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也好，中国政治也好，很早就走出了宗教的羁绊。和其他国家历史一样，中国原始社会的政治是和宗教、和神灵纠缠在一起的。神裁是一种常见的政治形式。很多制度，依据宗教而建，带有浓厚的"神彩"。但是，到了春秋战国，政治中的宗教色彩开始急剧淡化。这从从当时的"礼崩乐坏"，"道德沦丧"等描述中，就能看到这种趋势。宗教官主要发挥礼仪性的作用，很少参与实质决策。到秦朝立政，政治和宗教在形式上几乎是彻底分离了。这个时期的中国，已经是政教分离的体制。但是，只要皇权还要从神灵和迷信中寻求合法性，只要宗教继续影响人们的心灵和生活，政治就不可能和宗教、和鬼神彻底地一刀两断。皇帝说自己是神龙天子，有人就说自己见过真正的龙，皇帝能说他是胡说八道，说龙根本不存在吗?不能。既然皇帝标榜自己是龙，他怎么能否认龙的存在呢?这是政治不能否定宗教的一个重要原因，宗教对古代政治的影响始终存在。

几千年来，宗教在中国社会的痕迹无所不在。现在的城市，有很多地名是以什么寺、什么庙，或者什么庵、什么观之类来命名的。比如北京有白云观、白云路、隆福寺街，杭州有香积寺街。古代宗教建筑散落在社会各个角落，宗教力量在基层社会里面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以西门豹治水的故事为例子，西门豹治水当中有两股力量在斗争。西门豹代表的官府要治水，以巫婆为代表的宗教不同意治水。巫婆认为这样会惹怒河神，而老百姓也更愿意相信巫婆，宁愿献少女，把很多财富扔到河里去，也不愿意治理河道。西门豹治水最大的困难，就是让老百姓相信并不存在什么河神。在这里，有一股力量跟官府是并行的，跟官府展开博弈。这股力量，就是宗教。

县城也好，府城也好，一般都有一座庙，叫作"城隍庙"，顾名思义就是保护这个城市的神明所在的庙。城隍庙在传统社会中有特殊意义，官府和老百姓都默认城隍庙是不受官府权力制约的，是中立的。城市里面出了一些难事、疑事或者是一些恶劣大案，官民都可以聚集在城隍庙里商量着解决。这个问题没有预定的立场，没有说必须怎么办，在城隍庙里一切可以商量；或者，一个人觉得自己有什么冤屈，也可以跑到城隍庙去，衙役轻易不能在城隍庙抓人、打人；要告状，可以去城隍庙告状，为什么呢?因为大家潜意识里就有这么一个观念∶ 神灵超然于官府和社会之上。这就好像西方有一些宗教色彩比较浓重的地区，教堂是上帝所在，教堂里禁止暴力和杀戮。所以，军警不能进入教堂执法。中国的城隍庙类似于西方教堂的角色，在清朝的笔记小说里面，就有死囚鸣冤城隍庙、城隍夜审疑案等传奇情节。现在上海著名景点"城隍庙"，以城隍庙为核心发展出了很多社会景象，俨然就是一个民间社会的集合。

官民的思维、言行都有宗教的印记，信鬼神、重报应、盼神佑;官员们还在支持宗教场所的运转，利用宗教的力量来教化百姓、安定地方。地方官往往立碑，保护寺庙道观财产；地方上要举办一些宗教活动，地方官也愿意抛头露面，表示支持。北京城和各省大一些的宗教场所，往往标明"敕建"二字，不见得就是皇帝掏的钱，这么写更多的是表明立场，拉近和官府的关系。官府意识到，宗教可以用来维持统治，稳定人心，这是官府和宗教相安无事的根本原因。宗教势力也乐意与官府合作，借助世俗的权威来稳定神明的地位。

同时，官府也意识到，宗教有着造反滋事的潜在威胁。历史上有很多起义、骚乱，就是披着宗教外衣的。明太祖朱元璋早年参加白莲教策动的红巾军起义，他真真切切看到了民间宗教的巨大力量，这股力量强大到足以威胁朝廷的生命。所以，官府对正常宗教势力、合法宗教场所是支持的，还礼遇有加，但是对民间宗教力量、地下宗教场所警惕性很高，一概严禁，一露头生事就严厉镇压。朱元璋就严禁旁门左道，《大明律》设置了"禁止师巫邪术"条款∶"凡师巫假降邪神、书符咒水、扶鸾祷圣、自号端公、太保、师婆，及妄称弥勒佛、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等会，一应左道乱正之术，或隐藏图相、烧香聚众，夜聚晓散，佯修善事，煽惑人民，为首者绞;为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清朝继承了这条法律，严禁旁门左道。同时，雍正皇帝怀疑正常的宗教派别中也隐藏着反叛的力量∶"僧道、医卜、星相之类，往往为奸究之所潜藏，不可不慎也。"鉴于谣言谶语蛊惑人心、煽动造反，《大清律》刑律还有"造妖书妖言"一条∶"凡造谶纬，妖书妖言及传用惑众者，皆斩（监侯，被惑人不坐。不及众者，流三千里，合依量情分坐）。若他人造传私有妖书隐藏不送官者，杖一百，徒三年。"官府对待平行的其他力量，利用他们有利于统治的一面，对威胁统治的潜在可能，都会严厉扼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