而，凄惨的事实真相戳穿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谎言，《满洲日日新闻》的一篇报道说，一艘搭载了3000名中国苦力运往一个日本工作地的蒸汽船沉没，只有8个人幸存（MNNS，1913年3月21日）；时常有苦力忍受不了疲劳工作而自杀（1913年8月1日）；或者被日本流氓残忍杀害（1913年2月24日；1911年6月16日），或者因吸毒过量而死（1915年1月15日；1915年4月5日）。中国劳工被集中运往大连的时候，满铁的码头办事处把他们标记成“货物”，日本资本主义的狠毒手段可见一斑。《满洲日日新闻》的一段短文曾称，乘客（即日本人或欧美人）单独乘坐，而中国劳工则“与大豆和机器置放在一起”（MNNS，1909年6月16日）。日本帝国主义把中国劳工描述为“黑潮”，“活着只是为了干活”的生命政治主体，四处游荡、目不识丁，任其在大连市郊或塌陷的满铁煤矿自生自灭。“中国劳工”的话语产物是“活着只是为了干活”，我们将其生命政治倒转过来，则是有尊严地“干活是为了求生”。如上文及本书的第三部分所述，寻求“亚洲解放”的总体战动员将“干活是为了求生”扭曲成“为了生存而拼命干活”，最终变形为“干活是为了求死”的死亡政治。

本书描述的是日本如何在短短几十年间跃升为世界强国的，但与主流理论不同，马克弟注意到的是生命与劳动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他将视线集中于权力中心的外围——中国苦力、日本皮条客、被拐卖的日本女性以及穷困的朝鲜佃农，这些身体为日本帝国主义提供了能量和劳动剩余价值。他区分出了日本帝国主义扩张的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捕获、征用生命与劳动的形式：生命政治，神经政治，死亡政治。

书中，一些看似不相关的人物和现象被统一在同一个主题之下：抽鸦片的闯关东苦力、日本慰安妇、商品化社会下的现代男女、江户川乱步的小说、施虐与受虐……其中出现的劳动的身体、欲望的身体、上瘾的身体和死去的身体，都是资本主义运作过程中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