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阳初（1890—1990）是享誉世界的平民教育家和乡村建设家，著有《平民教育的真义》《农村运动的使命》等。他认为中国的大患是民众的贫、愚、弱、私“四大病”，主张通过办平民学校对民众实施生计、文艺、卫生和公民“四大教育”，培养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和团结力，以造就“新民”，
他主张在农村实现政治、教育、经济、自卫、卫生和礼俗“六大整体建设”，从而达到强国救国的目的。1923年晏阳初发起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成为一名乡村的“科学布道人”，一生致力于落后地区的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事业，被尊为“世界平民教育之父”。
晏阳初
“本固”然后“邦宁”
晏阳初反复强调，实施平民识字教育不是平民教育的目的，此举只是为了让平民掌握识字本领，重要的是进行平民识字后的继续教育，让他们通过识字掌握人类科学文化。他形象地打了一个比方：“识字好比一把钥匙，教育本身好比整个人生的宝库，这宝库固然要用钥匙开它，但不能说拿到了钥匙，便算进了宝库啊！”晏阳初所说的“教育”、“教育的本身”是什么？是平民的继续教育。可是，平民的继续教育历来被严重忽视，所以中国社会国无宁日，人无宁时。
中国之“本”是什么？“本”在何处？晏阳初认为“本”就是平民，他们85%住在乡村。所以，平民教育应当以乡村建设为依归。个中原因主要有三点：其一，中国的经济基础在农村。晏阳初说：“我们吃的、住的、穿的，甚至走的路都是由农而来。做衣服的棉、麻、丝、毛，作食料的米、麦、豆、蔬，盖造房屋的木料，便利交通的公路，哪一样不是农田的产品？哪一种不靠农村里的劳力？可以说，整个的中国经济基础在于农村。”
耕地的农民
其二，中国的政治基础在农村。农民对中央各部长的调动易位升迁，大多不相闻问；对省政府委员或厅长的进退，亦以为不关痛痒。但县长是正人君子还是贪污小人，却是不放松的问题。其原因是县长的廉洁与否，直接影响到他们的生活。“区长、乡长的好不好，这一区一乡的人更关心，因为与他们的生活更有切肤关系。”
其三，人的基础在农村。晏阳初认为，这一点比以上两点更重要。没有人民，土地何所用？主权何所寄？中国人口号称四万万，农民居80%以上，故雄厚的基础、巨大的力量均在农村。中国积贫积弱，主要原因是“忘本”，忘了“民为邦本”之“本”。晏阳初反复强调说：“现在惟一的办法是强固基础，坚固根本，‘本固’然后‘邦宁’。农村建设就是固本工作。中国今日惟一出路是要把广大人力开发起来，把这衰老的民族振作起来，把这散漫的民众组织起来，把这无知无识的人民教育起来，方可成为一个现代有力的新国家。”
平民教育实验
1922年晏阳初发起全国识字运动，号召“除文盲、做新民”，3月他转到湖南长沙组织平民教育讨论会,并在长沙推行他的《全城平民教育运动计划》，他将长沙分为52个单位，发动400名小学教师以游行、散发传单等方式宣传平民教育。不久他筹资组建了200所平民学校，先后招生2500余人，在长沙实验的全国识字运动是晏阳初平民教育理论的第一次大规模实验，取得了重大的影响。
陶行知
1923年在长沙获得成功的晏阳初来到北京，在文化名人张伯苓、蒋梦麟、陶行知以及时任北洋政府总理的熊希龄的夫人朱其慧等社会名流的支持下于3月26日组织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任总干事。平教会成立后先后在华北、华中、华东、华西、华南等地开展义务扫盲活动。
1926年晏阳初与志同道合的一批知识分子来到定县翟城村，推行他的乡村教育计划，1929年平教总会迁往定县，全力以赴地在这里开展乡村教育的实践。晏阳初认为中国农民问题的核心是“愚贫弱私”四大病，提出以“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三大方式结合并举，“以文艺教育攻愚，以生计教育治穷，以卫生教育扶弱，以公民教育克私”四大教育连环并进的农村改造方案。
晏阳初在河北定县推行的各项平民教育活动都从农民的切身需求出发，着眼于小处：为减少通过饮用水传染的疾病，平教会指导农民修建井盖与围圈，适时消毒灭菌；训练公立师范学生与平民学校学生进行免疫接种；训练助产士代替旧式产婆，向旧式产婆普及医学常识；建立各区保健所，培训合格医生；从平民学校毕业生中培训各村诊所的护士与公共卫生护士；为村民引入优良棉花和蛋鸡品种；组织成立平民学校同学会，建立村民自治组织；改组县乡议会，改造县乡政府。
晏阳初与爱因斯坦
1930年代初，晏阳初在定县的乡村教育实践得到官方的肯定，并决定将晏阳初的经验向全国推广，设立了乡村建设育才院，在中国各省划出一个县进行乡村教育试点，期间先后成立了定县实验县、衡山实验县、新都实验县和华西试验区等乡村教育实验区。1940年乡村教育育才院改名为乡村建设学院，晏阳初任院长。
平民教育的理念
平民教育要落实到乡村教育上面，乡村教育说到底又是乡村平民的素质建设。而乡村平民的素质建设说到底就是开发乡村平民的“脑矿”。在他看来，中国以农立国，人口泱泱四亿之众，但农村人口占三亿六千万，几乎占全国人口的90%，这是一笔了不得的财富。中国最大的财富就是这三亿六千万平民的“脑矿”，世界任何国家与之相比，都相形见绌。
晏阳初认为，中国以农立国，中国大多数的人民是农民，是苦力，尽管“中国开化最早，物产饶富，幅员之广，大于全欧；人民之多，甲于天下；所可惜者，厥为‘脑矿’未开，民智闭塞。倘‘脑矿’一开，民智发达，即可称雄于世界。”他自称有一大发现，这就是发现了“苦力”之“苦”和“苦力”之“力”，乃致力于开发苦力的“脑矿”。
乡村教育
平民教育不是“贫”民教育。所谓“贫”民教育是什么？是施舍教育，施舍粥、饭给平民，不仅平民教育促进会没有实力去做施舍的事业，而且施舍会导致平民失去尊严。平民教育是要平民自己掌控自己的命运，自己营建自己的幸福生活，自己起来建设独立富强的国家。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开发他们闲置数千年的“脑矿”，开发他们的智力，开发他们的创造力。
晏阳初的平民教育目标中，有两个字享有极高的地位，这两个字便是“自”和“力”。他希望通过平民教育全面调动平民自身的积极性和自身的力量，来进行乡村建设和乡村改造，政府官员及平民教育会的人员，只不过是引路的人。
第一个意义是自尊自信。强调自己要有自尊心和自信心，不可毫无目的地抄袭，不可把自己否定得一无是处；碰到麻烦或失败，不可气馁，妄自菲薄。他以“新教育”为例取譬：“现在所谓‘新教育’，实在是从东西洋抄袭来的东西。日本留学生回来办日本的教育；英美留学生回来办英美的教育，试问中国人在中国办外国教育，还有什么意义？各国教育，有各国的制度和精神，各有它的空间性与时间性，万不能乱七八糟地拿来借用。”
第二个意义是自救自治。中华民族到了危急存亡之秋，须动员农民自救自治。他说“时至今日，自杀易，自强难；求死易，谋生难”，要教育农民推诚相与，互相砥砺，中华民族一定可以自救。对于自治，他的论述更不乏独到之处。他说：“自治，不是一种恩赐，而是一种获取的成就。我们过去在定县及全国其他许多实验中心取得的经验肯定地告诉我们，民众在学会管理自己的学校、自己的现代农场、自己的合作社、自己的诊所之后，他们就不仅要求自治，而且也能够做到自治。”
晚年的晏阳初
第三个意义是自觉自强。晏阳初在北京大学发表了题为《中国农村教育与农村建设问题》的演讲，指出，“今日中国，危亡已迫于眉睫，今日所应施之教育为最低限度最基本必不可少之救亡图存之教育”；认为这种教育“最急需最迫切者”，便是教育农民自觉自强：“培养知识力，最低限度须培养其知民族意识与国家观念，能够自觉自强。吾人站在教育者的地位，一切一切都在启发他们。”
第四个意义是自给自养。千百年的封建势力，养成农村平民一种惰性，日出而作，日没而息，耕作方式是刀耕火种。所以，晏阳初主张平民继续教育，“最急需最迫切者”是“培养科学生产力，更换那些老农、老圃的旧习惯、旧技术，使其了然于人力可以胜天，一切自己均可创造，即养成其自给自养之能力”。
第五个意义是自卫自保。千百年的封建势力，使农民组织松懈，甚至毫无组织可言。老百姓彼此“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现在要达到救亡图存的目的，“最急需迫切者”便是“培养组织能力，养成纪律生活，方能自卫自保”，要使他们明了自卫自保的意义，掌握自卫自保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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