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女性贫困》，作者：[日] NHK特别节目录制组，经上海译文出版社授权在网易新闻平台发布，欢迎关注，禁止随意转载。】

2010年7月，在大阪闹市区的一间公寓内发现了一对五十多天没人照顾的年幼姐弟的遗体。一个是三岁的女孩，另一个是一岁的男孩。闷热的房间里堆积了大量的垃圾和污物，两个孩子依偎在一起双双离世。这个事件当时引起了社会的极大轰动。

在夜店卖春的二十出头的单身妈妈被逮捕。发现孩子遗体的公寓，是作为夜店宿舍分配给母子三人的。夜店给离婚后无处投奔的母子提供住处，母亲工作期间还有托管服务，但她没有加以利用，而是将年幼的孩子弃之不顾。这个事件将“卖春店成为单身妈妈的工作接收点”这一话题推向了风口浪尖。

“欢迎单身妈妈”“宿舍与托儿所设施齐全”的招牌

如今，搜索卖春店的网页，你会看到招聘栏里的“欢迎单身妈妈”“宿舍与托儿所设施齐全”等几个醒目大字。上面还附有母亲和幼小孩子的照片，标题上写着“既可以赚生活费，也可以多陪陪孩子”“不要一个人痛苦”等等。乍看上去还以为是育儿援助的网页，与夜店招聘广告给人的印象大相径庭。

越来越多的良家妇女卷入色情产业 ，在进行年轻女性的贫困采访时，去东京都内的某个群租房里，或许能够遇到更多的采访对象，带着这种期待，我们提出了采访申请。

所谓的群租房，是在一个房屋内，多人共同使用一个洗澡间和厨房。一个房间用薄板隔出几个狭小空间，能放一张简易床和一些随身物品，最低限度地保证睡觉的地方。虽然居住空间小，但是不需要押金和担保人，而且租金便宜、交通方便。这一点吸引了不少二十到三十年龄段的人，似乎来自小城市和乡村的年轻人较多。

群租房的老板说了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话：最近有很多从乡下出来、没有住处的年轻女孩，刚到羽田机场就打电话来问有没有能住的房间。她们没有熟人、没有工作。问她们要怎么生活时，她们的回答是去居酒屋、夜总会或者夜店，把夜店作为一种职业选项的女性不在少数。

对于加入色情业的心理底线降低了。从业外人士嘴里听到这样的评价令人震惊。在说明我们采访这些夜店打工的年轻女性的来意之后，他说道：“最近这种人很多。外表看上去就是个普通人家的女孩子，却以打工的心态去夜店卖春。”

然而，接触过卖春的女性后，我重新认识到，这项以陌生男人为对象的性交易，会给大多数女性带来很大的精神压力和心理负担。我遇到过很多位这样的女性：有的是接完客后在背地里偷偷呕吐；有的为了减压经常跑到“牛郎店”里借酒浇愁，酒钱还是借来的，因此为了还债她还要继续在夜店里卖春。同样作为女性，我深感到若是再有个孩子，兼顾卖春和孩子两方面，其感受也许能达到生不如死的地步。

“性服务派遣公司”的业务是派女性到客人家里或酒店提供性服务。我认识一位从早上十点到下午四点在这种地方工作的四十多岁的女性。据说她工作完后直接去幼儿园接孩子。

她很喜欢美容行业，几年前开了一家店，结果以失败告终，并欠下了一大笔债。为了还债，她在做白领合同工的同时，还在夜店卖春。

在等候客人点名的房间里，她说因为孩子太小，回家后还要边陪着她玩边做饭，真的很累。她说话的神情俨然是一位我们生活中常见的母亲。夜店的工作对孩子和丈夫是保密的。店里也为她找好了挂名兼职公司，没有必要担心会露馅。想到孩子她会觉得很内疚，所以工作的时候尽量不去想孩子的事。她语气平淡，看起来是个很正经的女子。她只能靠自我调节心情，应对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一天一天地熬下去。

但是大多数女性无法像她那样灵活地切换心情。不难想象，色情业和育儿的双重压力逐渐剥夺了母亲抚养孩子的意志。尽管如此，很多单身妈妈和年轻女孩们还是被卷人了“卖身”这项工作中。

从事色情业的女性把色情以外的普通工作叫作“白天的工作”。为什么她们不选择“白天的工作”，而是选择了这份工作呢？我没有否定色情业的意思，但卖身这件事涉及人的尊严问题。不损害最基本的做人尊严的工作环境或选项再多一些就好了。夜店有而“白天的工作”里没有的到底是什么呢？为了进一步了解真相，我们决定直接到性服务店里采访。

就业、育儿援助和居住一条龙服务的“性服务派遣公司”

最先采访的这家性服务派遣公司在西日本开有多家分店，女老板自己也曾干过这一行。说明来意后，她把我们带到了离市中心不远的一座大楼里的办事处。这是我第一次进入这种地方，心里还担心会是什么样呢。然而看到的却是普通得令人惊讶的办公室。一楼是接客人电话的地方。现在是白天，而且是工作日，几个男女头戴耳机，像客服中心的人那样接着不停响起的电话。二楼是摄影室，负责拍摄用于公司网页的照片或者女孩们的宣传照。三楼是女孩们等待客人时的休息室。房间宽敞明亮，她们可以在里面舒适地休闲，在沙发上自由地阅读报刊，顺便吃点店里准备的零食。

对于不想与任何人照面的女孩，店里还准备了像网吧一样的单间。女孩们在这里度过等待客人的时间。有客人时，工作人员会给她打电话，并派专车接送到客人指定的酒店或住处。据说这家店里最多的还是单身妈妈。除了直营的托儿所以外，店里还与附近的民办托儿所签约，孩子随时都有地方托付，公司还报销一半的托管费用。

一般托儿所是在孩子出生后，通过地方政府组织申请办理手续，多日后家长们才能收到能否入所的通知，因此这项制度不能够满足家长们想要马上托付孩子的需求。因为经济条件差，不少女性即使有丈夫，生完孩子后也要马上工作，但是很少有托儿所肯收这么小的婴儿。城市托儿所不足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而且尚没有找到工作的人以“正在找工作”为由申请人托是很难批下来的。在对托儿所数量不足问题进行调查时，经常会听到妈妈们抱怨说没地方托孩子，即使想工作也出不去。与此相比，民办托儿所有这样的好处：托儿所可以和家长直接签约，有的可以二十四小时开放，或设有短时间托管。达到国家标准的托儿所，因为接受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援助，所以根据《儿童福祉法》，在幼师的数量、设施的面积上都必须严格达到要求。反之，那些没有得到财政拨款的托儿所就可以自由经营。因此为了方便妈妈工作，夜店就自己掏钱建立小型托儿所，这样的案例屡见不鲜。

随着少子高龄化的加剧和劳动人口的减少，女性劳动力无疑是重要的资源。国家也想增加女性劳动力。但不可否认的是，现今的劳动环境跟不上时代的需求。与国家劳动环境整顿的落后相比，这次受采访的公司除了准备有马上可以托管孩子的托儿所以外，还为没有住处或因房租太贵住不起房子的女性在公司附近准备了四十间宿舍。

对于不得不工作的单身妈妈们来说，就业、育儿援助和居住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三大要素。若要指望政府，她们必须同时跑好几个部门，提交各种手续。可是在这里，生活所需要的环境和援助全都一步到位。

社会保障的溃败

接受年轻女性的咨询并进行生活救助的普通社会团体“融合网横滨”的负责人－临床心理医生铃木晶子指出，援助经济困难的女性需要一步到位。

生活困窘者独自面对的问题涉及多个方面，如居住、就业以及育儿援助等服务。政府即使有相应制度，各个制度也是独立的，相互之间没有关联，这个现象经常被诟病。

年轻女性更是与援助很难沾上边。即使她们鼓足勇气到公共部门去咨询，一旦被驳回，就对此敬而远之，再也不会来第二次了。所以如何才能利用这仅有的一次机会捕捉到问题，与援助挂钩，并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是支撑起她们作为独立个体生活的关键。

2014年1月，在《Close-Up 现代》标题为“看不见明天－越来越严重的年轻女性之贫困”节目中，播出了色情交易场所开展的多样化的援助模式。当时作为嘉宾的铃木女士指出：“性

产业形成了一个非常密实的安全网，从工作、住宅到患病儿童的托管无所不及。

公共部门能提供如此周全的服务吗？答案是否定的。这可以说是社会保障的溃败，事实是性产业接手了社会保障的功能，在支撑着她们。”

为了防止人们陷入低保，以援助经济贫困者为目的，2013年12月出台了《生活困窘者自立援助法》，并于2015年4月开始实施。如何能让制度与处于贫困状态的人们联系在一起，并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地方政府和民间援助团体正在摸索拓展服务应有的方式。

色情机构成为救命稻草这一讽刺的现实，对于到底应如何对社会保障加以改进提供了思考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