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美国大使馆旧址陈列馆第一展厅基本陈列

2019年5月18日第43个国际博物馆来临之际，位于重庆市渝中区健康路的同盟国驻渝外交机构美国大使馆旧址作为陈列馆，正式对公众免费开放，并举行了开馆开展仪式，这标志同盟国驻渝外交机构旧址首个活化利用基本陈列亮相。

抗战爆发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重庆成为战时首都，外交中心。30余家各国使领馆移驻重庆，发挥了重要外交功能。1943年10月底，国民政府公布的统计数字称，当时常驻重庆的外国人1129人，大多数是外交使节、记者、文化科技工作者等。

2019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时指出，重庆对外开放的历史比较早，要求加强开放历史文化的保护利用和研究，更好地促进国际交流合作。重庆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在调研重庆开放历史文化保护利用时，强调不断丰富提升重庆开放人文内涵，推动内陆开放高地建设走深走实。市人大主要领导在调研开放历史文化旧址时指出历史沉淀与时代发展，给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厚的土壤，肯定了陈列馆运用最新影像史料，从影像史学角度进行创新性研究，生动鲜活讲好了中国共产党的故事。

2020年10月，《〈苦干〉与战时重庆》出版，在国内引起广泛关注。2021年1月12日，《北京日报》用两个整版的篇幅刊登了对《〈苦干〉与战时重庆》的主编周勇及其团队的采访报道。该著作基于《苦干》这部奥斯卡获奖纪录片中的丰富影像史料，从影像史学的角度对重庆的抗战历史展开了深入细致的学术研究，同时还原了影片传奇的诞生过程与艰难的归国历程。这部全长90分钟的美国电影纪录片，是第一部由美国人拍摄制作反映中国抗战历史的彩色电影纪录片、第一部由海外华人策划筹资拍摄的电影纪录片、第一部影响美国援华政策的电影作品，以及唯一一部反映中国抗战历史的奥斯卡获奖纪录片。

那么，如何让这些旧址有尊严的活在当下服务当代？英雄之城重庆的重要抗战外交旧址有哪些？活化利用这些旧址对助推重庆内陆开放高地建设有何意义？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从《〈苦干〉与战时重庆》这本影像史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中找到了线索。

1941年6月，反映中国大后方抗战历史的彩色纪录片《苦干》在美国纽约世界剧场隆重首映，立即获得一片惊叹，好评如潮。

《纽约时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等诸多美国主流媒体刊登评介文章及照片报道。美国《时代周刊》刊文，“（片中）所看到的英勇和善良的中国人民，美国影迷从未见过，也从来没有了解过”，“在（该片）最后20分钟，它向人们展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有电影都没有能够拍摄到的令人恐怖的（重庆）大轰炸场景”；《纽约时报》评论：“这样肆无忌惮的恐怖场面，所带来的痛苦甚至超过我们所看到的伦敦大轰炸。”

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评论说：“这部影片以无与伦比的质量和叙事手法，描绘了一个国家重生所处的恶劣环境，讲述了这个民族在苦难中痛苦挣扎并获得新生的故事。”《苦干》的放映轰动了整个美国！

抗战期间美国总统罗斯福致信重庆人民赞扬其坚毅精神

早在电影首映半年前的1941年1月1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和夫人埃莉诺就在白宫观看了《苦干》，媒体报道，“总统本只有20分钟的看片时间。但放映开始后，罗斯福就被迷住了，他取消了媒体见面会，一直看到最后”。《苦干》所反映的重庆人民的英雄形象，深深地打动了罗斯福总统。1944年5月17日，他以《致重庆市民的纪念状》卷轴的形式赞扬重庆人民，他说：“我今代表美利坚合众国人民，敬致这幅卷轴于重庆市民，以表示我们对贵市勇毅的男女老幼的赞颂。远在世界一般人士了解空袭恐怖之前，贵市人民屡次在猛烈空中轰炸之下，坚毅镇定，屹立不饶，这种光荣的态度，足以证明坚强拥护自由的人民的精神，绝非暴力主义所能损害于毫末，诸位拥护自由的忠诚，将使后代人民忠心感动而永垂不朽。”

《苦干》的放映轰动了整个美国，并在美国多地持续热映长达半年。在1942年举行的第十四届奥斯卡颁奖晚会上，美国电影艺术和科学学会授予《苦干》特别荣誉奖，这是奥斯卡奖首次设立纪录片类型的奖项。颁奖词特别写道：“授予在十分艰苦危险的情况下用16毫米摄影机拍摄了中国抗战实况影片《苦干》的雷伊·斯科特。”

《〈苦干〉与战时重庆》完整记录1940年8月19日、20日，侵华日军飞机对重庆主城实施狂轰滥炸的过程，记者斯科特当年在设于重庆的美国大使馆武官处拍摄的。“抗战时期，先后有24个国家在重庆设立外交使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任、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会长周勇教授介绍。

其中，同盟国驻渝外交机构旧址就有美国大使馆旧址、苏联大使馆旧址、土耳其大使馆旧址、澳大利亚大使馆旧址、丹麦公使馆旧址、中英联络处旧址、苏联大使馆武官处旧址等文物建筑位于重庆母城渝中区。

“抗战时期，新的中美及中英条约签订是最重要的外交事件之一。”周勇介绍，1942年“双十”节，美、英两国宣布准备放弃在华治外法权，经过两个月反复磋商，三国最终在1943年1月11日同时签订了新条约。

新的中美条约由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及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在华盛顿的美国国务院签订。与此同时，新的中英条约由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英国驻华大使薛穆爵士以及印度代政治代表休黎吉生在重庆国民政府外交部签订。两个新条约于1943年5月20日在华盛顿和重庆分别进行批准文书的交换后正式生效。这标志着在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以及美特使顾盛在1844年签订中美《望厦条约》以来，为期百年的英美在华特权正式终结。

当年，中国政府将1月11日定为“司法节”，以庆祝这一令人欢欣鼓舞的历史性事件。重庆5万余市民聚集到市中心的夫子池新运模范广场，参加庆祝活动，观看盛大游行。同时，中国共产党机关报、延安《解放日报》评价此事件为“关乎我民族的一个重大进步，标志着联合国家内更紧密的合作，是即将到来的永久世界和平的基石”。2月初，约有两万人在延安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

重庆美国大使馆旧址陈列馆第一展厅的基本陈列向观众展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重大事件，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史实介绍，标志着抗战时期美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之间合作关系的正式建立。

中共中央南方局旧址

据史料记载，为了扩大对外宣传，加强对外联络，1939年4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建立了对外宣传小组（1940年12月后称南方局外事组），由周恩来直接领导。南方局充分利用各种渠道，争取国际社会支持，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外界联系的主要窗口，为中国共产党登上国际舞台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大使馆旧址就是见证南方局外事工作的文物建筑之一。

毛泽东、朱德与美军延安观察组组长包瑞德

“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成行反映了南方局坚持不懈的外交努力，如今回顾、梳理、展示这段历史，能够充分说明，即使在陕北高原，即使在十分艰苦的岁月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是向世界开放的政党，这是十分宝贵的历史遗产，更是今天要保持和发扬的品格，这可以激励我们深化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推动内陆开放高地建设走深走实。”周勇教授说。

70多年后的今天，辗转多年失而复得的奥斯卡获奖彩色纪录片《苦干》经过努力回到了它最初的拍摄地之一——重庆，本身已是一个精彩离奇的故事。如今，《〈苦干〉与战时重庆—影像史学视野下的战时首都》从影像史学视角出发，不局限于静态的文字性史料，而主要关注影片《苦干》丰富的动态影像史料，首次以影像史学的视角还原了战时重庆的这段历史，“相比传统史学研究方式，书中所呈现的重庆历史，更加鲜活、更有温度、更有其特定的价值。”周勇教授是《〈苦干〉与战时重庆》的领衔作者，“在这本书中，我们对影像史学的若干理论问题进行了学术探讨，取得了若干新进展。然后用其指导《苦干》研究，对影片画面进行了考订，包括时间、地点、人物、服饰、工具、器物等，对片中历史人物、事件进行了解读、延伸，进而让还原的历史更有温度、更为准确、更具说服力”。

影片中那一个个激荡人心的场景令人既熟悉又陌生，镜头中的那些抗战外交旧址见证下又有着怎么不同寻常的故事？

《苦干》真实记录了中国民族在艰难困苦中所展现的英雄气概，是唯一一部反映中国抗战历史的彩色纪录片，具有史诗性质。有专家把李灵爱与斯科特的《苦干》与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进行比较研究，认为，这三个美国人分别用镜头和笔记录下中国各界军民同仇敌忾、誓死抗争的意志和苦干精神，他们用钦佩的眼光看中国，用讴歌的笔调书写中国，并通过他们的作品帮助中国赢得了世界的尊敬。

《〈苦干〉与战时重庆》通过对电影记录的重庆市民躲避轰炸的画面分析和解读，勾勒出一幅乐观豁达、坚强不屈、内容丰富、气势恢弘的中国抗战各阶层社会生活的历史画面，不仅记录了战争的血与火，而且展现了中国人民坚韧的抗战精神，这在当前抗战史研究中是独树一帜的。

《中国，被遗忘的盟友》的作者、英国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拉纳·米德专程来重庆观看《苦干》后说：“每当我看到讲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伦敦大轰炸的纪录片《救火英雄》的时候，我都会想起重庆大轰炸。重庆和伦敦，一个是中国的战时首都，一个是英国首都，两座城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都被法西斯轰炸严重摧毁。不过，在西方世界，重庆大轰炸依然鲜为人知。即便是在中国，这件事也曾被掩盖了数十年之久。虽然知之者甚少，但重庆大轰炸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大事件。《苦干》为人们了解重庆大轰炸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它再次印证了我在《中国，被遗忘的盟友》一书中所强调的观点——中国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全世界应该对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作用予以公正的评价”。

同盟国驻渝外交机构中英联络处旧址纪念影像特展

2020年11月9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盟国驻渝外交机构中英联络处旧址举办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影像特展开展，在纪念影像特展中由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授权播放的《苦干》真实客观记录了中国抗战大后方艰难岁月，具有由无可替代的独特魅力与价值，在《苦干》结尾的高潮部分，斯科特用长达17分钟的原声画面，完整记录了1940年侵华日军对重庆的“八·一九”“八·二○”大轰炸的全过程，包括日机投弹、重庆满城大火、市民奋力救火等场景，真实反映了日本军国主义试图“将重庆从地图上抹去”的残暴。周勇及其团队自2005年就开始对长达6年的重庆大轰炸进行缜密的基础性研究，并取得了诸多重要成果。《苦干》回到中国后，周勇带领年轻学者唐伯友、颜毅、刘婧雨、罗辑、周昌文等，在对重庆大轰炸基础研究成果上，尝试用影像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对1940年的“八·一九”“八·二○”大轰炸的时间、地点、批次、日军飞机形制、炸弹的类型、飞行和轰炸路线、投弹数量、轰炸造成的人员和财产损失、轰炸结束后的救火及工具、火场清理，以及同一时期重庆的空军力量、城市警报系统、防空洞开挖、机场建设、防空武器及其部署、预警系统、空袭下的市民生活、城市机关和人员的疏散、消防队伍及其装备、救护队伍及其建设等史实进行精细的考证，对重庆遭受的这场前所未有的大屠杀、大破坏和大损失进行精确的还原。这些新研究、新成果在《〈苦干〉与战时重庆》中都有精彩呈现。中英联络处旧址经历了重庆大轰炸而屹立不倒，也是英雄之城重庆战时外交这段历史的见证者。

据了解，重庆现存抗战外交旧址21处，大多保存较好。此外还有一批对外文化交流的遗址。同盟国驻渝外交机构美国大使馆旧址、中英联络处旧址率先活化利用，丰富了重庆开放人文内涵，提升了重庆的国际化水平，推动了重庆加快内陆开放高地建设。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周勇说，抗战遗址不是普通的景观，有效保护好、忠实传承好、合理利用好，可以让历史历历在目，让抗战精神代代相传。当年《苦干》阐释的观点：“苦干——刻苦地奋斗，中国人与生俱来的精神，深入在他们的灵魂与命运之中，永垂不朽！”而这也是出版《〈苦干〉与战时重庆》的现实意义所在，同时也是让抗战外交遗址有尊严的活在当下，服务当下最好的实践展示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