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翔讲性侵犯罪的历史，每一条都让年轻人触目惊心|强奸|性侵|性侵犯|罗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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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侵犯罪的历史就是一个从财产到权利的演变过程。
最初，法律并不认为女性具有主体性的人格地位，她们是男性的财产。
法律对性侵犯的惩罚只是为了保护女性背后对她拥有支配性权利的男性的财产利益。
只有当女性摆脱了附属于男性的财产地位，性侵犯罪才逐渐演化为侵犯女性自身权利的犯罪。

在中国刑法史上，性侵犯罪属于奸罪。
由于女性相对于男性的附属地位，从一开始，刑法对奸罪的设计就不认为女性具有支配其身体的权利。

《辞海》对“奸”的解释，其一义项为“犯”，如作奸犯科；其二义项为“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无论女性是否同意这些“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它都属于奸罪所打击的范围。

“不和谓之强”，女性的不同意只是区别强奸与和奸的标准之一。
在不同意的情况下，性交可能构成强奸，而在同意情况下，性交则可能构成和奸。
和奸男女同罪，强奸则女性无罪。

中国古代的和奸概念非常广泛，它包括通奸（有夫奸）、亲属相奸、无夫奸等各种强奸以外的不正当男女关系。

无论是强奸还是和奸，法律都把女性看成了一个纯粹的客体，它所保护的只是男性的财产权利，这突出体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男性的杀奸权。

《唐律》规定：因奸罪而名誉受损的家庭成员均可捉捕奸夫淫妇，其拒捕而杀之者可免刑或减刑。
《元律》则规定：诸妻妾与人奸，本夫于奸所杀其奸夫及其妻妾，并不坐。
清朝承袭了《元律》的规定，认为“凡妻、妾与人奸通，而（本夫）于奸所亲获奸夫、奸妇，登时杀死者，勿论。”

显然，在这种法律看来，因为妻子的不贞，玷污了丈夫有价值的财产，丈夫可以杀之而后快，以解决自己的财产受损问题。
但是，妻子却没有权利杀死行奸之夫，否则还可能视为故杀或斗杀，罪至绞斩。

第二，结婚可以作为无夫奸的豁免理由。

对于未婚男女所发生的性交，在中国古代被称为无夫奸，男女双方都要受到刑事处罚。
但是，如果男方愿意与女方结婚，那么双方都可以免于处罚，女方家人也不再拥有告诉权。

如宋朝马光祖为县令时，有书生夜里翻过墙与邻家处女幽会被抓，他不但不处双方刑罚，反而公堂做媒，成全此婚姻。
清朝郑板桥为县令时审理过一对和尚尼姑犯奸案，也判令二人结为夫妇。
这种判决在中国古代很多，甚至被传为佳话。

从财产的角度，我们很容易理解这种做法的用意。
既然犯罪者双方同意结婚，那么也就解决了家庭受损的财产，因此也就没有处罚的必要。

另外，无夫奸之告诉权为女方家长。
《唐律》规定：无夫妇女和奸者，有权向官府告诉者为“被奸家人及所亲”。
直到《大清新刑律》仍规定，此罪只有直系尊亲属告诉乃论，“若尊亲属事前纵容或事后得利私行和解者，虽告诉不为审理”。
这些规定显然是赋予对女性拥有财产权利的家长以自己的方式先行解决财产争议。

第三，通奸之刑重于无夫奸。

《唐律·杂律》规定：“诸奸者，徒一年半；有夫者，徒二年”，
《元律》也规定：“强奸有夫之妇者，死；无夫者，杖一百七”。

犯罪人在有夫奸与无夫奸中量刑殊然不同，这不仅仅说明丈夫对妻子的支配地位，而且也更充分地说明了女性的财产地位。

在无夫奸的情况下，犯罪者可以通过与女方结婚来解决财产受损问题，因此其刑罚相对较低。
但是当女性已婚，那么就不可能有补救办法弥补财产损失了，因此对此行为必须予因此对此行为必须予以重惩。

第四，男女双方的身份关系决定了奸罪的成立及其刑罚。

在中国古代，男性主人强奸奴婢或与奴婢和奸一般不构成犯罪。
直到清朝才附加条例，对于有夫的仆妇和无夫的婢女加以区分，将家长的通奸权缩小，仅限于无夫的婢女。
主人奸有夫之仆妇，虽构成犯罪，但其刑罚相当之低（清初为笞27，随后才升为笞40）。

第五，婚内无奸。在中国古代，婚内不可能存在性侵犯。

由于妻子是丈夫的财产，因此她必须对丈夫的性要求言听计从。

另外，结婚被认为是男女双方的家长达成的契约，根本不需要考虑新娘和新郎的意愿，因此也就根本不存在妻子对丈夫性要求同意与否的法律问题。

当女儿嫁入夫家，家长也就丧失了对女儿的控制权，所谓“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
对于新人的家务事，女方的家长不得干涉，否则将是一种严重违礼。

将女性视为男性的财产，借助女性来保护其背后男性的权利，这种做法在世界各国都曾非常普遍。

西方关于和奸与强奸的惩罚与中国古代在很多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

在英国的早期法律中，奸污处女要处以阉割刑或乱石砸死，但如果被害人同意和强奸犯结婚，则可免除其责，因为它解决了家庭受损的财产。
对于轮奸也是一样，只要被害人同意与犯罪者中的一人结婚，那么所有的犯罪者都无须承担刑事责任。

直到20世纪初，普通法仍然认为，女性的贞操价值远高于其生命价值，因此她必须用生命去捍卫自己的贞洁，否则男性被告人就不构成犯罪。

至于婚姻无奸的观念则更是在相当一段长的时间内为各国法律所公认。

随着人权运动的深入，逐渐拉开了女权运动的序幕，漫漫长夜终于迎来希望的曙光。

在17—18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启蒙思想家喊出了“天赋人权”的口号，他们认为，人权就是自由平等的天赋权利，它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平等权、安全和财产权。

这些权利根源于人性和自然法，是与生俱来不可剥夺的，追求自由、平等和幸福是人的本性。

这场人权运动直接导致了法国1789年的《人权宣言》和美国《人权法案》的伟大实践。

资产阶级人权观念的核心是人生而平等，但是在人权运动之初，妇女却被剥夺了做人的资格，因而被排除在人权概念之外。

西方哲学传统认为人是理性的动物，妇女因为感性过多理性不足，而不属于哲学上的人，她们必须依附于男性。

因此即使那些启蒙运动的倡导者也竭力地为女性的非人地位进行辩护。

但是，让启蒙思想家始料未及的是，排斥女性的人权概念却激起了西方妇女争取平等权利的雄心。
人生而平等的观念启发了妇女，使她们意识到一直以来的不平等地位，她们利用人权观念为自己争权利。

1791年，法国著名的女革命家奥兰普·德古热仿照法国《人权宣言》发表了《妇女和女公民权利宣言》，这标志着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的正式开始。

《人权宣言》称：“不知人权、忽视人权和轻蔑人权是公众不幸和政府腐败的唯一原因。”
《妇女和女公民权利宣言》则针锋相对地指出：“对妇女权利的无知、遗忘和忽视是造成公众灾难和政治腐败的唯一原因”，“妇女生而自由，在权利上与男子是平等的”，“在法律面前所有男女公民一律平等。他们能平等地按其能力担任公共职位和各项工作。”

然而，正如人权运动一样，女权运动在一开始也并非一帆风顺.
德古热很快就被送上了断头台，女权运动陷入低谷。
在很长一段时间，女权运动不仅为男性所不齿，也也为女性所不理解。

但是这并非德古热等人的不幸，而是时代的无奈，因为只有在社会经济条件成熟之时，女权运动才有花开蒂落的那天。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时代背景的成熟，女权运动终于迎来了迟到的春天。女权运动有两次高潮。

第一次是在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期，这是为了争取妇女参政权、受教育权，与男子同等政治法律权利的运动。

其背景是工业化大生产的迅猛发展，劳动力的奇缺使得大量女性进入工厂，力量的逐渐强大使得女性越来越不满足自身的非人待遇。

19世纪西方各国在进行民主化的过程中，基本实现了成年男子的普选权，于是妇女选举权成为女权运动的重点。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不懈努力，1908年英国终于承认男女具有平等的选举权，这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随后美国也在1919年承认了女性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妇女承担起大量原来由男性担当的工作，其地位得到进一步提高。

在战后的十余年间，大部分西方国家先后赋予了妇女选举权，女性也慢慢获得了遗嘱、财产、婚姻、监护、诉讼、接受高等教育等方面的权利，在法律上具有了相对的独立人格，这场运动胜利结束。

女权运动的第二次高潮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至今，它又被称为“妇女解放运动”。
这次运动的目标是全方位的，它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诸多领域。

西方妇女获得了选举权后，其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并没有明显的好转.
于是，女权主义知识分子开始探讨这种症结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