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1月30日,正值春节,各地都洋溢着喜庆的气息,湖北潜江周矶镇的江汉油田矿机研究所职工章常根却是忧心忡忡,他儿子章雷下午在周矶兴隆河大堤边玩耍,迟迟没有回家。

章常根六点过就去河堤边寻找过,没有找到儿子,事情传到研究所,领导组织了一帮职工帮忙寻找,附近的群众也加入了搜寻队伍,可整整找了一夜,都没发现小章雷的踪迹。

“别急别急,可能是玩累了,在哪个林子里睡着了。”尽管大家心里都隐隐有不好的预感,却还是这样安慰着章常根夫妇。

直到次日清晨7时许,一只鞋子的出现让事件变得明了了起来。

鞋子是章雷失踪时穿的旅游鞋,只有左脚,不见右脚,是邻居在章常根居住的楼下发现的。鞋内有张纸条,上面写着:“你儿平安,不要报警,不要让任何人知道,到王家面馆门前树下找第二张纸条。”

章常根夫妻按纸条提示,果然在王家面馆门前的树下找到了第二张纸条,内容是向他们索要6500元现金。

至此,众人方才知道,这是一起绑架勒索案件。章常根反而松了口气,他先抱了最坏的打算,以为儿子掉进河里了,现在既然是被绑票,说明暂时是安全的。

夫妻商量后,认为凭他们两个的能力完全无法和绑匪周旋,遂决定报警。

为保证孩子安全,警方让章常根完全按绑匪要求的做,侦查员在暗中进行保护。1月31日傍晚,章常根按第二张纸条要求,将6500元送到了指定地点。结果,他等了近两小时,绑匪都没出现,就在他快不耐烦时,他妻子却匆匆跑来告诉他说,绑匪打电话到单位门卫室,自称是北京市新街口北街的“陆剑洪”,让他们2月1日上午10点到公社门口的石板下取纸条。

得到这条消息后,警方立即请求北京警方核查此人,同时在公社周边进行了埋伏,可等了一晚都没发现有可疑人员靠近。次日上午,章常根9点50分翻开石板,下面真有张纸条,警方不由猜测,嫌疑人在打电话前就已经把纸条放好了。

这一细节充分说明,嫌疑人具有超高的反侦查能力,完全不给警方打伏击的机会。

第三张纸条让章常根乘车去沙市车站售票厅交钱赎人,同时威胁称:“别再耍花样,后天我们将离开湖北,若在这之前没完成交易,就别怪我们对你儿不客气了。”

绑匪这话说得模棱两可,让人琢磨不透,侦查员们不清楚自己到底有没有暴露。小章雷只有七岁,完全没有反抗绑匪的能力,为了不激怒绑匪,警方做了个艰难的决定,放弃了对章常根的近身保护,让他独自乘车前往沙市。

不过,警方向沿途公安机关通报了章常根乘坐的车辆号牌,请求给予重点关照,同时,派了一批陌生面孔提前进入沙市车站埋伏,只要嫌疑人敢来车站,就让他有去无回。

令人没想到的是,绑匪还是没有出现。

从1月30日至2月4日,这个陆剑洪采取丢纸条、打电话的方式,指挥着章常根辗转近十处地方,却始终不曾现身。警方想尽各种办法提前布防、蹲守,也捕捉不到绑匪的丝毫踪迹。

警方反查绑匪的电话,是投币式公用电话,那时没有天网监控,在找不到目击证人的情况下,这条线索毫无用处。北京方面又反馈说没有陆剑洪一人,一时间,侦查陷入困境。

在绑匪的最后一张纸条上,赫然写着:你们不听招呼,坚持和警方合作,和你们的儿子永别吧!

此后,绑匪再也没有现身了。

因为那张纸条,章常根夫妻痛哭不已,还表露出了责备警方的意思。侦查员们心里委屈,却不好对受害者发作,他们不解的是,自己已经做得够隐秘、够小心了,期间担心绑匪起疑,好几次还完全放任章常根脱离保护范围,对方到底是如何做到既不暴露自己的行踪又精准掌握警方动态的?

一晃到了2月26日,距章雷失踪已近一个月,这天下午4时许,周矶镇蔬菜队一农民在放水浇灌稻田时,发现涵管里有具小孩尸体,法医鉴定后认定为机械性窒息死亡、他杀。经章常根夫妻辨认,死者正是他们失踪的儿子章雷。

从绑架案转变为杀人案,消息传出后,周边居民都陷入了恐慌。为了消除负面影响,给受害者家属一个交代,警方抽调精干力量充实了专案组,开展了更深入的侦查。

遗憾的是,受当时条件限制,案件未能告破。

但参与办理此案的侦查员们没有放弃,他们一直留意着相关线索,期待着有一天能够揭开这个谜团,告慰小章雷的在天之灵。

转眼到了1996年6月,曾经的专案组成员徐强身患重病,在他弥留之际,局领导前去看望,他道出了作为一名警察心中最大的遗憾:有生之年没能看到“章雷”案件告破。

徐强的执着让时任的公安局局长很是动容,回去后,他就让人拿来了此案的所有卷宗,仔细研究。这个局长自己就是刑警出身,他看到那些绑匪留下的纸条,想起近几年书证鉴定技术大大提升,或许能找到突破。

1996年10月25日,在局长的大力促成之下,“章雷”案重启。

新成立的专案组按照局长指示,将纸条作为首要突破点,多次前往武汉大学、公安大学、书法协会等机构,向文字专家们请教、共同研究纸条上的笔迹。

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个月后,有了重大发现。

章常根前后共收到绑匪的18张纸条,虽然一些纸条上的字表面看起来像是出自不同的人之手,但实际上为一人所写。

其中有张纸条上这样写着:“过桥顺墙根外(向右)见一亭,亭边一倒凳,其下有信。”这些话语充分显示出嫌疑人具有较高的语言修辞功底,标点符号运用也准确无误,绝对是个文化人。

此外,专家发现,有两张纸条里出现的“阅”字极有特色,写得很夸张,中间的“兑”字写出了“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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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判断,作案人的画像被勾勒了出来:男性,单独作案,接受过高等教育,有练字习惯,以仿宋体为主,兼杂草体。文字中未发现繁体字,作案人应该比较年轻。而内容涉及“相商、事宜、差错、飞抵”等社会用语,排除在校学生的可能性,综合看来,年龄在25岁左右。“阅”字的书写具有明显的职业特征,“兑”字的竖弯钩写出了外框,代表写作者有种抒情心绪在里面,说明这个人写到“阅”字就会有情绪的流露,推断其从事文字工作的可能性较大,其职业有很大几率为老师、文秘人员。

按此方向,专案组以发案地为中心,向周边进行搜寻,就近梳理出了四所学校和三家单位,在到其中一家技工学校走访时,获得了一条信息。

1989年12月18日,技工学校的保卫科长在值班室发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为济贫,向你借款1000元,希望你能照办,我们不必动杀机。

这是典型的恐吓敲诈,科长当即就报了警,但之后嫌疑人未再出现,又因这事并未造成犯罪事实,警方和校方都未过多追究,就不了了之了。

专案组不由猜想,这两起案件有没有关联呢?

庆幸的是,民警在辖区派出所档案室里翻出了那张纸条,经专家鉴定,上面的笔迹与“章雷案”相同。

两案并案调查后,技工学校的教职员工成为了核查重点。技校有教职员工268人,而从案发到现在,调出人员还有100余人,排查起来难度仍然不小。

令民警兴奋的是,技校配合专案调查的一名职工指出,“章雷案”中的两张纸条所用纸张与当前学校统一发的笔记本纸张很相似。专家马上进行鉴定,证实了这一信息。如此看来,侦查方向完全正确,嫌疑人就是技校的职工之一。

接下来,专案组秘密进驻技校档案室,对排查范围内所有职工的档案进行笔迹鉴定,经过近一个月的筛查,1996年12月29日傍晚,专家在名单上圈出了“裴知运”这个人名,向专案民警道:“可以确定了,就是他!”

裴知运当时仍然是技校的一名老师,经过一番部署,当晚9时许,抓捕成员身着便衣包围了他的宿舍,敲开门后,顺利将其擒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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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知运戴着一副眼镜,一副弱不禁风的文人模样,完全不像是绑架杀人犯。

面对讯问,裴知运先声夺人:“我犯了什么事,你们为什么抓我?”

“没有充分的证据,我们是不会抓你的,你犯的事,你心里最清楚。”侦查员沉稳答道。

“说出来听听,如果是我做的,我就承认。”

侦查员没有直接讲出案情,而是让裴知运写一段话,在这段话里,包含了二十一个那些纸条里的字。待他写完,专家再次进行了鉴定,确定这二十一字的笔锋与纸条上的极为吻合,尤其是那个“阅”字,简直就是一模一样。

侦查员底气十足,在审讯中占据了主动,一天后,裴知运如实交待了杀人绑架案的详情。

裴知运是学校的讲师,结过两次婚,前妻是同校的职工,现妻是一名打工妹。裴知运不仅在专业上学有所成,还爱好写小说、散文、诗歌,喜欢书法,练就一手好字,象棋也下得不错,能看懂和分析航空照片,甚至钻研过星相术。

然而,文学和书法没有陶冶他的情操,相反,他认为自己是个绝顶聪明的人,理应过上比一般人好的生活。虽然他有体面的工作、稳定的收入,但他对目前的生活状况并不满意。加上他家境贫困,弟弟上高中及上大学的学费都由他支付,进一步降低了他的生活品质,于是,他千方百计想富起来,当想不到正当的赚钱途径时,他决定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去试一试。

1989年12月,他尝试着进行一次恐吓敲诈的犯罪活动,虽然没有成功,但也没有被查到,他的胆子就大了起来,决定搞次大的。

1990年1月30日下午4时,裴知运闲逛到兴隆河堤边,看到四个孩童在那玩耍,邪念随之而生。他在一旁耐心地等待了一阵子,暮色降临后,孩子们陆续回家,最后只留下七岁多的章雷。就在章雷也准备离开时,裴知运迎了上去,主动和章雷说话,套近乎。

裴知运邀请章雷到他家玩,章雷不同意,裴知运又说带章雷去买鞭炮和糖果,章雷还是不愿跟他走。河堤边不远处就有住户,裴知运担心来硬的会惹得章雷喊叫,就和章雷玩起了左转右转的游戏,想把章雷转晕后带走。

听着要玩游戏,章雷开心地同意了,意外的是,由于当时章雷所站位置靠近水沟,他转晕后一头栽进了进去。等裴知运慌张地跳下水沟拉出章雷时,发现他嘴巴出血,牙齿也摔落了几颗。

裴知运没管那么多,强行拖着章雷往僻静方向而去。途中,章雷清醒过来,吃痛开始哭喊,裴知运只得用手死死地捂住章雷的嘴巴。行走了一段,裴知运听着章雷没声音了,扭头一看,章雷已经快没气了。

见事已至此,裴知运干脆一不做一不休,伸出他那罪恶的双手活活把章雷掐死,又丧心病狂地往章雷嘴里塞进泥土和干草,最后把尸体塞进旁边一个涵管后,匆匆逃离了现场。

裴知运本来只是想敲诈钱财的,结果一分钱没捞到,还背上了杀人罪,他心有不甘,决定按原计划进行,再怎么也得弄笔钱才划算。

和章雷玩游戏期间,他就打听好了章雷的家庭情况。为了逃避侦查,他来了个“反向操作”,把所需的纸条全部都放到了预定位置,最后才把第一张纸条放进章雷的鞋子中,扔到章常根家楼下。也就是说,当章常根拿到第一张纸条的时候,后面所有纸条已经放到位了,难怪无论警方怎么蹲守,都抓不到嫌疑人。

后来,裴知运无法保证自己能安全地拿到钱,无奈地选择了放弃,并蛰伏了起来。

开始的两年,他一直在胆颤心惊地过日子,经常梦到被警察追。他只有不停地工作,不让自己闲下来,以排解这种恐惧,他还学会了喝酒,用酒精麻痹自己。

裴知运曾把杀人经过写成了一部小说,但没敢投递出去,最后只得把它烧掉了。

1993年,裴知运和前妻离了婚,对此,他解释说自己的罪行迟早要暴露,离婚是不想拖累妻子。后来,他和一个打工妹结婚,他认为这是做好事、积德,因为他通过结婚把女方的户口从农村转到了城镇,即便破案后他被抓,现任妻子也能过着比以往更好的生活。

裴知运承认,当年的自己对金钱有着炽热的欲望,走向犯罪是必然的,他曾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人生苦闷,生者烦扰,何以解忧,唯有钱财。”

但真正犯案后,内心的恐惧又让他彻夜难眠,所以,他没有继续作恶去获取钱财,而是在悔恨和害怕中度日如年。

在他最近的一个日记本扉页,裴知运写下了这样一句话:“一个人不光表面上看着要善,内心更要善!”

可惜,他明白得太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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