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是什么？
比如上图中，谁是凶手？是摄像镜头中，左侧的人；还是摄像头外，右侧的人？
显然，右侧的人是凶手。
真相，有时候就是这样真假难辨：你以为你看到了真相，但可能你看到的，只是真相的部分事实。这部分事实，会蒙蔽你的双眼，会使真相湮灭。

王玉琴律师就代理了这样一起案件：
公安机关《起诉意见书》指控：经营诊所的乡村医生葛某某，从上家购买用于治疗糖尿病的“降糖宁胶囊”240瓶，全部销售给其大姐、表姐夫和师弟等人。“降糖宁胶囊”为个人小作坊生产，经鉴定，为假药。这是一个黑心医生卖假药的故事。
而葛某某的家人，向我讲述了另一个版本的故事：葛某某一家有糖尿病家族病史，葛某某的母亲、葛某某本人及其大哥、大姐、外甥都患有糖尿病。葛母76岁高龄，常年受糖尿病折磨，葛某某是个孝子，想方设法减轻母亲的病痛。偶然得知有一种“降糖宁胶囊”的药，疗效很好，葛某某就买了几瓶，自己吃了一段时间，感觉确实效果不错，因此，虽然发现此药没有药品生产批号，还是给母亲吃了。葛母服药后，血糖维持到正常水平。于是，葛某某就把药免费送给大哥、大姐、外甥吃。其他亲友看到葛母的糖尿病控制得那么好，纷纷上门求药。葛某某不忍心看他们受病痛折磨，给了表姐夫和师弟每人40瓶，象征性地收了一点费用，再没有向其他人卖过。这是一个孝子救母的故事。

一个是，黑心医生卖假药；一个是，孝子救母，真相是什么呢？
一开始，我对孝子救母的故事，是有所怀疑的：葛某某是名医生，应该知道假药的危害，其既然那么孝顺，怎么会给母亲、家人吃假药呢？
于是，王玉琴律师做了一番调查：
（一）要求葛某某的家人提供他们患有糖尿病的证据，葛某某的家人提供了医院的病历、检验诊断证明书等证据，这证明他们确实都患有糖尿病；
（二）我仔细审阅了“降糖宁胶囊”的药品成分检测报告，报告显示，“降糖宁胶囊”中确实含有二甲双胍和格列苯脲成分，有治疗糖尿病的疗效。
通过以上调查，我确信，葛某某家人孝子救母的故事是真实的，公安机关指控的黑心医生卖假药的故事，只是部分事实，不是全部真相：葛某某是为了给母亲治病，才购买假药，绝大部分药是给母亲和家人吃的，他自己也吃，一少部分药，是葛某某经不住亲友恳求，为减轻亲友病痛才给的，只收了很少的钱。给两名亲友药并收钱，虽然构成销售假药，但这与为了牟利，不顾他人身体健康销售假药，是有很大区别的，主观恶性小很多。而且，葛某某送给家人的药都没有收钱，不是销售行为，不构成销售假药罪，这部分药品数量不应算作销售数量。这才是本案全部真相。

基于以上事实，并经葛某某同意，我制定了做认罪罪轻的辩护方案，重点把销售数量减下来，争取不予起诉，力争从轻处罚。
辩护方案制定好，接下来就是执行的问题了，如何把真相完整地全面地呈现出来，并让检察院、法院认定：
一、在侦查阶段，我多次跟办案人员沟通，葛某某给家人的药不是销售假药，希望公安机关查明这一事实，但公安机关未调查；我又让葛某某大哥、大姐等证人去公安机关，希望公安机关给证人做笔录，但办案人员拒不见面；
二、到审查起诉阶段，我阅卷后发现，《起诉意见书》上指控葛某某的销售数量是240瓶，并未扣除葛某某自己和家人服用的药品数量。于是，我以案件事实未查清为由，出具《法律意见书》，要求退回补充侦查；
三、案件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证人再次要求做笔录，又被拒；于是，我让证人自书证人证言，连同病历、检验结果报告单的复印件邮寄给办案人员；
四、补侦完毕后，再次阅卷，我发现以上证据并未附卷移送，公安机关未补充任何新证据，原样再次移送检察院。我让葛某某家属向表姐夫和师弟赔礼道歉，退回药钱，并取得两人的谅解。然后，我让葛某某家属再次把病历、证言、谅解书等证据邮寄给主办检察官；最后，我以未造成任何危害后果，情节轻微为由，再次出具《法律意见书》，要求检察院不起诉；
五、很遗憾，案件还是起诉到法院。但《起诉书》指控葛某某销售药品的数量已从240瓶降到110瓶，但相关证据还是没有附卷移送法院。
六、为保险起见，我向法院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因开庭时正值新冠疫情期间，法院没有准许证人出庭作证。于是开庭时，我将以上证据当庭举证，最终法院采信我的辩护意见，葛某某的销售数量被认定为110瓶。（葛某某实际仅向两人销售80瓶，但葛某某第一次做笔录时紧张，说给大姐的30瓶药收了钱，所以法院最终没有扣除这30瓶）。

通过三个阶段一系列的辩护工作，我向法院讲述了一个孝子救母的故事，呈现了一个全面完整的真相。最终，葛某某的销售数量从240瓶下降到110瓶，葛某某的动机是给家人治病，主观恶性较小，销售对象特定，销售数量小，获利少、未造成他人人身损害等从轻处罚辩护意见，均被法院采纳。最终，葛某某被法院以销售假药罪，判有期徒刑一年两个月，并处罚金二万元。
说明：因疫情原因，葛某某被羁押一年一个多月才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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