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我个人理解，需求侧管理既包括利用财政、货币等政策工具进行逆周期调节，从而稳定社会总需求，实现充分就业；也包括通过体制、机制等改革和政策设计，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实现共同富裕，就是要进行跨周期的设计。这要求我们既关注短期问题，也要注重中长期问题；既关注供给端问题，也关注需求端问题。

从逆经济周期的角度看，要区分出库存周期、制造业投资周期、房地产投资周期等特点和原因。中国的房地产投资周期一般是三年左右，而制造业投资周期有十年左右，影响因素和机制十分复杂，这是我国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要特别关注的。

“十四五”时期，要在关注世界经济变化的基础上，分析国内的几个分化，研究需求侧管理政策。

一是区域经济分化问题。2012年以来，随着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区域分化加速。从社会保证的角度看，应该从国有资本划转、发行特别国债等途径充实社会资金，解决北方地区的社会保障资金问题。

二是供给需求作用变化。2008年之前，由于人均收入水平低，我国主要是供给决定需求、供给引领需求，并通过国际大循环消化过剩生产能力。美国金融危机之后，随着我国收入水平提高，我国开始了向需求引领供给的阶段转变，包括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领域。这就是我国要实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原因。这里需求的引领，包括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等，要研究鼓励引导绿色消费的政策，包括绿色标准、绿色税制、绿色金融等。

三是消费群体分化问题。随着新消费的兴起，现在出现了所谓消费群体之间的分化，80后、90后甚至00后在引领中国的消费潮流和时尚，这一部分居民消费倾向很高，但是收入较低，这个群体中大部分是“新市民”，存在买不起房、租不好房的问题，房地产价格过高挤出了这部分人的消费。要改革房地产政策，实行租售并举的政策，研究如何让租房子和买房子享受同样的公共服务，特别是学区房的问题。还有继续发展消费信贷。

四是资本劳动所得分化问题。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迪写的《21世纪资本论》影响很大，他认为过去几十年全世界主要国家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之间分配不公平，资本所得大量挤占劳动所得，随着数字化、人工智能等技术发展，资本会进一步挤占劳动所得，一些标准化的劳动完全被机械取代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随着数据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资本要素实际上是控制了数据要素，比如平台跟数据完全联系在一起，资本控制了平台，就控制了数据。既然这样资本的所得能不能让老百姓从资本里拿到收入？经济不好房地产就涨、股票就涨、资本市场就涨，反而恶化了服务，这样中低端的人能不能也从资本的收入当中获得一部分收入，像美国过去401K实际是在做这个，我觉得短期之内确实中国有这个问题，我们只有6000万人交个人所得税，然后做类似于401K税收递延的政策，得好处的还是这些资本所有者。但要是解决不了老百姓从资本里的所得，我个人认为这个收入差距5―15年都很难解决，即使像现在推出来像房地产税、遗产税难度也很大，这里有没有什么政策？ 401k是不是还可以推，农民工即使没有多少钱，企业给他那一部分钱也可以拿到资本所得去投到股票市场，这块我赞成还是要继续往下推的，随着这块比例的上升，我认为这可能是很好的一个办法。

（本文来源：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 作者：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首席经济师 祝宝良）

（责任编辑：马常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