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9日，在“2021年第九届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年会”上，前华安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林采宜谈到：“前两年我就说过，把钱花光，为国争光。爱国主义怎么爱呢？很简单，花钱就是最好的爱国方式”。“爱国主义怎么‘爱’呢？很简单，花钱就是最好的爱国方式。现在到了内循环这个概念上来说，我还是那个观点，只要消费能够强劲增长，中国经济在未来它的动力就会源源不断。”这些惊人的言论，迅速引发舆论热议。

林采宜是谁？百度介绍里详细地挂着一堆头衔，比如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特邀专家等等，每一个头衔都足以让人信服。

按理来说，越是处于金字塔上的专家，越是具有较大影响力，在公众场合应该谨言慎行。但这些话语确确实实来自这位经济学家之口，很多网友提出了质疑：把钱花光？这难道

是鼓励全民做“月光族”？简直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何况这位林采宜教授前几天还说“2021年预计居民收入降幅达25%，消费很难有起色”，怎么转过脸就忽悠大家“把钱花光，为国争光”，这是自己打自己的脸吗？

其实，对老百姓来说，真正的问题不是有钱没处花，而是有钱不敢花。今天把钱花光，明天怎么办？

纵观林采宜发言的全文，她谈到把钱花光时，是基于强调内循环的语境。的确，最近几年，中国的消费在经济增长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中国有一个14亿人口的消费市场，如果这个市场能够真正活跃起来，中国的居民如果能具有较好的消费能力，都能够轻松的消费，那么中国这个庞大的市场，消费力的提升就能够重新确立中国经济的增长点。

但关键问题在于，在如此的场合，就应该谨言慎行，尽量避免产生歧义，而把居民自主抉择的消费与爱国挂上钩，显然是一种道德绑架。作为人们参与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活动方式，消费具有毋庸置疑的重要性，但每一个公民都是一个经济个体，都要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而且个人的消费行为，并不完全甚至不主要取决于个体主观的消费意愿，还会受到消费能力的约束。多数时候，人们一般会认同“量力而为”，而反对“寅吃卯粮”。此外，人们也会根据对外部消费环境的判断，来适时调节消费的意愿。

在很长一段时间，不止一个经济学家提到中国人的高储蓄倾向。其实，这仍与居民收入状况、收入预期等有很大关系。当普通人都在为生活艰难奋斗之时，不谈钱怎么来，不谈难啃的骨头，不涉及改革的“深水区”，只顾喊着让大家把钱花光这种“何不食肉糜”的话，只会让所有人都感到愤怒。

首先，真想大家去花钱，那就得全面提升中国居民的消费力，就得让中国居民有钱消费。依据现有的资料，尽管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但中国居民的消费力不足美国居民消费力的八分之一。如果中国居民的消费力不足，即使推出再好的消费政策、建立起再好的消费品市场，也无异于缘木求鱼。

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凯恩斯反复强调，“消费是一切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和唯一对象”。我们常说经济增长三驾马车：出口、投资和消费，仔细去想，出口和投资最终也是消费，出口是境外消费，而投资的最终目的则是为了生产更多消费品。所以，经济活动是围绕消费展开的，一国经济发展的终极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

在2020年的第一季度，商品零售额同比下降22%，其中，粮食食品零售额保持正增长，通讯器材、饮料、文化办公用品和日用品同比降幅有限，而金银珠宝类、家具类、服装鞋帽、家用电器等产品，需求出现明显滑坡。

其实，居民可支配收入并未下降。2020年第一季度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11691元，同比增长0.5%。一般来讲，消费是收入和消费动机的函数，既然收入不变，肯定是消费心理出了问题，人们的不确定感增强，消费意愿下降。比如交通和通信支出几乎不受消费心理的影响，一季度城镇居民人均交通通信支出却同比下降19%，并非人们不愿意支付交通费了，而是隔离在家，不需要交通出行了。

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国内居民的消费力不足，不仅与教育费用过高、医疗制度不健全、社保缴交及高房价有关，也与绝大多数居民收入过低有关，与目前中国的收入分配不公有关。比如，目前即使是一线城市的环卫工人月薪只有2500元左右，一般商店里面的营业员的工资也只有三四千元左右，像他们这样的低工资，缴纳低廉的房租之后，其工资也只能够满足日常基本生活需求，根本谈不上增加消费。

而即便是大学毕业生，其在大城市的年薪也只是7-8万元左右，他们付以房租或还房贷后，也是所剩无几。以他们的收入水平，如果不是隔代支持，其消费能力同样是十分之低的。

对于中国的居民来说，要不然是有财产性收入，比如炒房赚到了钱；要不然是一线二线城市的拆迁户；要不然是少数工资水平较高的行业（如金融业、IT业、国有企业等）；要不然是掌握权力的人，至于其他绝大多数居民来说，其收入基本上处于较低的水平上。对于绝大多数居民都处于较低收入水平的情况下，不通过重大的制度改革来改变这种状态，来改变当前中国社会财富严重分配不公的问题，那么要提升居民的消费力谈何容易。

据央行《2019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情况调查》显示，我国城镇居民家庭的住房拥有率为96%，城镇居民家庭资产中七成为房产（含商铺），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总资产均值为317.9万元，中位数为163.0万元。简单来说，过去二十年房价的快速上涨让很多家庭跻身百万富翁之列，这些我们都是能够切身体会的。

如何提高中国绝大多数居民的收入水平，就是提升中国居民消费力最为重要的关键。但是这个问题已经讨论了很多年，其改善不是太多。最大障碍还是与政府权力过度主导经济资源分配有关。这种经济资源分配的方式既无效率，也不公平，更让绝大多数的财富流入少数权力人手中。

而当前中国居民整体的消费力弱，还与高房价有关。这里所指的高房价，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指居民购买住房的价格过高，一是居民租住住房的租金过高；另一个是居民租住住房的租金过高。

一般来说，或按照联合国所做调查与研究，合理的房价应该是按照家庭收入水平中位数，购买一套相应的住房是房价与居民收入比3-6，即购买这样一套住房为3-6年收入足以支付。但对中国房价来说，以深圳为例，房价居民收入比曾达到74，这已经非常高了。可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国内房屋计算的是建筑面积，既包括住房使用面积、墙体占用面积，也包括的公摊面积，楼道、阳台等都计入其中，而多数国家和地区，计算的是实用面积或使用面积。如果按得房率折算，用折算修正后的房价去计算房价收入比，即使是三四线城市其房价居民收入也达到30-40以上。

这种房价水平，怎么样说都是高房价。但是房地产已经和中国经济深度捆绑，导致房地产宏观调控都只能希望：把房价稳定在这样的一种水平上。在这种情况下，国内居民的消费力从何来？

住房租赁市场的高租金是指市场租金水平，占居民收入比重过高，即住房租金与居民收入比，一般来说，租房市场居民收入水平，有两个基点特别要注意。一是居民收入水平不能以全国居民收入水平为基数，而是要以租赁市场租赁住房者收入水平为基数。因为，对于住房租赁市场来说，租赁对象基本上是中低收入者，他们没有支付能力进入购买住房市场，只能租赁住房。所以，合理的住房租金应该是不超过租赁住房者收入的三分之一，超过这个数字，住房租金就过高了。比如目前北京住房租金占租赁者收入一半以上，其租金就是过高。二是不能够以房价租金比作为基数认为住房租金过低。因为，房价租金比是投资者的收益率，在高房价下，房价租金比肯定是低的。所以，就这两个方面来说，中国房价都处于极高的水平。

而房价高对居民消费具有严重的挤出效应，居民的消费能力自然会全面减弱。高房价让年轻人结婚年龄全面推迟，因为要花更多的钱准备婚房。即使结婚后，因为要还住房贷款，其消费能力严重挤出，生活压力过大也不敢生小孩。如果租房租金过高，其情况也是如此。

从这几年国内居民住房按揭贷款快速增长来看，国内居民购买住房债务负担快速增长。例如，中国家庭的负债结构与其他国家相比结构单一，房贷是大头，也许其他国家的居民杠杆率和中国的差不多，但房贷、车贷、学生贷、信用卡等多个构成比较均衡。央行《2019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情况调查》显示：有负债的居民家庭中，房贷是家庭负债的绝对主力，它占了家庭总负债的75.9%。

也就是说，近几年国内房地产市场繁荣及房价快速飙升，都是国内居民通过全面加杠杆的方式来实现的。也就意味着国内居民债务负担越来重，其他消费所占的比重肯定会越来越小。如果中国的高房价包括住房高租金不解决，居民的消费力要得到快速提升是不可能。居民消费力不提升，中国消费市场如何发展起来？

调查中的另外一个数据，也可以看出国人对房产的偏爱，中国城镇居民有房的比例达到96%，而且是经济水平最低的后20%人口，他们的房产拥有率也接近90%。虽然是报告里资产最低的一个调查组，但他们的住房拥有率也远超美国63.7%的住房拥有率。另外，中国城镇居民中有两套住房的比例为31%，有三套以及以上住房的占比为10.5%。即拥有两套和两套以上房产的家庭比例达到41.5%，户均拥有住房1.5套。

目前中国的房子并不存在供不应求，主要还是分布不均。单单是看上述96%的住房拥有率会感觉很高，相比房产的比重之大，金融资产就显得弱多了，调查显示，在参与的所有家庭中，户均金融资产64.9万元，占家庭总资产的20.4%，这个数字比美国低22.1%，而且从调查数据来看，我国城镇居民的风险偏好非常低，包括银行理财、定期存款、现金、公积金、借出款、债券等固定收益资产，占了所有金融资产的83.1%，股票和基金这种权益类资产占比只有6.9%。结合房产部分，简单做个对比，中国城镇家庭的房产占据总资产约74%，股票只占总资产的1.38%。

这就也许能解释为什么房价几乎都是只涨不跌的，因为国人几乎都是把房产作为主要投资手段。所以国家不停地在强调稳房价，房产行业人员也不停在告诉你房价哪怕不涨它也不能大跌，你也可以如此理解：保护房价基本上也就是保护居民资产。

对很多家庭来讲，房价上涨的财富效应甚至超过工资收入，成为驱动消费增长的重要力量。但随着房住不炒政策的落地，后续几十年住房资产的财富效应日趋减弱，如何引导民众调整资产配置并找到新的财富增值投资路径，同样值得关注。长期来看，固定收益类资产甚至很难跑过通胀，提升股票资产配置比例、发挥资本市场财富效应，将成为消费经济转型的重要支撑。

此外，与长期消费能力密切相关的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就是民众常说的养老问题、医疗问题等，生老病死人人逃不过，以至于成为影响人们预期的终极因素，因病返贫问题不能得到妥善解决，消费热情就不可能起来，养老规划不能明明白白，人们也不可能改变高储蓄的习惯。

政府也好、经济学家也罢，当然可以鼓励消费，但更要想办法提高民众的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比如真正去遏制高房价、降低高房租、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完善社保等等。这些事情办好了，老百姓的后顾之忧减轻了，自然会大方的花钱。不然，只是单纯喊出“把钱花光”，又有什么意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