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人认为公元1621的浑河之战是戚家军的最后一战，也是戚家军百战的唯一败，一败之后世间再无戚家军！殊不知，在浑河战到最后的浙兵（戚继光侄子戚金率领的浙兵），不过是和戚家军都是来自于浙江地区而已，实际上和戚家军并无什么渊源关系。

由戚继光训练而成的戚家军最后的精英，早已经在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的冬天被明朝自己消灭了，原因竟然是戚家军3300名将士集体向朝廷讨要欠饷，他们绝没想到合理合法的诉求会被朝廷以“要赏结聚”、“挟增月饷”、“倡乱”的借口全部诱杀，史称蓟州兵变。

无论是明朝的实录还是清朝修的明史中，无一不对浑河血战中戚金率领的浙兵勇敢大加赞誉，称此一战为“凛凛有生气”、“时咸壮之”、“辽左用兵以来第一血战”。如果他们听说过自己的浙江前辈们曾经在蓟州兵变石门寨经历的遭遇，那么还会不会如此为明朝拼命呢？很难说，但有人说，如果“戚家军”还在，努尔哈赤的八旗军肯定无法像后来那样横扫辽东。

蓟州兵变屠杀戚家军将士是明廷自毁长城，这件事带来了一连串的负面连锁反应，不知不觉中毁灭了大明江山。

根正苗红戚家军仅存三千

嘉靖二十五年即1546年戚继光负责管理登州卫所的屯田事务，戚继光目睹山东沿海一带遭受到倭寇的烧杀抢掠，写下“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诗句，以诗言志表明“有心杀贼”的心迹。

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戚家军成军于浙江义乌，总兵力四千人，主力是义乌的农民和矿工，又称义乌兵、浙军，戚家军因为戚继光得名，是明朝一支很有名气的军队。戚家军纪律严明，有东亚最先进的装备。

在嘉靖晚期东南沿海地区的抗倭斗争中，“戚家军”百战百胜，令倭寇闻风丧胆，隆庆（1567-1572年）年间，戚继光又奉命率领“戚家军”镇守北方的边防重镇蓟州镇，多次打败侵入长城的蒙古骑兵。戚继光在“南倭北虏”两条战线上都取得了辉煌战果，凭此成为中国古代军事史上有名的常胜将军，“戚家军”也因此青史留名，成为一支“百战常胜雄师！”

戚继光能够建功立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得到了当时内阁首辅张居正的全力支持，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张居正（去世1年后）被万历帝清算，戚继光因为与张居正生前关系亲密被御史弹劾，终被万历皇帝贬斥回家，停发俸禄，一代名将和抗倭英雄在饥寒交迫、贫病交加中死去。

戚继光镇守蓟州镇的时候，将南兵调到蓟镇，戚家军的军纪有目共睹，他想以此作为垂范，整顿北兵的风气，籍此来练兵。但这样做，必然会伤害部分人的利益，同时也造成南北兵之间的矛盾，戚继光在的时候，还不至于表现得很明显，等戚继光去世以后，裂缝就越来越大。

戚继光离任后，蓟州镇总兵换成了北方人，戚家军处处受到排挤，还成为了欠饷的重灾区。他们曾经多次聚众讨饷，被上司称为“刺儿头”。官员上奏说他们“气愈骄，行愈横，最难束也”、“南兵屡躁乃蓟镇痼疾”，戚家军的处境变得愈加艰难。

万历二十年（1592年），日本大举入侵朝鲜，朝鲜国王向明朝求援，明廷决定入朝作战，李如松、麻贵抗击日本丰臣秀吉政权入侵的朝鲜之役爆发，朝鲜之役被征调的北方边军中就包括战斗力强悍的戚家军。

援朝战争中有三名出身浙江的指挥官——吴惟忠、骆尚志、李必迪，合称南兵三营将。但其中，只有吴惟忠所部和戚继光有直接关系。《明史·王保传》载：“蓟三协南营兵，戚继光所募也”。这里的三协南营兵，正是吴惟忠所部，乃是根正苗红的戚家军无疑。戚继光由于东南抗倭经验，后来掌管蓟镇时也招募了一批南兵。实际上蓟镇南兵巅峰时代曾多达2万，不过吴惟忠所率领的只有3000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