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77岁的黄克诚大将复出，他走到哪里都戴着一副墨镜，看起来严肃庄重。

实际上，戴墨镜并不是为了端架子，他年轻时因为读书太多损伤目力，长征时因为近视差点牺牲，此时年事已高，双目早已失明。

然而，黄克诚虽然两眼看不见，但却被人称为“看得最清”。

80年代，《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编写时遇到一个大难题：林彪的条目该怎么写？如何评价？

编委会写了一个符合时代特点的介绍和偏向负面的评价，送请黄克诚审读。

黄克诚让秘书念了一遍，听完沉默不语，秘书又念了一遍，他缓缓地说：“林彪的条目不能这么写。这样是不能向后人交代的。”

“虽然林彪也是整我的，但我还是要实事求是地说话。”

此时他已经有些动气了，谁都知道他嫉恶如仇，刚正不阿，早年就被称为“小彭德怀”。黄克诚公私分明，在他看来，私底下不管有什么矛盾，一概不能影响事实。

他最终拍板说：“（林彪）生平文字太少，他的战功没有反映出来。既然是百科全书，就应该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黄克诚是党和军队内极受尊敬的元老，这从他在十大将中排第三也能看出来，实际上，黄克诚一生历经数次沉浮，屡次东山再起都让人佩服。他曾经跟毛泽东争辩能不能打四平，连一向执着的毛泽东都只能感叹：让后人评说吧。

1902年10月1日，黄克诚出生于湖南省永兴县油麻圩下青村一个农民家庭。虽然家里不富裕，但是没有影响他的求学之心。黄克诚酷爱读书，书越读越多，眼睛也越来越不好。

当时穷人家没有蜡烛，晚上想看书只能点豆油灯，这种油灯光线很暗，看一会儿就头晕眼花，黄克诚坚持用豆油灯读书，最终成了近视眼，戴上了厚厚的眼镜。

1922年夏天，黄克诚考入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读书。离开农村来到城市，他放下了四书五经的线装书，拿起了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

通过学习新理论，他发现修修补补已经不能拯救积贫积弱的中国，必须通过波澜壮阔的革故鼎新——革命，才能解决目前的问题，从此立下了革命的志向。

1925年10月，黄克诚参加中国共产党，次年加入广州中央政治讲习班，这是孙中山先生倡导组建的国共合作的培养机构，结业后黄克诚投笔从戎，参加了北伐战争。

1926年7月，黄克诚受组织分配，进入国民革命军第8军的唐生智部进行政治工作。当年10月，他又到湘南从事秘密革命活动，参加了湘南起义，随后跟随朱德、陈毅上井冈山，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军第12师第35团团长。

1930年，黄克诚调入红三军团，遇到了彭德怀，双方既是上下级，也是肝胆相照的朋友。建国后黄克诚任山西省副省长，在太行山抗旱时，想起了彭德怀，随即作了一首词：久共患难自难忘，不思量，又思量，山水阻隔，无从话短长……

彭德怀在弥留之际感慨一生，喊出黄克诚的名字，说他是自己最好的朋友。

二人的友谊可以说是历经考验，由血与火淬炼而成。

红3军团成立之初，按照中央的设想，攻打武汉是优先目标，只要拿下这座江城，那么各路红军就能“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这种计划无疑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毕竟国民党势力很强大，红军武装无法与其匹敌，根据当时的情况，最好的策略无疑是占领广大农村，扎稳基本盘，再徐图包围城市，然而清醒的人并不多。

黄克诚周围的战友听到命令，无不欢呼雀跃，认为革命要迎来最终胜利，惟有黄克诚对此持保留看法。

就在军事行动开始之前，组织找他谈话，准备将他由支队政委升任纵队政委。放在旁人身上，这个时候肯定少说话，高挂“稳”字旗，等屁股坐上了新椅子再说话。

但黄克诚不是这样的性格，他明知道说真话会影响前途，仍然在军事会议上提出了自己的顾虑：“我个人认为，以红军现有的力量去攻打大城市，无异于以卵击石。”

此话说出口，一顶“机会主义”的大帽子扣到了他头上，纵队政委的任命也成了水中月，镜中花。

红3军团政治部主任贺昌要求黄克诚承认错误，戴着眼镜，满脸书生气的黄克诚如同冬天的钢板，一步不退，争辩道：“现在不服，将来也不服，咱们再争论20年！”

其实，红3军团的军团长彭德怀心里赞同黄克诚的主张，但他是军团长，不能违背上头的命令，只能私下跟黄克诚交流，劝他忍耐：“说话没用，还不如不说，下一次，你少放炮”。

彭德怀本是好意，可黄克诚的性格使他无法在面对错误时无动于衷，依旧说：“这做不到，明知不对，让我不说，杀了也不干。”

彭德怀本就是嫉恶如仇的性格，黄克诚也是如此，两个人就像克隆体一样，这让他无可奈何，只能叹气说：“行了，你比我还像彭德怀。等着瞧吧，有你难受的。”

彭德怀说的一点不错，后来中央苏区进行大规模肃反，要处理一批所谓的“AB团”分子。此时担任师政委的黄克诚接到肃反委员会的名单，发现上面的嫌疑人大多是连队基层指战员，平时表现都很不错，打仗勇敢，不像是有非分之想的人。

他认为抓捕是胡来，冤枉好人，因此不仅拒绝执行命令，还同肃反委员会的人吵得脸红耳赤，质问对方为什么要滥杀无辜。

当时的肃反委员会掌握着生杀大权，容不得任何质疑，黄克诚因为“怪异行为”立刻被抓起来进行“审查”。幸亏彭德怀及时出手，从中调解，黄克诚才被放了出来，但仍被撤掉了职务，调去军团司令部当了个秘书，后来肃反被纠正，他才重新回到岗位。

长征中，黄克诚依旧拒绝随波逐流，坚持说真话，因此他的职务被一降再降，由师政委降为军团司令部侦察科长。

这个任命对他来说极其危险，因为侦查总要到敌占区活动，而黄克诚是个近视眼，长征刚开始时他的眼镜就坏了，每次出任务都是半盲的状态，有几次差点牺牲，不过吉人自有天相，他屡次化险为夷，安全渡过难关。

即便如此，黄克诚依旧“放炮”，说话耿直，到处得罪人，后来由司令部侦察科长降到教导营当政委。

教导营归红11团指挥，团政委王平过去是黄克诚的下级，如今黄克诚反过来倒成了他的手下，王平很不好意思，二人只要见面，王平照样喊黄克诚“老首长”。

其实，黄克诚说话“不绕圈子，不留面子”的风格早就传遍了军队，很多人都知道他对事不对人，所以解放战争的时候，他跟毛主席呛声，双方也没有红脸。

1946年4月，解放战争开打不久，东北局势很不乐观，蒋军猛攻四平，毛主席给林彪发电报，命令一定要坚守四平，不能撤退。

黄克诚认为守四平不明智，在还能走的情况下，应当赶紧撤退，于是就给林彪提意见。林彪心里其实也想撤，但军令如山，没有听从黄克诚的建议。

见林彪无动于衷，黄克诚的倔劲儿上来了，直接给毛主席发电报，阐述了自己的想法。主席了解黄克诚的性格，知道如果不说清楚，这个“黄老”肯定不消停，于是把电话打到他那里说：“守四平是我决定的。”没想到黄克诚没有跟主席客气，直入主题说：“是你决定的也是错误的。”

主席了解彭德怀，更了解黄克诚，知道这两个人一个脾气，犟牛劲上来谁都拉不回，只能回了一句：“那就让后人去评说吧。”

1949年后，黄克诚任国防部副部长兼副总参谋长，负责总参的日常工作，1954年又被任命为军委秘书长，协助彭德怀抓军事。1955年，黄克诚授大将军衔。

1986年，黄克诚以84岁高龄去世，后人对他的评价极高，人品好，官声更好，一生两袖清风，洁身自好。他曾经告诫子女：“你们要靠自己的努力奋斗成才，不要靠我的什么‘关系’‘后门’，我黄克诚是没有什么后门可走的。”

黄克诚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子女全都没有踏入政界，分别是工程师、学者和记者，从这里也能看出黄克诚治家极严，家风正派。

当历史的潮水褪去，很多人的本相露了出来，有不堪、龌龊和虚伪，也有表里如一，言行一致。黄克诚无疑是个正人君子，总是以真面目示人，不当两面派，心里想的是什么，嘴里说出来的就是什么，这样的真汉子，无愧于大将的荣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