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八画生者，长沙布衣学子也。但有能耐艰苦劳顿，不惜己身而为国家者，修远求索上下而欲觅同道者，皆吾之所求也。”

这是1915年夏天登载在长沙一家报纸上的“征友启示”，此文一出，长沙各学校同学一片愕然，广告征友，头遭所见，此君独思妙想，令人佩服。

此“二十八画生”正是毛泽东笔名，那时交友方式极为简单，无非就是同窗之谊与校内活动，或乡党介绍，所以，毛泽东出此奇招，实在是益友知己难寻呀。

◆青年时期的毛泽东

这次征友，虽然搞得动静很大，但效果并不理想。毛泽东后来自己也承认，前来应征的，只有三个半人。而他所指的“半”个，就是后来中共历史上，著名的“左倾”主义代表—李立三。当时李立三虽然和他见了面，但并没有交谈过多就离开了，所以在他看来，他俩的这次见面，只能算是半面之缘。李立三回忆说，当时见毛泽东正在埋头看书，不方便打扰所以就离开了。

除了李立三，另两位应征者，虽然与毛泽东，有过短暂的相交，但最终因双方志趣不同，交往不深。因此，毛泽东的这次征友，仅存的一点硕果，只能算是罗章龙了。

虽然，毛泽东的这次奇举被人津津乐道，引为奇谈，可一师部分同学们都甚感不解。润之在咱校，朋友不算少啊，为啥还登报征友呢？

对此，毛泽东同学兼好友张国基先生回忆说：“润之喜欢看历史书，他常说韩信是个奇才，点兵多多益善，自己目前暂时点不了兵，那就只能先让朋友多多益善。润之入学没多久，就有了强烈的交友愿望。比如，每天晚饭后，他都爱约几位好友，沿着湘江东岸去散步，一路上，他们热议时局，探讨学问，交流读书心得，常常走到猴子石，才返回学校。”

为了进一步和这批伙伴交流，据张国基讲：“毛泽东还特意组织了一个读书会，让会友之间交换阅读，这样，大家用很少的钱，就能多读不少书。为此，同学们都很感激他。”

那时，班里有个同学，因奉父母之命，与校长的侄女订了婚，但这位同学却对婚事很不满意，为此特别痛苦。这件事毛泽东听到后，就找这个人谈心，让他振作起来。同时，毛泽东还亲自拜访了那位校长，向其阐述了包办婚姻的种种危害。见毛泽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最后，校长也被毛泽东打动，同意解除了这桩婚约。此事过后，这位仁兄逢人就讲：“润之太够哥们儿了，他真是值得信赖的好朋友。”

另外，在与朋友相处上，毛泽东还特别讲究一个诚字。他常言：“高谊贯日月，精诚泣鬼神。”他认为，如果人人都能以诚相待，世风就会发生转变。

对此，罗章龙也说：“毛泽东这个人，待友非常至诚，大家在一起时，无论谈什么，他总是有话直讲，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

当然，毛泽东更让同学折服的，还是他勇于担当的气概。

比如，毛泽东因抗争校长张干之事，差点被学校开除。其实，增收十元杂费这点钱，对毛泽东这样的富户来讲，实在是算不了什么。然而，当那些穷苦学生，恳请他出来牵头时，他并没推三阻四，而是勇敢地站了出来。毛泽东这种为他人利益，敢于两肋插刀、牺牲自我的精神，自然打动了大家。

◆毛泽东的同学兼好友张国基，后成为著名的华侨教育家

应当说，毛泽东所做的这些努力，心血并没白费，入学没多久，他就聚集了一批铁杆粉丝。比如，周世钊、萧三、张国基、罗学瓒、邹蕴真、彭道良、陈赞周等等。

尽管身边的朋友多了，大家对他也很是尊敬，但实事求是地讲，与这帮好友相处久了，毛泽东仍感到有种缺憾。

原因很简单，毕竟这些人，都是从中学直接考入一师的，他们不像毛泽东，进校前当过兵，又在省图书馆自修过，而且读了大量课外书，因此双方之间，无论年龄或阅历上，都有不小的差距。当然，毛泽东心里也明白，想让这帮同伴短时间内，就能与自己发生思想碰撞，引起精神共鸣，显然也是不现实的。

就在毛泽东苦闷之时，有一次，老师黎锦熙约他谈话，没想到这次深聊，二人不仅一见倾心，黎锦熙还成了毛泽东期盼已久的知己。

在给萧瑜的信中，毛泽东也慨言“吾与黎君，其言甚合，感之最深”，黎是自己“有生至今，一难得知己也。”

另外，黎锦熙虽为师长，可他比毛泽东只大三岁，年龄上的相仿，也拉近了二者之间的距离。

虽然，毛泽东与黎锦熙的相交，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自己的缺憾，但身为教师，黎锦熙毕竟白天有课要上，晚上还要备讲义，再加上他已成家，毛泽东也不好意思时常打搅。因此，他更希望在学生之中，也能物色到一位精神挚友。

◆黎锦熙（前左一）与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九三学社其他代表合影

恰巧，就在这时，毛泽东在阅览室的展板上，读了萧瑜写的文章，觉得他很有思想，于是，就产生了想与萧瑜结识的愿望。

对此，萧瑜回忆说：“有天早晨，我在走廊碰见了毛泽东，他面带微笑，向我打招呼，寒暄过后，我们有了第一次的交谈。接着，他又请求说，下午上完课，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看看你的作文。一番交流之后，我们成了很亲密的朋友。”

据萧瑜讲，他们交往之后，傍晚一起散步，成了一种习惯。他俩不仅高谈阔论，还时常作诗取乐。除了散步，二人还常到妙高峰上，相互论道，促膝而谈，关于这点，萧瑜有专门的描述：

“我们常在夜里，坐在星月下，一边远眺城里的万家灯火，一边高谈阔论，试图对中国的未来加以预断。有一次，像往常一样，我们登上峰顶，找块草地，坐了下来。正聚精会神地谈着，突然，学校的号角响了，我们知道，此时，大家都已进了寝室，半小时后，随着熄灯号角的再次响起，忽然间，整座学校都被卷入黑暗之中，而我们两个尚未就寝的学生，仍在得意忘形地倾谈。”

按说，有了黎锦熙、萧瑜做沟通，毛泽东总该知足了吧，可与他们接触久了，毛泽东还是觉得，有些不甚满意，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黎锦熙、萧瑜二人，都好静不好动，书生气十足。他们平时最大的喜好，就是躲在书斋里钻研学问。而毛泽东则不同，他不仅痴迷读书，更酷爱运动，尤其对锻炼意志一事，格外上心，这就使双方之间，在兴趣爱好上，有了很大的差异。

另外，毛泽东这个人放荡不羁，不拘小节，而萧瑜则颇为讲究，特爱干净，因此，两人在生活上，也时不时会发生一些小小的不愉快。

萧瑜曾讲：“我这个人特爱整洁，衣服稍脏，马上就洗，但润之对此毫不在意。还有，每次饭后我都要刷牙，他却不以为然，就笑我说，吃过饭，有必要非刷牙么？这是纨绔子弟的做法！为此，还送了我一个‘富人子弟’的绰号。另外，保持书桌和房间的整洁，也是我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即使没人检查，我也会如此。有次，我就开玩笑说，大英雄，如不能治理房间，又焉能治理天下？毛泽东则回答道，大英雄一心想着治理天下，自然就没时间治理房间咯！”

正因他们习性上的不同，所以，毛泽东再次企盼能找一位琴瑟相合之友，没想到，在老师的哲学小组里，这样难得的知音，真还让他遇见了，这人就是蔡和森。

蔡和森与毛泽东两人，不仅在许多问题上，都看法一致，观点相同，而且，他们的脾气秉性、兴趣爱好，也十分相似。

比如，两人都爱游泳，都爱运动，都注重意志力的培养，都强调要想有所作为，就必须经受风雨的考验。

◆电视剧《恰同学少年》中的毛泽东（左二）与蔡和森（右一）

与蔡和森相识没多久，那一年的暑假，毛泽东就没有回家，而是和蔡结伴，住在了岳麓山里，他们清晨起来，跑步爬山，中午下河游泳，晚上又坐在一起，探讨哲学问题。后来，毛泽东又与蔡和森多次深入乡下，访贫问苦，进行民间考察。

说起他们的趣味相投，张国基也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他们俩都有一种特殊的嗜好，那就是喜欢在风雨中爬山，大雨滂沱之时，两人也不戴斗笠，不打雨伞，直到将全身淋透，方肯罢休，有时，跑到了爱晚亭，浑身还湿淋淋的，他们连衣服都不换，就坐在那开怀畅谈。即使夜幕降临，二人也不返校，而是住在山中，露宿通宵。”

正因两人关系甚笃，所以求学期间，他们就被誉为天作之合。

除了蔡和森，在哲学小组里，毛泽东还结交了另一位好友陈昌。

应该说，在蔡和森之外，和毛泽东最对脾气的，当属陈昌了。1915年暑假，毛泽东借居芋园与陈昌为伴，当时他俩不仅每天探讨学问，还常互阅日记。当然，最能说明二人情谊的，就是这次发征友启事，毛泽东没选别人，而是由陈昌进行转交，从这件事，也不难看出两人关系的亲密。

看到这里，也许有人会说，既然学问上，有黎锦熙做知己，文学上，有萧瑜做知音，运动和意志锻炼上，又有蔡和森、陈昌来相伴，那毛泽东还有什么不知足的，他又干吗还要费尽心机，到校外征友呢？

不可否认，自从与黎锦熙、萧瑜、蔡和森、陈昌等人相交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毛泽东在精神上都是充实的，快乐的，而且他的业余时间，也基本是跟这帮朋友泡在一起，然而，此番的美好时光，并未维持多长时间，1915年，接踵而来的几次变故，一下打破了毛泽东的这种惬意。

先是黎锦熙6月上旬，突然接到北京调令，被聘请去教育部，担任了新教科书的编审。虽经校方一再恳请，黎锦熙并未马上动身，但毛泽东知道，暑假一过，老师就要离开长沙，前去北京高就，从此天各一方，二人只能靠书信，互诉衷肠了。

接着，六月下旬，蔡和森又跳级考入了湖南高等师范学校。之后，七月中旬，萧瑜和陈昌也同时毕业，一个去了楚怡小学，一个去了一师附小。

尽管这三人，并未离开长沙，但进入新环境后，为了应对新的局面，他们与毛泽东也是聚少离多，不可能再像从前那样，时时相伴，经常沟通了。

短短两三个月，知心朋友都离开了。正是挚友的相继离去，使毛泽东倍感失落，这才让他有了到校外征友的念头。

给黎锦熙的信里，他也坦言：“生平不见良师，求友之心甚炽，故暑假后，乃作一启事，张之各校。”

启事发出后，他又写信给萧瑜说：“交友不博，则见识不广，少年时学问寡成，而壮年则事功难立，故求友之心甚热。”在信中他还恳请萧瑜，贵校有贤者，可为介绍。

由此不难看出，当时，毛泽东的求友之心，又是多么的殷切。

当然，除了挚友的伤别离，据萧瑜讲，毛泽东当时急切征友，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当时正积极筹划创办新民学会。而毛泽东认为，要组建一个有影响力的社团，不仅要依靠一师的力量，还要吸收校外的人才，只有结成一个坚强的集体，共同奋斗，才能实现梦想。

◆毛泽东（二排左三）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湘潭学友会与同学合影

实事求是地讲，在一师的头两年，毛泽东的交友圈子，其实并不大。

然而，经历这次征友之旅，同学们都发现，毛泽东在择友的观点上就是：只要一个人心地善良，很有上进心，他就愿拿出真诚，与之为伴。

毛泽东自己也说：“吾之求友，惟守‘善与人同’、‘取人为善’，人若有善，虽隔千里，吾亦求之。”

即使对待那些行为粗俗，大字不识的黎民百姓，他也会拿出诚心，与之相交，正因如此，许多工人和农民，都与他成了要好的朋友。

除了真诚以外，毛泽东也十分宽容。有段时间，毛泽东与萧瑜之间，因习性不一，观点不同，就曾闹过不小的摩擦，为此，两人的关系还有点疏远。但萧瑜毕业后，他们又热络起来，彼此不仅经常通信，每当相聚时，毛泽东对萧瑜的缺点，也尽量给予包容，即使有了分歧，也不再与之较劲，而是心平气和地跟他去沟通。

萧瑜也承认：“虽然我们之间，无论性格背景，还是生活习惯上，都有很大的不同，但相处久了，却越来越欣赏彼此，并深深觉得，必须学会相互尊重，即使有了观点的争议，也不妨碍我们严肃的讨论，而且，每次彼此批评之后，我俩总以大笑来作结束。”

说到宽容，毛泽东在日记中，也这样写道：“度而后量，明辨而广交，以胜天下者，在乎的是德量和气度。”

好友萧三也讲：“那时，润之就常言，每个人都有他的长处，所以看人，应多看其优点，不能因为一点不足，就斤斤计较，锱铢必究。”

另外，毛泽东对错误不回避，不怕担责的精神，也深让朋友们感动。说到认错，毛泽东就慨言：“惟有善人，才能尽受他言，并闻则改之。”

所以，毛泽东认为，“人的一生，最重要的，就是要有改过之精神。”

在有错必究，知错必改上，毛泽东最生动的例子，莫过于对黎锦熙上调一事，所做的反思。黎锦熙奉命上调进京后，毛泽东曾因误听传言，说老师要弃教从政，为此，曾给黎锦熙写信，提出规劝，函中不乏一些过激之语：“足下以待有为，绝不可急图进取，否则将为愚人所用矣。”

后经多方打听，他才知道是自己误解了老师，为此深深自责。给黎锦熙的复信中，他也一再检讨：“去年冬，曾上一函，所言多为不是，望请谅之。其实，兄之所处，不过编书而已，并无乘权借势之意，既然做的是书生事业，进退之义又有何妨？故前之所言，诚知不当，实乃小弟妄言也。”

读了毛泽东的来信，黎锦熙深为感动，在夫人贺澹江面前，也夸赞毛泽东，称他胸襟广阔，气概不凡，是难得的可造之材。当然，征友之事过后，毛泽东最大的变化，还是对学友会的态度。

◆1919年11月16日，新民学会部分会员在长沙周南女校合影。后排左四为毛泽东

据同学回忆，入学头两年，毛泽东对学校组织的活动不怎么上心，当时，无论健身练体，还是探讨学问，他基本都是和朋友一起，在一个小圈子里进行，然而从1916年开始，毛泽东对学校的社会活动，有了积极参与的热情。

刚进学友会，毛泽东最初担任的是文牍（文学部长）一职。上任伊始，他主要抓了两项工作，一是举办了演讲辩论大赛，二是将读书会的模式，向全校推广。这样不仅锻炼了同学的口才，而且，让大家在多读书中多多受益。

另外，毛泽东还为校志愿军的建设，提出了不少好的建议，平时，在他的带领下，同学们经常进行实战演习，这也大大提升了学生的尚武精神。

还有，针对学生生活上的一些实际问题，毛泽东也积极向校方建言献策。尽管，他为大家没少办事，但他从来不讲哪些事都是他干的，哪件事全是他的主意，他的这种谦逊作风，也为他赢得了很好的口碑。

正是鉴于毛泽东的这种高尚品格，所以，1917年6月，在全校所举办的人物互选中，他不仅得票最多，而且，在人品、自治、胆识、文学、语言、才能六项评比中，还是唯一获得全优的学生。

评比之后没多久，毛泽东又迎来了新的机缘。方维夏老师主抓校务后，鉴于原学友会工作不力，决定对其进行改选，而在这场竞选中，由于毛泽东才能卓越，又有积极为大家办事的精神，因此，他以高票当选为新一届学友会的总务。

担任该职期间，毛泽东除了带领大家，积极开展各项文体活动，还做了不少深得人心之举。在毛泽东的倡导下，一师所创办的工人夜校，让学生获益匪浅。鉴于他上任后，其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校方当局对学友会，也变得十分重视，比如，开教务会时，就常常邀请学友会的代表，也前来参加，这样，就使同学们的意见，得以上传下达。

当然，毛泽东最让同学景仰的，还是他带领校志愿军，抵御北洋溃兵的壮举，这件事不仅保卫了学校，解救了长沙，也让他在同学中，赢得了巨大的声誉。正鉴于此，在接下一年学友会的选举中，毛泽东再次高票连任。

回首毛泽东担任总务的这段经历，应当说，他除了为大家办事，还充分展示了，自己的出色领导力和组织才干。

萧瑜也承认：“润之这个人，一旦做他感兴趣的事，他总会花功夫去精心谋划，在这方面，他绝对是杰出的谋略家和组织者。”而同学萧三，更是称赞他“具有超人的领导天才”。

虽然，上面讲了这么多毛泽东交友的事迹，但要论其交友上的最大成果，那还得说是新民学会的创办。

◆毛泽东（左七）与新民学会部分会员在上海合影

说起该会的筹划，据萧瑜讲，其实，早在1915年秋，毛泽东就有了这样的念头。萧瑜回忆说，有一次，他俩见面时，毛泽东激动地对他讲：“要想改造中国，就必须集结一股力量才行，所以，我们应把更多的人组织起来，建立一个团体，来共同信奉一个理想，这样才能做成大事！”

对毛泽东的这个想法，萧瑜当时也非常赞同，就说：“要选就选最优秀、最精干，并怀有崇高理想的人。”

接着，毛泽东和萧瑜认真讨论了新团体应奉行的宗旨和制度。最后，毛泽东提议说，团体还应起个好名字，毛泽东的建议是叫新民学会。

然而，接踵而来的变故，却干扰了毛泽东的这种设想：一是，萧瑜、蔡和森、陈昌等三人，都刚刚上岗工作，为了应对新局面，他们都把主要精力，放在了事业的拓展上，在这种情况下，三人已无暇再顾其他。而缺了他们的配合，毛泽东自然是孤掌难鸣。二是，校外征友的不理想，也让毛泽东颇为受挫。鉴于当时的情形，他也只能将建立新民学会之事，暂时放下。

虽然，由于客观原因，毛泽东的这个想法一时未遂，但他对组建团队，抱团取暖的念头，却从未死心。

毛泽东认为，在现代政体下，个人的单打独斗，已决然不行。一个人要想在政治上大有所为，就必须依托一个政党，有团队和组织的支撑，才能取得成功。尤其是通过对曾国藩、孙中山、宋教仁等政治精英成长之路的系统化研究，毛泽东更加坚定了这种信念。

1918年春，经过一年多的蛰伏和准备，毛泽东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了，于是，他的这个想法，就又强烈地冒了出来。再加上这时蔡和森、萧瑜、陈昌等人的工作，也趋于稳定，他们也能拿出时间，愿与毛泽东进行配合。就这样，在毛泽东的不断鼓励和积极斡旋之下，1918年4月18日，在蔡和森的家里，新民学会终于诞生了。

说起参会的场景，老会员陈书农回忆说：“至今，我仍清楚记得，那天是星期日，蔡家的门口，一棵桃树开满了花。当时，参加会议的一共十三人，有毛泽东、蔡和森、肖三、张昆弟、罗学攒、陈昌、熊光楚、萧子升、罗章龙、邹蕴真、陈书农、何叔衡，还有一个我记不起来了。”

萧三也讲：“那天，会上还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章程，宗旨是‘砥砺品行，研究学术’。还有，会员们必须要遵守几条戒律，如不剽、不赌、不娶妾、不贪污等，而且，彼此之间，也要相互批评，多提意见。”

据说会上，大家还推举毛泽东为学会总干事，但他谦辞了，最后改为萧瑜担任，他则为副的。会议还规定，以后每周或半月，都要开会一次，研究学术，讨论国事问题。

◆青年毛泽东探讨救国之路（油画）

虽然，新民学会从成立到结束，只有短短三载，却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灿烂的篇章。

1918年秋，勤工俭学大潮兴起，新民学会从中运筹帷幄，运动如火如荼进行，五千留法学生中，湖南青年占据了近四分之一。

最值得一提的是，该会对中共的贡献，虽然，其会员总共不过几十位，却为中共奉献了四个政治局常委、十几名中央委员，还有十四位革命烈士。即使一些会员，没走革命之路，但在其他领域，也都成就斐然。例如，萧三成了诗人，周世钊、陶斯咏则在教育界颇有建树。

可以说，新民学会的成立是毛泽东诚心交友的真实反映，正如他自己所说，志同道合的益友知己都是多多益善的。毛泽东把自己的朋友团结在一起体现了他的组织才能，而新民学会更是培养了毛泽东的团队运作技巧，难怪有人会说，新民学会是毛泽东政治的摇篮，为毛泽东后来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