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的辛酸：在大国博弈和倒向西方的改革中，坠入无尽的深渊|外交|易帜|越南

从1986年越南的“革新开放”至今，作为世界上仅存的社会主义国家之一，越南改革成效显著，发展之路却坎坷崎岖。

随着三星最后一家工厂从中国退出，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与缓缓落下的帷幕一同退出历史舞台，而越南，则被视为成为取代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国家。

然而，与中国改革不同，坚持着社会主义旗帜的越南，如今在经济开放与政治建设改革逐步“西化”，在根本体制与具体体制极易混淆的政治改革领域，不知越南是否会倒向西方，或出现戈尔巴乔夫式人物，导致越南发生巨大转变。

其实，越南改革“西化”现象的背后，是越南自我发展道路的探索与实践。在改革这条路上，越南终向东起朝阳。

历史渊源与“小国局限”

1986年，当时的越南正值内外交困时期，受到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中国的改革浪潮的影响，开始了称之为“革新开放”的改革。这场“革新开放”在经济改革方面多以效仿中国为主，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

而在政治改革方面则是根据本国历史情况进行了行政改革。不过，此次改革因当时苏联仍然具有威慑力的缘故，在很多方面只是浅尝辄止。

然而，随着苏东剧变，加之西方“和平演变”思潮影响，越南共产党为了保证国家政治稳定和经济持续发展，“革新开放”进入了全面开展时期，在经济发展方面靠向西方，政治体制改革隐隐有了“西化”特点，以至于国际上出现了越南将倾向西方的疑问。

事实上，纵观历史上越南几次宪法修改，便可以寻找到越南改革“西化”的历史渊源，而在是否倒向西方的问题上，事实证明，越南终将会受到“小国局限”思维的影响。

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受到西方民主化浪潮的影响下而起草审定后的《1946年宪法》确定了民主共和制国家的国体，提出了保卫独立、建立民主制度的目标，并肯定了国会的地位，却未确立支那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以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目标，具有极其明显的西方民主化特征。

这与越南在近代遭受法国殖民与文化渗透息息相关，从如今越南仍在使用由法国殖民大力推行由葡萄牙、法国、意大利传教士共同创制的拉丁化拼音文字便可见一斑。而《1946年宪法》则是法国殖民文化渗透以及西方民主化浪潮的产物，也是越南改革方向呈现出“西化”特点的历史渊源之一。

《1959年宪法》是由于北越共产党进行了国民经济恢复和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为适应社会关系变化，针对《1946年宪法》进行了修改与完善。

这部宪法规定了越南为社会主义国家，确立了越南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设置了主席，基本上奠定了在1992年国会改革之前的越南权力架构体系，即由党的总书记、政府总理、国家主席所构成的“三驾马车”权力体系。

在越南历经抗美战争并于1975年实现南北统一后，《1980年宪法》诞生了。当时北越共产党对吴氏政权统治下的南越进行了全方位改造，而为巩固完成国家统一后的政权，进行了宪法的重新修订，取消国家主席一职，同时将政府最高行政机关越南政府会议改为部长会议。

此次修订是规定了越南为社会主义国家与权力体系，巩固了国家统一的历史成果。

事实上，《1980年宪法》是将《1959年宪法》所规定的“三驾马车”权力体系应用到了南越，并考虑到南越之前完全效仿西方制度而对南方国民产生了一定历史影响，从而在不涉及根本体制的基础上对于具有西方色彩的具体体制进行了保留。

可以说，在大方向上属于换汤不换药，在细节上加入了西方制度，却留下了西化隐患。

总体而言，从《1946年宪法》开始，越南制度便存在了西化隐患，而在《1959年宪法》革除了西方民主制度、推行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后，由于南北统一，为保证稳定，越南共产党做出了让步，使得西方制度掺杂其中，造成了越南西化的历史渊源，从这点来看，越南存在倒向西方的基础和条件。

但受越南“小国局限”思维影响下进行的“革新开放”，会使得越南的“改旗易帜”出现困难，从而无法倒向西方。

毕竟，越南改革是借鉴中国的改革经验推行出“革新改革”，受到苏联模式以及之后苏东剧变的影响，不会轻易迈出倒向西方的脚步，而所谓越南改革出现的“西化”，不过是害怕西方国家的封锁与诘难，而导致的无奈与辛酸。

国会改革的产物：“四驾马车”的权力架构

苏东剧变后的越南曾经一度陷入恐慌之中，难以为继的无力感，社会思潮的交流激荡，影响着越南的前景与发展，但同时，在失去老大哥依靠的恐慌过后，越南不再小心翼翼，开始了全面“彻底”的革新开放。

1992年3月，在越南第八届国会第三次会议上，对于宪法进行了修订，其中包括增加国会权力、承认市场经济、保护私有财产等决定。乍一看，这显然是越南在走资本主义道路，但是，越南政府未改变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公有制经济仍然占据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本质上，还是社会主义国家。

即便如此，《1992年宪法》所增加的国会权力以至于所掀起的国会改革浪潮事实上增大了其“改旗易帜”的可能性。如果说，于未来某一天，越南在改革道路上走向西方，1992年国会改革所形成的“四驾马车”权力架构，绝对是“罪魁祸首”。

在越南国会改革之前，其国家权力架构是由党的总书记、政府总理、国家主席“三架马车”所建立起的权力体系，而国会只属于表决机器，而在“三驾马车”中，国家主席属于虚位元首，只是对内对外的最高代表，实际上国家的权力掌握于党的总书记与政府总理手中，而这两者通常党的书记由越南北部共产党领导人担任，总理由越南南部人选举担任，从而实现一种权力平衡。

但在议会改革之后，越南国会成为权力枢纽，国会主席所代表的国会拥有了最高的权力，无论是党的书记，还是政府总理，所指方向，所定提案，皆需经过国会同意，而且国会拥有了质询权，并可以向其他三大权力中心投出不信任票，从而进行罢选。

这无疑是效仿西方的议会共和制，如果议会在某一天遭到有心人士的操纵或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提出并通过对“改旗易帜”或是实行多党制的决议，那么，越南则会倒向西方，走上一条资本主义道路。

因此，如果未来越南出现改旗易帜，那么1992年国会改革所形成的“国会至上”的“四驾马车”权力架构，将会成为颠覆性的因素。

不过，在权力分散的情况之下，越南很难出现戈尔巴乔夫式人物，能以一己之力推动越南改换门庭，这是无法达到的。

“四驾马车”权力彼此制约之下的越南，有着西方制度的精神，但无西方资本主义内核，所谓越南的倒戈，只是其为保持东南亚地区势力“均势”而便于本国稳定发展的戏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