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陈列和馆藏近万件纸质文物，共分为古代纸质文书、古代版本（古代书籍）和钱币、地契、证书等近现代纸质文物三大类，其中不乏有国宝级的纸质文物，虽不具有手工艺制品文物耐存耐放的特点，更不具有金银铜器的价值优势，但它的研究和文化价值却不低于其他国宝级的文物。因此，一本古代书籍，一幅古代画卷，堪称国宝，也不足为奇。

值得一提的是，有一件《三国志》的手抄本，却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写本，竟然出土于新疆吐鲁番，还真让人感到不可思议。这件国宝的来源，曾让很多人浮想联翩，现在我们就随着这件国宝，探寻曾经的历史足迹，追溯东西文化在新疆交汇的见证。

1、《三国志》写本的发现

新疆，古称西域，自汉代就有西域三十六城邦诸国在此繁衍生息，至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西汉统一西域后，中原与西域的联系更加紧密了。那时中原内地的建筑、农耕、冶炼、手工等技术纷纷传入西域，极大地推动了西域各国各方面的经济和技术发展。

1965年，在吐鲁番安乐古城，专家在距古城南面一公里的佛塔中，发掘出一个陶瓮。当打开后，发现陶瓮里有一纸质的文物，这就是最早的《三国志》，具体地说是西晋《三国志·吴书·孙权传》写本残卷。这一意外发现，惊动了当时的考古界，因为这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三国志》写本，无论是对中国书法的研究，还是对中原文化传入西域，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经专家鉴定，出土的《三国志》写本残卷，时代为晋（公元265至420年）。测量后得出：纵23厘米、横72.6厘米。本卷为纸本，作乌丝栏，残存41行，墨书570余字（其中有残缺字）。尽管有些字已模糊不清，但大部分字体依然很清晰，完全可以辨认出古代的书法字体。

迄今为止，新疆共出土过两件《三国志·吴志》写本残卷。第一件，是1924年鄯善县出土的，残存《三国志》卷五十七《虞翻传》至《张温传》部分内容，原件已流入日本。第二件，就是现馆藏于新疆博物馆的《三国志》了。

这些年，我曾多次到吐鲁番探访人文古迹，但到了安乐古城遗址时，却发现那里早已破败不堪，很难看出当年古城曾经的繁华，只能想象西晋时期的城郭。或许在当时属于交河古城及高昌国的管辖之地，随着时代的变迁，经历了发展、繁盛和衰败时期，最终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

望着眼前的残垣断壁，只有坍塌的城墙诉说着昔日的辉煌时代。可以想象，在这座佛塔里曾住着一位汉族僧人，或者是一位对中国文化有研究的高僧，他应该对三国的历史颇感兴趣，毕竟那个时代才刚刚过去不久，三国争霸的结局，最终的西晋统一了中原，或许他在研究吴国及蜀国的失败，或者这位高僧的故乡就是吴国属地，而《三国志·吴志》的记载，让他深深怀念故土的一草一木，这也是完全符合常理。

2、残卷写本的书法造诣博大精深

众所周知，《三国志》的作者，是西晋史学家陈寿（233至297年），他是西晋巴西安汉（今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人。从小好学，有志于史学事业，对于《尚书》《春秋》《史记》《汉书》等史书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他的老师是同郡学者谯周（蜀国天文学家），在蜀汉时任观阁令史。当时，宦官黄皓专权，大臣都曲意附从。陈寿因为不肯屈从黄皓，所以屡遭遣黜。入晋以后，历任著作郎、治书侍御史等职。280年，西晋灭东吴，结束了分裂局面。陈寿当时四十八岁，开始撰写《三国志》。

吐鲁番出土的《三国志》，此抄件书写字体捺笔极重，隶书气味甚浓，有浓郁的晋代书法特点，也是《三国志》最早的抄本之一。由此证明，这件手抄本残卷的书写，必定出自中原文化人之手，并且对书法很有研究，书法造诣达到了同时代的巅峰，对现代和后世研究隶书合晋代书法有着珍贵的价值。

中国古代的隶书，有秦隶、汉隶等，一般认为由篆书发展而来，字形多呈宽扁，横画长而竖画短，讲究“蚕头燕尾”、“一波三折”等艺术特点。根据出土简牍，隶书始创于秦朝，传说程邈作隶，汉隶在东汉时期达到顶峰，上承篆书传统，下开魏晋、南北朝，对后世书法有不可小觑的影响，书法界有“汉隶唐楷”之称。

而魏晋书法承汉之余绪，又极富创造活力，是书法史上的里程碑，奠定了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方向。魏晋书法规隋唐之法，开两宋之意，启元明之态，促清民（国）之朴，深刻地影响了历代书法并影响着当代书法的发展。根据这一时期的晋代书法发展，大约可以这样来描述：三国为过渡时期；两晋（尤其是东晋）为鼎盛时期。

不得不说，新疆馆藏的《三国志》写本残卷，是中国现存最早的集隶书和魏晋书法为特点的文字，对研究古代书法的传承和发展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因为古代书法一直影响到今天，并对书法界及众多书法家，乃至中国文化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3、见证了东西文化融合

古代的新疆，最早有本地域的宗教信仰，大多存在自然崇拜现象，比如罗布泊的太阳墓，还有以动物为图腾的部族，之后古代波斯袄教传入西域，还有外来的萨满教等相继传到了西域。直到公元前大约1世纪，印度佛教先后传入西域的于阗、疏勒等地。此后，佛教又沿着丝绸之路南北两道传播到塔里木盆地周围的各个绿洲。后来，佛教逐渐取代袄教、萨满教，成为新疆地区的主要宗教。

有人会问，这与《三国志》写本又有什么关系呢？

当然，作为中原文化的《三国志》传入西域，必然与东西文化的融合有着密切的联系和传承关系。据历史记载，公元64年，汉明帝派人前往西域，并请一些僧人到内地。公元67年，汉明帝专门为此修建了寺院，命名为白马寺。这是中国内地第一座佛教寺院。从此，佛教便在中原地区逐渐传播开来。

吐鲁番地域，曾作为西域的佛国圣地，汉明帝所派的人必定先来到这里，因为当时的吐鲁番地区居住着大量的中原汉族人，他们在这里繁衍生息，直至唐代有了汉族人建立的高昌国，这一切都说明了，在古代的吐鲁番地区，早就和中原内地有了紧密的联系。这足以见证了中原文化早已在汉代就传入西域，或许比这个时间更早。

当年，郭沫若先生见到吐鲁番出土的《三国志》写本，他曾根据字体判断出：第一件为东晋抄本，第二件为西晋抄本。从新疆出土魏晋时期写本来看，这两种《三国志》写本的字体都比东晋、十六国时期简纸所见的字体更早，应该都写于西晋时期。

由此看出，陈寿成书之后到西晋灭亡（公元315年）不过短短二十年，可见在此期间，《三国志》就从中原传入了新疆。文化在当时传入新疆的速度之快，简直令人不可思议。而且这本残卷的纸张质地，采用的是中国传统造纸原料。

而眼前的这卷现存最早的《三国志》写本，使用本色加工麻纤维帘纹纸，质地精良，很可能就是著名的“左伯纸”。这种纸产自山东，被认为是东汉末年最好的纸，厚薄均匀，质地细密，色泽鲜明。因此，在新疆极端干燥的气候之下，经历1600多年之后，这一残卷才有幸被保存了下来。

很多专家认为，丝绸之路是人类历史上空间跨度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文化线路。因为早在汉代以前，新疆各部族就学习借鉴中原礼仪文化。正式纳入中国版图之后，新疆地区汉字使用、蒙学教育、典籍流传等基本与中原地区保持同步。

《三国志》的重大发现，有力地说明了新疆和中原地区，虽相隔万里，但文化却是同源。从陈寿成书之后到西晋灭亡之前的短短二十年间，《三国志》已传入新疆，这更见证了当时中原文化在新疆地区传播速度之快、影响之深。所以吐鲁番出土的《三国志》，无论在艺术成就上，还是在文化的渊源上，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和地位，并称之为“国宝”，绝对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