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有个叫赵翼的文人,他撰写了一部名为《廿二史札记》的史料。在这部著作中,赵翼站在后来人的角度总结出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律:
“贿随权集,权在宦官,则贿亦在宦官;权在大臣,则贿亦在大臣,此权门贿赂之往鉴也。”
这句话说的就是官场的本质:权力是腐败滋生的温床,越是绝对的权力越能助长腐败现象的出现。在说起明朝的官场贪腐现象时,赵翼将一众贪官污吏网罗在一起,将他们归类为“其富骇人听闻”的特殊群体。榜上有名的,总共有八个人,其中五个人是没有后代的太监。
这就印证了那句“权在宦官,则贿亦在宦官”。毕竟,明朝是继汉唐以后第三个宦官专权的朝代,而且宦官专权的严重性比之前朝有过之而无不及。
那么,这五个巨富太监分别是何许人也?
第一个就是正统朝的王振。这位太监权倾朝野,满朝文武想要做事必须先来到王太监府上先行拜会,送出的礼金最少要一百两,否则连人家大门都进不去。当然,仅一百两,换来的还只是“进门”,想要得到王太监的招待,就起码要准备一千两的礼金。
在王太监死后被查抄时,官兵总共在太监府上搜出了六十库的金银。贪污的数额,要用“库”来进行计算,古往今来恐怕唯有王振这一份了。更令人发指的是,除了金银之外,官差还搜出了上百盘的玉石,以及高达六七尺的珊瑚二十多株。
弘治朝的李广,在被查抄时亦搜出了“黄白米各千百石”。孝宗皇帝看到查抄清单时,尚且不知道“黄白米”是什么东西,还以为是大米小米这样的粮食。他询问负责抄家的官员道:“李广一个人能吃得下这么多米吗?”通过属下的解释,孝宗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白米说的是白银,黄米则是黄金。
王振和李广所贪之资,比之正德朝的刘瑾只能算作九牛一毛。到了刘瑾当政这当口,文武百官依旧要到刘太监府上报道,不过他们报道的门槛费已经从一百两白银提高到一千两。后来刘瑾家被查抄时,官差从他家搜出“大玉带八十束,黄金二百五十万两,银五千万余两,他珍宝无算”。
当然,赵翼统计的数字,与其他时期的史料略有出入。根据嘉靖朝《继世纪闻》的记载,刘瑾的家底总共折“金共一千二百零五万七千八百两,银共二万五千九百五十八万三千八百”。外国人曾在多年前的《华尔街日报》里公布刘瑾的家产,采用的史证便是《继世纪闻》。统计的结果是刘瑾总共贪污了白银1200万盎司,黄金2.59亿盎司。
但若据此说刘瑾家里有两亿多白银,着实有些令人费解。通过文献可知,刘瑾时期明朝一年的税收仅在几百万两左右,刘瑾从政时期贪污国家几十年的财政收入,这种说法未必具备可信度。相比之下,《明通鉴》里的说法详实得多,“金银累数百万,珠玉宝玩无算”。可即便是几百万两,对于老百姓来说也是天文数字,也足可抵充国家的一年财赋了。
相比之下正德朝的另一位大太监钱宁就低调得多了,在他家被查抄时,朝廷仅搜出了十万两黄金和三千箱白银,远不及刘瑾那般夸张。
那么,明朝最能贪污的宦官是刘瑾吗?
未必。
明朝最后的权宦魏忠贤,其权力在历代权宦中堪称第一人。虽说赵翼并未统计出魏忠贤究竟有多少身家,但根据他所给出的定律来计算,魏阉“其权胜于瑾,则其富更胜于瑾可知也”。
除了前文中的五个富可敌国的太监之外,赵翼还列举了三个并非权宦的大贪官。
其中一人,便是正德朝的巨贪江彬,在这家伙被查抄的时候,官兵从他的宅邸中搜出了七十柜的黄金,以及两千三百柜的白银。
当然,即便是以“柜”来计算的赃款,比之严嵩、严世蕃父子贪污的数字来看仍是小儿科。嘉靖朝宦官并未崛起,但内阁首辅严嵩却独揽大权二十多年。根据赵翼“贿随权集”的定律来看,严嵩手里的黄白之物,比之刘瑾、魏忠贤只多不少。
《天水冰山录》是一部专门用于记录严嵩贪污赃款的清单,上面相当详细地记叙了严嵩的家产。在这里,笔者对书中的内容进行简单归纳。当时,官兵在严家搜出来的金制品(包括金条、金砖、金饼、金叶、金器、金锭、金元宝、金首饰)大约为三万两,白银约二百一十万两,这还不算那些玉器珍玩。
如此令人咋舌的财富,即便是挥霍也是挥霍不完的。要知道,严氏父子过着怎样铺张的生活,连家里用来便溺的马桶都是纯金打造的,且各个都做成了美女的模样,“粉面彩衣,以阴受溺”。但即便如此,严嵩父子的钱仍像是能繁殖一样,不论如何都花不完。想来严家这爷俩过的日子,每天都像是电影“西虹市首富”里展现的那样。
相比于近代的贪官,明朝的贪官相对“淳朴”,他们不懂得将财产转移到海外银行,只能将财宝都藏在自己的宅邸里。严世蕃所用到的方法,就是在家里挖地窖。“掘地深一丈,方五尺,四围及底,砌以纹石,运银实其中,三昼夜始满”。
这种方法是否有效呢?
粗略计算下来,这个地窖的容积大概有十立方米,如果全部用于储存银锭的话,存放百万两应该是不成问题的。饶是如此,严家还是用了三天三夜的时间才能将地窖存满。
关键在于,严氏父子所贪污的钱财绝不仅这一个地窖,赵翼称起码有十个类似的地窖存在,这些地窖遍布严氏老宅。据说在分宜县城里,严世蕃还准备了一个更大的地窖。“世蕃于分宜藏银亦如京邸式,而深广倍之,积土高丈许,遍布椿木,市太湖石垒垒成山,空处尽栽花木,毫无罅隙可剩,不啻百万而已。”
为了暗度陈仓,严世蕃在修建地窖时在上面堆积了好几米厚的泥土,又从其他地方运来奇石和树苗,做成假山景观。实际上,严嵩生前对家中的这些“无法说明来路”的钱财也是忌讳莫深,他时常念叨“多积者必厚亡,奇祸,奇祸。”后来这句话果然一语成谶,严嵩在政治斗争中落败时,这些被埋藏起来的钱财直接成为了严氏父子垮台的首要罪证。
“陛下帑藏,不足支诸边一年之费,而嵩所积,可支数年。”朝臣对严嵩的弹劾中,直接指出严嵩的财产可抵边塞数年的军费。
明朝中叶以后,王朝内部出现了大量贪官污吏,这些贪官污吏侵吞了大笔白银。那么,将所有明朝中后期的贪官加在一块,他们所贪污的白银总数是多少呢?
这个数字很难估算,所以我们只能从大顺军搜刮京城时的战利品中窥见。据说,当时李自成和他手下的兄弟总共从京城搜刮了六千多万两白银,这还只是从京官宅邸中查抄的所得。倘若这些京官都像严嵩一样,将大多数赃款藏在家乡,那么他们所贪之资应该在两亿两左右。
“富商大贾、达官猾吏,自北而南,又能以其资力尽敛天下之金银而去。”难怪有史家指出,正因为这些贪官使大明王朝“银力已竭”,所以社会才会出现诸如通货膨胀等一系列问题。
早在朱元璋建国时期,曾打算以纸钞作为法定货币进行流通。然而因为明廷的官员不懂得管控市场,以至于纸钞没过多久便贬值了,与废纸没什么两样。因此,明朝在中后期以后,逐渐形成了以白银为主的货币体系。
当时明朝自美洲与日本进口了大量白银,又恰逢明朝经济复苏,所以白银很快便取代了其他货币,成为社会流通的主流货币。
为什么明朝的白银如此坚挺呢?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政府无法通过滥印纸钞的方式掠夺民间财富,只要民间的资本家和老百姓不交出手里的白银,那么,白银就会一如既往地坚挺。然而,白银虽然经久不衰,其大量流通的背后亦为王朝带来了诸多隐患。
中国本身便不是白银的主要产地,白银的流入只能依靠进口。根据后世学者计算,整个明王朝通过海外进口的白银数量大约在三亿两左右。然而根据此前我们估算的数字来看,超过两亿两白银都成了贪官污吏的私人资产。
近乎三分之二的财产被官僚及土豪侵吞,这样的场面自然会诱发通货膨胀,进而导致经济崩坏。历朝历代在濒临覆灭之时,都曾出现过严重的通货膨胀,但却唯有明朝因通货膨胀而经济崩溃,朝廷连军费都挪不出来。
因此,说明朝是因贪官而朽坏的王朝并无不可。
参考资料:
【《明史》、《廿二史札记》、《天水冰山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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