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近代南洋华人的商业奋斗史及革命斗争史，永远跳不过槟城、新加坡等主要商埠的华人群体，其中较具代表性的当属槟城“五大姓”。五大姓，事实上是以姓氏、籍贯为纽带结成的团体，他们在南洋工商业开发、资助祖国革命事业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成绩，然而，他们还有一项被严重忽视的贡献，却鲜少被提及和宣传，那便是资助中国原乡的各个举动。只是，这些“衣锦还乡”未能与后期陈嘉庚的祖国和家乡事业产生相似的作用，而只能在原乡的角落慢慢消逝。
闽南人对于感恩有着自己独特的认识，他们在功成名就时，往往会将这份成功归因于故土，或祖先庇佑，或神灵显灵。只要时机成熟，他们还会将情感上的感恩以物质的方式回报故土，或捐资修建设施，或提携穷苦同乡，或办学改变风气，如此种种，都是真心、善意的回馈。只是时代变迁，有些已经成为过去无迹可寻，有些则静静躺在城市角落不再产生光芒，本文拟就槟城五大姓在其中国原乡现存的点滴记录，还原那个时代拥有强大资金的华人群体在原乡贡献力量的痕迹。
槟城杨公司@陈和彬
一、五大姓
从辜礼欢在英国人之前定居槟城开始，到槟城的口岸地位被新加坡取代，无数来自厦门湾的闽南人创造了槟城，也成就了自己，其中以来自漳州府海澄县的三都人成就最高。在三都人中，有五大姓脱颖而出，几乎垄断了槟城早期的各项事业，他们分别为来自新垵村的邱姓，霞阳村的杨姓，石塘村的谢姓，鳌冠村的林姓，以及包含山仰社在内的闽南陈姓。
五大姓以槟城为跳板，周旋于南洋各国，亦或者将其模式通过原乡复制到各大商埠中，如仰光、古晋、新加坡、吧东等地，从而在南洋各地同时产生相同的同乡同姓群体势力，为原乡的资金筹措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杨公司四知堂&应元宫，@陈和彬
二、庵庙的重修
三都，即今海沧，因辛丑播迁的剧烈破坏，海沧地面文物到了复界时基本不存。返迁的百姓从康熙年间开始，便陆续恢复曾经存在过、保佑过乡民的各个庵庙，而其资金的主要来源，便有移居海外各地的三都人。以青礁慈济宫为例，康熙三十六年的重修资金主要来自吧国(今印尼雅加达)的华侨，光绪二十二年捐缘碑末尾来自仰岗(今缅甸仰光)的华侨多达近百人，中间名单来自叻坡(今新加坡)的也不在少数。与之相似的，不标注南洋地名来源，单纯以“五大姓”的社和姓氏信息体现者，更是遍布海沧周边各大庵庙，其资金总量之高，令人叹为观止。
如嘉庆十九年(1814年)《重修慈济祖宫碑记》，“谢石塘捐银四十大员(第十二位)”；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重修正顺宫碑记》，“大使爷槟城公银百二员(第一位)，大使爷台东港公银五十员”；道光元年(1821年)《重修龙华堂碑记》，“槟榔屿二位福侯助银四百大元(第一位)”；咸丰四年(1854年) 《重修慈济祖宫碑记》，“世德堂谢姓共捐银四百员(第四位)，新安社邱姓捐银二百员(第六位)，应元宫捐银一百八十六员(第七位)，吾贯社捐银一百五十大员(第十六位)”；同治十二年(1873年)《重兴云塔寺碑记》，“邱家公司捐银一百员(第六位)，杨家公司捐银一百员(第十位)，谢家公司捐银一百员(第十五位)，林家公司捐银四十员(第十九位)”；同治十三年(1874年)《重修正顺宫碑记》，“槟榔屿龙山堂本族公项捐来英银二千三百八十大元(第一位)”；光绪二年(1876年)《重修龙池岩》，“新安社邱氏捐英银二百大员(第二位)，石塘社谢氏捐英银二百大员(第三位)，杨树德堂捐英银一百大员(第五位)，杨四知堂(含上瑶杨氏)捐英银六十大员(第九位)，林九龙堂(第十位)、陈颍川堂(第十一位)各捐英银四十大员”；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重修慈济祖宫碑记》，“新江邱龙山堂捐缘银一千六百大员(第一位)，石塘谢宝树堂捐缘银一千二百大员(第二位)，霞阳杨四知堂捐缘银八百大员(第四位)，陈家公司捐英三百大员(第十四位)”；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重修石室院碑记》，“槟城霞阳社杨植德堂公司捐英三千五□□□(第一位)”。
杨公司四知堂&应元宫，@陈和彬
从以上碑刻捐缘名录看，槟城五大姓从其诞生之初到大有成就的百年时间里，持续不断地支持原乡庵庙建设，其所反映的情况可以归纳如下：
(一)早在槟城五大姓成立公司之前的19世纪初，远在槟城的五大姓们便已经以信仰为纽带，结成了较为团结的组织。如新垵邱氏，从1818年的“大使爷槟城公”，到1854年的“新安社邱姓”，再到1873年的“邱家公司”，1874年的“槟榔屿龙山堂本族公”，1896年的“新江邱龙山堂”，新垵人从纯粹的原乡信仰，到信仰与祖先崇拜结合，组织的完善或许就是他们能在异国他乡发展壮大的根本原因—集中力量办大事。石塘谢氏、霞阳杨氏在履历上也基本与新垵邱氏一致，可见五大姓在槟城决然不是单打独斗，而是互相借鉴互相帮扶。
(二)正因为五大姓凝聚力的基础是信仰和宗族，故而他们在支援原乡建设时也优先选择与之相关的庵庙和宗族事业。
(三)随着时间的推移，五大姓的捐缘数额不断加大，由此可见其在槟城的实力增长之快。
(四)从实力上看，五大姓的邱、谢、杨财力最为雄厚，这也可以解释为何他们能够在槟城组建三魁堂，继而组织三都联络局、漳州会馆，从而成为当时福建人的领导核心。
(五)五大姓的捐资范围，并不仅限于各自所在的村社，而是遍布三都人有关的各个主要庵庙，这说明他们已经具备较宽广的视野，不再拘泥于一乡一族。但同时，他们也还未上升至更高的程度，以至于20世纪后，发展大不如前。
槟城杨公司@陈和彬
三、原乡组织的构建
以槟城五大姓为基础，三都人在槟城成立了跨社、跨姓的原乡协作组织—三都联络局。而其缘起，来自两方面的考虑：其一，三都原乡在十九世纪末出现民不聊生、匪患频发的困境，亟需组建民团自卫；其二，该时期的槟城五大姓迎来了发展的巅峰，各项事业蓬勃发展，具备足够的实力反哺原乡。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在颜朝阳、邱炜菱、林则张、王春霖、周萧杰、谢鹏搏、陈炳煌、周辉甫、邱振祥、杨可见、谢寅恭、林集贤、周栋、颜永远等三都人的倡议下，三都联络局在海沧成立，同时也组成劝捐小组分赴海外筹措资金。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槟城三都人响应捐款号召后，即成立相关团体—三都联络分局，并立下条规，约定一切事宜皆需由邱、谢、杨三姓各执一角印章共同用印方为有效。分局的董事由五大姓中的邱、谢、杨、林等四姓及其他三都各社代表组成，分别为邱天保、温文旦(赤石)、邱有用、林有汜(石囷)、林花鑽、杨忠万、蔡水义(钟山)、谢自友、杨允两、谢应莱等十人。
三都联络局
在《槟城三都联络募捐善后序》所列的捐缘金芳名中，邱、谢、杨三姓公司分列前三，“新江社邱家捐缘银一千员正，石塘社谢家捐缘银八百员正，霞阳社杨家捐缘银六百员正”，三家合计捐款占比为40%，至于以个人身份捐款者更是不计其数。如此这般实力，也见证了三大姓在槟城的领导地位，也是从此时起，以五大姓为基础的三都人，形成了管理核心，同时期三都人也达到了在槟城的实力巅峰。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