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涂鸦的隐秘文化知识|文物古迹|涂鸦|艺术史|铭文|雕像

导语：

今天，我们习惯于认为涂鸦是破坏性的或非法的，但古代人并不一定这样看待涂鸦。

萨卡拉（Saqqara）是一处古埃及遗址，数千年来一直是古埃及贵族的大型墓地。其中，最著名的是大约4700年前建造的左塞尔阶梯金字塔（Pyramid of Djoser，埃及第三王朝的国王）。今天，如果你去那里参观，可能会在阶梯金字塔附近建筑物的房间里，看到一个用玻璃保护的题词碑文。这不是普通的碑文，这其实是旅行者的涂鸦。那为什么还要保护这些涂鸦？因为这是3000多年前一位游客在这里留下的。

萨卡拉-左塞尔阶梯金字塔建于第3王朝，这些铭文是第18、19王朝时期写上去的涂鸦。

涂鸦似乎无处不在，古代的涂鸦也不例外。事实上，“涂鸦”（Graffiti）一词最初引入英语，是用来描述庞贝古城（Pompeii）房屋墙壁上的古代文字和图像。在19世纪之前，像“sgraffito”或“sgraffiato”这样的意大利词汇被用来描述用在建筑和陶器上装饰技巧 —— 通过刮擦白色涂料，可以露出物体底层不同的颜色。到了19世纪初，意大利人开始发现并着重注意到庞贝古城内外墙壁上的一些铭文和图画，这个词语也随之被用来形容这些图文。1859年，在《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1802年发刊）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庞贝涂鸦的匿名调查，揭示了这个词汇在英语中的使用时间，这其实已经是很晚的事情了：在文章中我们看到了“所谓的涂鸦”，这个词其实“很难在英语中找到与之对应的词汇。而法国人不经翻译就把它纳入了法语之中，”文章评论家补充道。

“涂鸦”是什么意思呢？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学者们使用了该术语graffito（单数形式），在技术意义上指的是在表面上有划痕的东西。它与绘画或铭文形成了对比（有时被称为dipinto）。但涂鸦在学术中也有更广泛的用途，它包括各种媒介的铭文 —— 雕刻、绘画、用粉笔或木炭笔书写等等。

这些铭文都有什么共同点呢？今天，我们习惯于认为涂鸦具有破坏性或非法性的。但古代人并不一定这样看。以埃及法老阿蒙霍特普三世（Egyptian pharaoh Amenhotep III，约公元前1350年）在卢克索遗址（Luxor，底比斯）前的曼农巨像（Colossus of Memnon）为例，巨型雕像的腿上覆盖着希腊铭文，这些铭文是罗马上层旅行者在雕像建立1000多年后留下的。不仅仅是罗马旅行者，在赫利奥多鲁斯（Heliodorus，古希腊作家）关于凯撒利亚·巴尼亚斯（Caesarea Panias，即今天以色列的巴尼亚斯遗址）的一篇凄美铭文旁，永远刻着19世纪法国探险家和学者弗雷德里克·卡约（Frederic Cailliaud，1787-1869）和皮埃尔·莱托泽克（Pierre-Constant Letorzec，1798-1857）的名字。英国古典主义者玛丽·比尔德（Mary Beard ，1955）认为，各种各样的希腊铭文过于专业，涉及到太多的劳动生活，以至于被贴上涂鸦的标签。但涂鸦作品也可能很费时间，而且符合专业标准。或许我们不应该用这些标准来定义涂鸦。

卢克索遗址（底比斯）- 曼农巨像。

曼农巨像（细节图），雕像腿上覆盖着大量希腊铭文。

重要的是要记住一点，涂鸦是一个现代词汇。据我们所知，古代人并没有真正的对等概念。这意味着这个概念是一个现代范畴，我们在如何定义它上有一定的自由。但无论是专家还是广大公众，在描述古代或现代涂鸦时，这个术语只适用于描述仓促写就的、业余的文字或图片。涂鸦通常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它们是非正式性，并且写在最初不打算用于书写文字的表面之上。正因为如此，他们可能会显得不够专业，或者没有目的性便快速完成了。

不管怎么定义，学者们都会很钟爱古代涂鸦。无论是绘画还是铭文，无论是快速还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创作，这些文字和图画都让我们得以窥见一个我们以往基本上看不见的世界。许多涂鸦的例子（但肯定不是全部）都是由普通人写下的，他们可能没有从事过专业类型的写作，或者只是反映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精英和非精英的），否则只有在文学和历史资料中才会有所暗示。这种潜力很快就被人意识到了，这位匿名的《爱丁堡评论》的作者指出，“恰当地考虑，它们不仅对自身非常好奇，而且还有意揭示古代世界的日常生活和礼仪。”我们对过去的了解很多都来自涂鸦，从现存最早的字母表（在西奈半岛的塞拉比特哈迪姆遗址上有将近4000年的涂鸦）到最早的耶稣画像（亚历克门诺的涂鸦，可能来自公元二世纪或三世纪，显示了一幅用驴头嘲弄耶稣的图画）。

最早的耶稣画像， 亚历克门诺涂鸦（Alexamenos graffito）。

亚历克门诺涂鸦，石拓印的图纸痕迹。

阿拉伯半岛北部有一种名为Safaitic字母书写的岩石涂鸦，它为该地区的历史和伊斯兰教之前的阿拉伯语提供了重要且新颖的信息。最早的亚美尼亚字母是朝圣者在前往西奈山路上写下的涂鸦。在庞贝这样的大型遗址上，也有各种各样的涂鸦，它们用了几种不同语言书写，从角斗士比赛，到竞选广告，再到关于性爱的场景。

由拿破仑远征队在前往西奈山的路上收集的亚美尼亚、希腊和科普特人的涂鸦/绘画。摘自 《埃及记述》（Description de l’Égypte，1809）第5卷第57页，由 约瑟夫·库特尔（Jean Marie Joseph Coutelle，1748-1835，法国工程师）绘制整理， 尼古拉斯（Nicolas Xavier Willemin，1763-1833，法国版画家）雕刻版画。

学术界对于古代涂鸦的关注正在增加。这反映在专门研究古代涂鸦制作的新作品上。《穿越历史的涂鸦》（Scribbling through History，2018出版），这本书里就有关于记载古代和中世纪涂鸦的文章；凯伦·斯特恩（Karen Stern）的《在墙上写字》（Writingonthe Wall，2018年出版）是第一本关于古代犹太涂鸦的综合性研究。“古代涂鸦项目”（Ancient Graffiti Project）因致力于将庞贝和赫库兰尼姆（Herculaneum，另一个被维苏威火山摧毁并埋葬的意大利古城）的涂鸦作品介绍给公众而受到关注。2019年10月，庞贝古城发现了一幅新的涂鸦，尽管有人夸大了这幅涂鸦可能会“改写历史”，但却为人们提供了宝贵的新证据，不仅为庞贝毁灭日期的争论提供了证据，也为古代文化实践和经济活动的季节性提供了证据。

庞贝遗址一处关于选举的涂鸦。

尽管考古学家、遗产专家、媒体和政府都喜欢古代涂鸦，但他们似乎也同样谴责古代遗址上的现代涂鸦。涂鸦是“污损”（defacement ）、故意破坏、玷污，表现出一种根本的不尊重，它使历史建筑“毁容”（disfigured）。英国遗产信托基金会（Heritage trusts in the UK）将涂鸦行为称为“攻击”（attacks），并担心这种涂鸦会“扰乱视觉”，那些负有责任的人“应该感到羞耻”。涂鸦充其量是“令人震惊”和“厚颜无耻的鲁莽”；在最坏的情况下，它应该被归为恐怖主义。Z.拉维（Z. Lavie）在1956年的一篇以色列杂志文章中写道。“墙壁会因为大量游客的名字而变成黑色或白色，一段现代人的情话刻在了文物之上：来自莫茨金村的伊扎克决定爱上亚实基伦的丽娜，一个追随者在犹大·哈-纳西（Rabbi Yehuda ha-Nasi）的坟墓上刻下的情话让文物显得特别醒目。”最近，以色列考古学家拉兹·克莱特（Raz Kletter）对这些行为进行了调查，他称涂鸦是一种“顽固而愚蠢的习惯”，它已经“成了一种瘟疫”。

但纵观历史，将涂鸦视为破坏行为并不是一种普遍的态度。毕竟，庞贝的富人们经常在自家的内墙上涂鸦。朱丽叶·弗莱明（Juliet Fleming，英国作家）等学者指出，涂鸦或许是早期现代英国最常见的写作形式。这种行为远非试图诋毁，而是一种尊重和带有敬意的表现，甚至是试图超越现实的尝试。从古代的犹太教堂到中世纪和早期的现代欧洲教堂，再到耶路撒冷的西墙（Western Wall），涂鸦往往意味着与神的沟通或关于神的交流。有时候，这是作者试图在其短暂的一生之外，保存自己的记忆，或对某件事或某个人的记忆。1866年，利比里亚政治家和教育家爱德华·威尔莫特·布莱登（Edward Wilmot Blyden，1832-1912）访问利比亚期间，在胡夫金字塔（Great Pyramid at Giza）入口处不仅刻上了自己的名字，还刻上了“利比里亚”（Liberia）几个字，而在他刻字的旁边还有300年来其他数百个名字。布莱登后来写道，“至少我们那个小小的共和国的名字将会在这里流芳百世，这是一定的。”

彼得 . 萨恩勒丹（Pieter Saenredam，1597-1665，荷兰黄金时代画家）， 《乌得勒支教堂内部》（The Interior of the Buurkerk at Utrecht），1644，木板油画。描绘了信徒在教堂内涂鸦来与神进行沟通。现藏于 伦敦国家美术馆（National Gallery，London）。

对于19世纪的法国摄影师费利克斯·邦菲尔斯（Felix Bonfils，1831-85）和他的工作室来说，涂鸦可以用于商业目的，就像他在巴勒贝克巴克斯神庙（Temple of Bacchus at Baalbek）入口处大肆书写广告一样。但渐渐地，邦菲尔斯的广告又被其他游客的涂鸦所覆盖了，在这种情况下，当地游客也开始模仿曾经的欧洲游客，留下了阿拉伯文和拉丁文字。在丹铎神庙（Temple of Dendur），在众多欧洲旅行者的名字中，一张邦菲尔斯的照片显示了寺庙墙壁上绘有工作室的名字。但也可以看到简短的文字“摄影师Girgis”，这可能是指的是贝鲁特的先驱摄影师Georges Sabounji。邦菲尔斯在当地的助手一般都是匿名的，但在这里，至少有一些助手给后人留下了他们的印记。

费利克斯·邦菲尔斯， 《黎巴嫩巴勒贝克巴克斯神庙入口》，约1880拍摄。大门上布满了白色涂鸦文字。

费利克斯·邦菲尔斯， 《巴克斯神庙入口》涂鸦细节，约1873拍摄（1877，在法国阿莱印刷），彩色蛋白银印，28.4 × 23.2 cm。

埃及丹铎神庙和尖塔遗址，建筑的门口墙壁上写着大大的“邦菲尔斯”（BONFIL）的字母。

关于这些涂鸦的案例，早在一两个世纪前就出现了，它们被反复地误解为非法的、颠覆性的或亵渎性的，但这仅仅是将当前的涂鸦观点投射到看起来完全不同的过去观点之上。在墙上写字，无论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室内的还是室外的，在欧洲（更不用说整个世界）都被广泛接受，直到近代早期甚至更晚，至少在很多时候，很多地方都是如此。在这样的背景下，这种“愚蠢的习惯”实际上看起来像是一种历史规范。也许将涂鸦视为愚蠢行为的观点才是不寻常的。

这个词出现在19世纪可能并不是巧合。也就是说，涂鸦被命名，并被认为是一个单独类别的这一时期，在墙上和纪念碑上刻字不再被社会视为可以被接受的实践。涂鸦只有在被认为是不正常的时候才需要命名。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大卫·罗温索（David Lowenthal，1923-2018）所写道，19世纪是过去成为“异国”（foreign country）的时代，这或许也不是巧合。在西欧和北美，人们对过去的态度早已改变。过去被视为与现在截然不同的世界，因此，它们仅仅只是作为需要保存下来的重要遗迹而已。这便可以解释了人们对古代遗址和现代涂鸦态度的转变之根本原因。

我们对古代和现代涂鸦态度的典型矛盾，罗温索在1990年写给《泰晤士报》（Times of London）的一封信中得到了完美体现:

如果有一天早上，我发现古代门柱上刻着 “John Scott 1990”我会感到愤怒；如果我绕过门柱，在另一边看到刻着“Iohan Scot 1790”，我会因这一发现而兴奋；如果我在一层又一层的油漆下面发现了“Iohan Scotus MCCCXC（1392年的罗马数字）”我可能会在《泰晤士报》上新闻头条。

作者接着问道：“那么，在什么时间节点上，破坏者从被起诉变成了被保护的人？”古代涂鸦专家珍妮弗·贝尔德（J.A. Baird，1978，英国考古学家）和克莱尔·泰勒（Claire Taylor，1978），将埃及政府对古代游客涂鸦的近乎崇敬与对一名中国游客在卢克索寺庙上刻下自己名字的强烈抗议并列在一起。我们是否应该谴责在埃及遗址上的现代旅游涂鸦？它就坐落在我们所赞赏并保护的古罗马旅游涂鸦附近。我们是否应该谴责100年前虔诚的犹太人在西墙上的铭文是在毁损历史容貌和破坏公物？如果两三千年前就开始骂涂鸦的人会怎么样？我们是不是将失去很多关于过去知识的记载？我们如此严厉地取缔这些地方的涂鸦，是不是剥夺了子孙后代的某些东西？

20世纪初，耶路撒冷西墙的礼拜者和涂鸦者。

耶路撒冷圣墓教堂（Church of the Holy Sepulchre, Jerusalem）入口处的涂鸦，刻有：希腊文、叙利亚文、阿拉伯文和亚美尼亚文的十字架和铭文。

在历史古迹中，也许保护不应该视为唯一价值，或者是最重要的价值。玛丽·比尔德在“牛津文学节”（Oxford Literary Festival）上发表了一篇颇具挑衅性的演讲，她表示，把庞贝遗址限制在学术领域范围内，将是比眼睁睁地看着其废墟恶化更加糟糕的命运。“即使庞贝失去了一座房子，这个世界也不会停止运转。”这并不是鼓励人们在古代遗址上随意乱涂乱画，或其他蓄意破坏。但也许我们应该换一种思路和角度来看待这种做法。

涂鸦为我们提供了关于人类历史的丰富信息，但它所做的远不止这些。它提供了一种生动方式来思考我们与过去的关系，很久以前的人们是如何与我们处于相似的境地，但同时又被一条巨大的鸿沟所隔开。过去的人们对于像在墙上书写非正式文字这样的事情，往往持有非常不同的态度，并且经常把这些书写用于不同的用途。然而，对他们来说，就像对我们一样，涂鸦常常是一种平凡行为的奇特组合，一种平凡的追求永生的行为，一种为超越我们自己生命而奋斗的东西。游客在他们所参观的景点留下涂鸦的现象似乎贯穿了整个人类历史。值得注意的是，萨卡拉一幅有着3000年历史的涂鸦，在阶梯金字塔已经很古老的时候便已经留下了。也许最重要的是，涂鸦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奇妙的感觉 —— 让我们对人类存在的所有矛盾感到惊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