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地名研究

提要：西河郡是战国时期魏国设置的新政区，最初管辖龙门河两岸。两汉时期迅速扩张，成为横跨黄河的大郡。但是曹魏时期又缩小到河东以离石为中心的四个县。从政治地理的角度纵观西河郡从跨河到滨河的变迁过程，春秋战国时期的秦晋关系与秦魏关系并未对西河郡的范围产生太大影响，两汉时期北方民族对边郡的侵扰及内迁贯穿于西河郡的整个变迁过程中，是导致西河郡变化的关键因素。西河郡独特的政区发展形态与民族迁徙、地缘政治、军事冲突、文化融合等密切相关。

关键词：西河郡；战国到曹魏；民族迁徙

一、引言

西河郡的建置始于战国，初领晋西南和陕西东南部。两汉时期，西河郡的管辖范围扩大，西部扩展到今陕西中部和北部，东部吕梁山以西被囊括其中，南部今陕西宜川以北均归西河郡所有，北部纵深到内蒙古一带，与游牧民族为邻。如此横跨黄河，幅员辽阔的大郡在汉代的北方十分罕见。曹魏时期，西河郡缩小到黄河以东，仅辖四县。

相对于传统的政区研究模式，对一郡的细化解读成为近几年历史政治地理研究的热点。春秋时期秦晋关系十分微妙，三家分晋以后，秦魏关系同样错综复杂，西河地区位于两国边界，其管辖范围随着两国势力的此消彼长而变化无常。在中国历史上，一郡横跨黄河两岸的情况非常罕见，但两汉到曹魏时期的西河郡是个例外。除了地缘政治的影响，西河郡的形成和变迁还与民族的分布和迁徙密切相关。以整体性的眼光对西河郡的变化过程做长时段考察，有利于山陕地区历史政治地理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关于西河郡的变迁，已有的研究成果不多，钱林书在《战国时期魏国置郡考》较为详细地考证了西河郡的范围。周振鹤的《西汉政区地理》仅对汉代西河郡的设置过程有简单的探讨，王子今的《西河郡建置与汉代山陕交通》也对曹魏时期西河郡缩小的理由进行了简要分析。然而目前学界还没有对西河郡形成及变迁过程的长时段研究，笔者拟用文献分析的方法复原西河郡管辖范围的变迁过程，并结合民族、政治、军事等因素解释其不同时期的变迁原因。

二、春秋战国时期的西河与西河郡

1、西河的含义

“西河”一词早在先秦文献中就经常出现，它所指代的含义有两种。

第一，指代河流，即今天黄河中游的一段。《尚书注疏》：“黑水西河惟雍州”。《汉书·地理志》：“黑水西河惟雍州，师古曰西据黑水，东距西河，西河即龙门之河也，在冀州西故曰西河。”“西河”是相对“东河”而言，即黄河在“冀州”之东和之西，分别是冀州的东、西界线。但“冀州”这个概念是秦以后才有的。东河、西河其实应该是站在晋国或魏国的视角而言。晋国疆域广大，以东河为边界；魏国疆域以西河为界，因此才有东河、西河之分。

第二，指代一个区域。关于西河的具体范围，学界有不同的说法，主要有以下五种：龙门到华阴一带；陕西合阳、韩城；河南安阳；古卫国之地；今天山西省汾阳市。这些说法相对来说都比较片面，古卫国为“子夏居西河”之地，钱穆先生最早指出此处“西河”当在东方河、济之间，与本文要讨论的“西河”并非一地。西河作为一个大的地域名称包括今天山西中部、西南部和陕西的东部，但是作为魏国的西河郡则不包括晋中。

此外，史料中不少地方还提到了“河西”、“河西之地”、“河西地”等说法，这些都需要结合史料来具体分析其含义，不过都可以指代本文所研究的西河地区。

2、春秋时期的西河与战国西河郡的形成

西河地区在春秋时期多为戎狄居住之所，晋国在此地的经营为后来西河郡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秦国紧邻晋国，秦晋对西河地区时常发生争夺。三家分晋之后，秦魏关系又成为西河郡形成及变动的一个重要因素。

（１）晋国在西河地区的扩张与白狄的退却

白狄主要分布在今陕西北部和山西西部，顾栋高在他的《春秋大事表》一书中已指出：“白狄之种有三，其先与秦同州，在陕之延安，所谓西河之地。其别种在今之真定藁城、晋州者，曰鲜虞，曰肥，曰鼓。”对于西河地区的白狄分布，顾栋高所言还不尽完善。白狄还分布在以下几个地区。

首先，陕西渭南一带。《春秋左传注》中，成公十三年，晋国吕相对秦桓公说：“白狄及君同州……同州，同在《尚书·禹贡》之雍州”。雍州在今天渭南、韩城一带。其次，延安、榆林。《史记·匈奴列传》：“当是之时秦晋为强国，晋文公攘戎翟居于河西圁、洛之间，号曰赤翟、白翟。”“圁水出上郡白土县圁谷，东迳其县南……东流注于河”，马长寿先生考证此水为无定河。洛水即今陕西的洛河。圁水、洛水之间，即今天陕西省延安、榆林一带。《元和郡县图志》中也可以找到证明，在丹州（今陕西宜川县北）、延州（今陕西延安市）、绥州（今陕西延安市）、银州（今陕西横山县东）、石州（今山西吕梁市离石区）等州之下分别注明“为春秋时白狄所居”，或“白翟之地”。此外，白狄还频繁活动于今天山西西部吕梁山地区。晋国屡次在这一区域打败狄并将其驱赶到更北的地方。下文有详述。

晋国以绛为都城，从晋南地区着手，由南而北，驱戎狄，开西河。晋在建国之初，仅有汾河下游一部分地区，平阳以北主要为戎狄所居，秦晋以黄河为界。晋国对西河地区的开拓主要集中于晋献公、晋文公和晋襄公时期。

晋献公时期，晋国的疆域在西、北、南方向都有发展。

首先，北到蒲、屈之地。《史记·晋世家》：“十二年（前665年），骊姬生奚齐。献公有意废太子，乃曰：‘曲沃，吾先祖宗庙所在，而蒲边秦，屈边狄，不使诸子居之，我惧焉。’”蒲，在今山西永济市。屈，在今山西吉县。蒲与秦为边，而屈与狄为边，可见此时白狄还占有今天山西北部的大部分地区。

其次，开拓西南并渡河，《史记·晋世家》：“十六年（前661年），晋献公作二军，……伐灭霍，灭魏，灭耿。”耿，在今河津市；魏，今芮城县；霍，今霍州市。之后在献公二十二年（前655年）“其冬，晋灭虢，……还，袭灭虞。”耿、魏、虞、虢纳入晋国版图，为晋国向西、南的扩展打通了道路。献公二十五年（前652年），“晋伐翟，翟以重耳故，亦击晋于齧桑，晋兵解而去。”此处齧桑实为采桑，《集解》、《索引》中均有详细解释，在今山西吉县。

《史记·晋世家》中还记载晋献公死后，公子夷吾为了能够重回晋国，许诺给予秦国河西之地。“即得入，请以晋河西之地与秦。”《史记·秦本纪》中记载为“河西八城”。《正义》曰，此为同、华等州地。《国语·晋语二》中记述此次事件，许诺为“且入河外列城五。”《左传》僖公十五年（前646），“既而皆背之，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东尽虢略，南及华山，内及解梁城，既而不与。”《元和郡县图志》中，猗氏县：“故解城，本春秋时解梁城，又为汉解县城也。在县东南十八里，晋惠公许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东尽虢略，内及解梁城是也。”解梁城为今天运城市盐湖区，华山在今渭南华阴市境内，虢略在今河南灵宝市虢略镇。由此看来，这“河外列五城”与“河西八城”之地实相距不远，然晋惠公并未将河西之地予秦，到晋惠公六年（前646年），秦国才将河西之地夺入囊中。

晋文公时期，驱戎狄至今陕西榆林一带。《史记·匈奴列传》：“当是之时秦晋为强国，晋文公攘戎翟居于河西圁、洛之间，号曰赤翟、白翟。”

晋襄公时期，西取汪，北伐箕。《史记·晋世家》：“（晋襄公）后三年，秦果使孟明伐晋，报殽之败，取晋汪以归。”《左传正义》：“冬，晋先且居、宋公子成、陈辕选、郑公子归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还，以报彭衙之役。”《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晋襄公三年）（前625年）秦报我崤，败于汪。”可见，汪原属于晋，钱穆先生指出汪应当与彭衙相近，在今陕西白水、澄城县境。《中国历史地图集》中“汪”的地望也在这一带。北到箕地。《春秋左传》中记载：僖公八年（前652年）“晋里克帅师，……以败狄于采桑……狄伐晋。”二十八年（前632年），“晋侯做三行，以御狄。”三十三年（前627年），“狄伐晋，及箕……晋侯败狄于箕。郤缺获白狄子。”晋国先是在采桑（今山西省吉县）大败狄，之后又在箕抓获白狄子。关于箕的地望，有人认为在今山西省太谷县东。《春秋经》中，杜预注曰“太原阳邑县南有箕城”。《后汉书·郡国志》：“太原郡，阳邑县，有箕城。”注曰：“《左传》僖公三十三年（前635年），晋败狄于箕。”《水经注疏》中杨守敬也持此看法。二说在今山西省蒲县东。《太平寰宇记》：“蒲县，……本汉蒲子县地，自汉至晋不改，……隋开皇元年又移县于今东北三十里故箕城置。”笔者认为第一种说法不太合理，从《春秋左传》中可知箕地确有白狄，成公十三年（前578年）《左传》：“入我河县，焚我箕、郜。”可知白狄是渡河而战，箕地当与河相距不远。我们再从鲁僖公三十三年（公元前627年）时晋国的疆域来分析。这一时期，晋国主要是向南和西发展，北部还没有进入太谷地区。顾炎武在《日知录》中也有表述：“襄公败秦于殽，自此惠公赂秦之地复为晋有，而以河西为境。若霍太山以北，大都皆狄地，不属于晋。”霍太山，《元和郡县志》：“（霍邑县）霍山，一名太岳，在县东三十里，禹贡曰：壶口雷首至于太岳，郑注曰：今河东彘县霍太山是也。”由此可知，霍太山即今天的霍山，在今天的霍州市，而太谷县在霍州市之北。因此，笔者认为箕地当在今山西蒲县境内。《水经注》等史料说法有误。清代顾炎武、江永也持这种看法。《国语·齐语》中讲述齐桓公“西征，攘白狄之地，至于西河”，此处的西河即黄河，白狄之地在河之东，此次征战将白狄赶到河之西，将西河的范围扩展到了晋西北。

此后，晋国国势渐衰，再无开西河之壮举。西河地区也扩展到了最大，为战国时期西河郡的设置创造了条件。

（２）秦晋关系与西河范围的变动

秦晋两国是春秋时期相邻的强国，在领土方面常有争夺，黄河并非固定的界限，它随着两国关系的变化而变动，西河地区的范围也在不断发生改变。

晋献公之前，秦晋两国的领土争夺比较少。晋国的疆域仍然在汾水下游和涑水流域，西河地区仅拥有靠近黄河的一片区域。晋献公时期，西河地区的范围已经包括黄河以西和以南的一部分城池，即公子夷吾为回国予秦的“河西之地”。对于“河外列城五”，上文已有详述，然夷吾归国后又反悔，到晋惠公六年（前646年），因秦饥，晋不予粟而伐秦，秦将晋君俘获，才将河西之地给予秦国。此时的晋国始与秦国以黄河为界。晋襄公三年（前625年），“秦果使孟明伐晋，报殽之败，取晋汪以归。”“四年，秦缪公大兴兵伐我，度河，取王官，封殽尸而去。”上文已经指出，汪在今天白水、澄城县一带，彭衙在与汪相近。“王官”，在今山西闻喜县境内。此时秦国已东渡过黄河，占领了部分西河地区。晋襄公五年（前623年），“晋伐秦，取新城，报王官役也。”“新城”，在今陕西澄城县东北。西河地区又重新扩展到河西。晋灵公四年（前617年），“伐秦，取少梁。秦亦取晋之郩。”集解：“徐广曰：‘《年表》云北徵也。’”索引：“徐云《年表》曰徵。然按《左传》，文十年春，晋人伐秦，取少梁。夏，秦伯伐晋，取北徵，北徵即《年表》之徵。今云郩者，字误也。”《正义》：“少梁故城在同川韩城南二十二里。”《春秋地名考略》中认为北徵在澄城县南，与钱穆观点相同。晋灵公六年（前615年），“秦康公伐晋，取羁马。”羁马在今芮城县一带。随后，“晋侯怒，使赵盾、赵穿、郤缺击秦，大战河曲，赵穿最有功。”“河曲”在今永济县西南靠河处。晋成公和晋景公26年间，秦晋和平共处，未在河西地区有争夺。

晋厉公初年（前580年），与秦国会盟。三年，“至泾，败秦于麻隧，虏其将成差。”麻隧，据《春秋地理考实》，麻隧“《汇纂》在西安府泾阳县南”，即今天陕西省泾阳县。可见，当时晋国的河西之地较之前似有扩展。晋悼公十一年（前562年），“冬，秦取我栎。”索引：“释例云在河北，地阙。”此“河北”为黄河之北，当在今闻喜县附近。晋悼公十四年（前559年），“晋使六卿率诸侯伐秦，度泾，大败秦军，至棫林而去。”“棫林”大致在今陕西华阴县一带。此后，晋国势衰，士大夫之乱不断，无暇顾及西河地区。

晋国的西河地区一直跨越了黄河两岸，秦晋之间的和平、战争与西河地区的范围有着很大的关系。纵观秦晋历史，我们发现秦晋在西河地区的争夺并不激烈，晋国入侵秦国较多，且最西到达泾河地区。晋国西河地区的范围一直从河东延伸到河西的韩城、华阴一带。

（３）秦魏关系与战国西河郡的形成和变动

战国时期的魏国设立了西河郡。其郡名当是以春秋时期的西河为名。大约在魏文侯时期，魏国设置西河郡，以吴起为西河守。《史记·匈奴列传》：“魏有河西、上郡，以与戎界边。”瑏瑡此处的“河西”意指“河以西”，与“西河”意义相同。由此可知，魏国当时确有西河郡无疑。关于魏置西河郡的范围，历来也有不同的看法，学界讨论最多的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在陕西中部，黄河西岸，大致在今陕西宜川一线以南，华阴一线以北及洛河以东地区。另一种是包括黄河（龙门河一段）两岸地区，即陕西的中部、山西的西南地区以及河南靠近黄河的一部分地区。为了比较准确地复原出西河郡的地域范围，笔者试图通过魏与秦、魏与韩、魏与赵疆域边界的划定及变化来进行综合分析，以做出适当推测。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文侯用吴起为西河守，“以拒秦、韩”，由此可知，魏国所置西河郡的西部边界当是魏秦交界之处，南部边界当为魏与韩的交界。“守西河而秦兵不敢东乡，韩赵宾从，……”西河郡的北界可能与赵相邻。

关于魏国的疆域范围，学界对于北部、西部没有太多异议，对于南部边界有两种不同的看法。李晓杰认为魏文侯三十七年（公元前406年），南境大体以黄河为界，有黄河北岸的阳晋、封陵、焦、阳狐等地。吴良宝在他的文章中认为西河郡应该包括上洛一带。公元前328年，“楚、魏战于陉山，魏许秦以上洛，以绝秦于楚。”文还中列举了一些考古资料，都能让人信服。他认为，卢氏属魏大概在公元前326年，如魏国和韩国都有“卢氏”布币，以及四川出土的兵器。上文也已经指出，春秋时期晋国的边界最南就已经到达了上洛、卢氏，因此，笔者同意此观点，在战国初到中期，西河郡的南境最远能够到达上洛、卢氏一带。

根据李晓杰的研究，在魏文侯三十七年（公元前406年），魏国疆域的西境是：渭水以南，有武都、武下、阴晋、渭水北岸洛水及黄河以西有洛阴、临晋、元里、合阳、少梁、庞、皮氏、雕阴、肤施、漆垣、广衍等地，与秦为界。

图１战国魏文侯三十七年西河郡范围示意图

黄河以西这些县分属西河郡与上郡。惠文君十一年，秦夺得魏蒲阳，同时魏将上郡全境十五县之地献给了秦国。《史记·秦本纪》：“（惠文君）十年……魏纳上郡十五县。”《史记·魏世家》：“（襄王）七年，魏尽入上郡于秦。”上郡由魏属秦当在同一年，即公元前328年。这上郡十五县当在少梁、合阳以北，包括肤施、雕阴等地。其南为西河郡。

北部边界：榆次、阳邑、蒲阳与赵相接。因榆次、阳邑两县之后又属赵，不知这三县是否属于西河郡。但是，从地域范围来看，至少应该包括蒲阳。

东部与河东郡接壤，由于史料的缺乏，还不能够划出明确的界限，但是应该包括以下一些县：蒲坂、奇氏、汾阴、魏等。

西河地区一直是魏、秦争夺的区域。上文所研究西河郡的范围只是魏国最强盛时期的范围，西河郡的范围随着秦魏战争也在发生着变化。魏文侯三十六年（公元前407年），“秦侵我阴晋。”“阴晋”在今天华阴市东。魏武侯十五年，“败赵北蔺”。“北蔺”在今天离石一带，属于赵国。可见，当时魏国的北部界限已经到了今天的吕梁一带。魏襄王五年（公元前316年），“秦败我龙贾军四万五千于雕阴，围我焦、曲沃。予秦河西之地。”雕阴在今洛川县北。可见当时魏与秦的边界在陕北地区。魏襄王七年，“魏尽入上郡于秦。秦降我蒲阳。”陕北地区归秦所有，并占领了河东地区的蒲阳，在今天山西省隰县。魏襄王十六年（公元前303年），秦占领了蒲阪，在今天永济东靠河之地。然魏襄王十七年（公元前302年）秦魏会盟后，秦将蒲阪归还。后又于二十三年（公元前296年）又将河外之地及封陵还予魏国。封陵，即今天山西风陵渡。其后的几十年中，魏国势渐衰，甚至失去了河东四百里之地，西河郡亦归秦所有。此后，秦对魏国的领土侵占主要集中于黄河以南及今天河南地区，景湣王五年，秦占领蒲阳。蒲阳，即今天山西隰县。之后不久，魏国被秦国吞并。

秦魏之间的争夺依然是围绕西河之地，由于西河郡与秦、赵为界，因此范围多有变化。魏文侯魏武侯时期，魏国最强盛，西河郡范围最广，西到今陕西东部，北到山西蒲阳、陕西龙门一带。南包括今天河南洛南、卢氏县，东到今天山西芮城县、运城等地。从秦魏历史可以看出，秦魏之间的和与战对西河郡的范围影响很大，秦魏发生战争，河西之地属秦；秦魏结盟，秦又将河西之地归还。直到最后秦企图实现大一统，才将西河郡彻底吞并。

三、两汉时期西河郡的形成

１、两汉时期的西河郡

秦朝大一统后，原战国西河郡归太原郡和河东郡管辖。汉武帝元朔四年，始置西河郡。

西河郡共辖三十六县。其中今地无考的有：驺虞、鹄泽、乐街、徒经、广田、益闌、宣武、千章、武车、饶、方利、西都、平陆、觬是、博陵、盐官。

从王莽时期的县名可以看出，乐街为“截虏”，宣武为“讨貉”，因与匈奴相距较近，这两个地方应当在河西。关于西汉西河郡的平周、圜阳、圜阴的地望，笔者认为传统的说法还有待榷。吴镇烽的文章《秦晋两省东汉画像石题记集释———兼论汉代圜阳、平周等县的地理位置》，利用新出土、有纪年文字的汉画像石对圜阳、平周的地望提出了新的看法。圜阳、圜阴二县地望是根据圁水来标示的，因此，首先需要弄清楚西汉时期的圁水的位置。吴镇烽认为汉代的圁水即今天的无定河，因此圜阳、圜阴的地望当在无定河附近，由文献资料、实地调查的城址遗迹以及出土的东汉画像石题记为证，最后确定圁水即今天的无定河。其实关于马长寿先生早在他的著作中就已指出圁水为今天的无定河。吴镇烽通过考证，最后将这几县的位置确定在今无定河两岸。圜阳县在今天绥德县无定河北岸，辖区约包括今天绥德、吴堡二县地。圜阴县故址即今天横山县党岔乡西的杨口则附近，辖有约今天横山、米脂县西部。鸿门县治在今天横山县无定河北岸的白界乡西，其辖区约包括今天横山县东部、米脂西部和子洲县东部。

传统观点一直认为平周县是在今山西介休市西，但吴镇烽利用在陕西米脂县官庄发掘的牛季平墓推翻了这一看法。他指出该墓出土的画像石上记载“永和四年九月十日癸酉，河内山阳尉西河平周寿贵里牛季平造作千万岁室宅”。按照传统的研究，今天的米脂县是西汉上郡独乐县之地，从这画像石上的记载可以看出米脂县在东汉时属平周县。因此，西汉平周的地望应在今天黄河对岸的米脂县。到东汉时期，黄河西岸被匈奴所占领，西河郡的郡治迁到离石，平周县才随之迁到介休附近。笔者认为吴镇烽的推理结合了考古资料，有足够的证据，也比较合理，由此圜阴、圜阳、鸿门以及平周这四县的地理位置较之

《中国历史地理集》有比较大的变化，西汉西河郡的范围也发生了变化。

图２西汉西河郡所属县示意图

东汉西河郡有以下十三县：离石、平定、美稷、乐街、中阳、皋狼、平周、平陆、益兰、圜阴、蔺、圜阳、广衍。河东和河西各５个县，剩余３县不可考。

注：底图来源于《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东汉时期西河郡图

２、汉代西河郡形成的原因

西河郡的设置和形成是在汉武帝元朔三年，封代王子九人为侯，其中七个：离石、蔺、临河、隰成、土军、皋狼、干章皆《汉志》西河郡属县。地望在《汉志》太原郡西境与河水之间。当时西河郡未置，故代王子侯国别属上郡。后因上郡领域扩大，武帝遂于元朔四年以上郡东部数县及代国诸王子侯国置西河郡。周振鹤先生只是进行了行政建置方面的分析，西河郡的形成与变化还有民族、政治、交通等多方面因素。

首先，西河郡在两汉时期形成跨河之势，与民族的分布有很大关系。早在先秦时期，这一区域为白狄聚居之所，西河郡的形成其实是春秋时期晋国“驱戎狄，开西河”的过程。两汉时期，匈奴始终是汉朝的劲敌，且时反时降，屡次深入中原内部。因此，设置一个跨河的政区，主要还是为了配合边郡，抵制匈奴南下。

其次，西河郡跨河局势的形成，与当时的政治局势有很大关系。两汉时期，边疆外族骚扰不断，西河郡跨河到河西，也能够起到遏制匈奴南下的作用。它的地域南北狭长，可能是出于“进可攻，退可守”的考虑。

第三，我们将西汉时期西河郡的地域范围还原到战国时期，就会发现，西汉的西河郡南部是战国时期魏西河郡北边一部分。北部河东是赵国的领土，河西是秦国上郡的一部分。战国时期秦国的疆域西界北面大致是今天的榆中地区，以及延安一带，南面大致是今天的甘肃陇西一带，并设置了北地郡和上郡。而上郡与秦长城相接，《史记》卷110，“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而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钱林书认为秦上郡大于魏上郡，秦上郡地方包括魏上郡，即今天的宜川、延安等地，还包括后来秦攻赵所得的榆中一带，北到今内蒙古境内。这样的地望基本是依据《史记·魏世家》张守节《正义》得出。可见西河郡的形成与战国西河郡、上郡有着一定的承接关系。

除了民族因素之外，还有交通、文化等方面的原因。首先，跨河之势的形成与黄河两岸的交通便利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东西方向上，黄河沿岸已经有采桑津等渡口。《续汉书·郡国志》：“（河东郡）北屈，有壶口山，有采桑津。”此外，还有不少跨河道路，如太原到高奴（今延安）。府谷附近还有天然冰桥可供渡河。南北方向除了黄河作为通道之外，由于两汉时期边患比较严重，因此对陆路也有所开通。《后汉书·光武帝纪下》：汉光武帝建武十年（34年），“省定襄郡，徙其民于西河。”《后汉书·南匈奴列传》：“比密遣汉人郭衡奉匈奴地图，二十三年（47年），诣西河太守求内附。”之后，屯于西河郡美稷县。可见，狭长的西河郡内部也已有能通达南北的道路。第二，文化上具有共同性。《汉书·地理志》中风俗篇将关中、西河归为“秦地”，而将河东地区称为魏地，可见在西汉时期，黄河两岸的西河郡内部风俗是相似的。且早在先秦时期，秦晋两地的人民就相互迁徙，往来频繁，交流便利，这也是西河郡能够跨河而治的一个文化基础。

四、两汉到曹魏时期西河郡的变化

１、西河郡行政区划的变迁

西河郡在两汉及曹魏时期行政区划发生了变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１）郡治所的内迁：富昌———平定———离石，从北到南，从黄河西岸到黄河东岸。关于西河郡治所的问题，《东观记》中认为是在平定县（今陕西府谷县西北），并非《汉书·地理志》“西河郡”下首列的富昌县，王文楚先生认为虽然首县为治所的惯例是从《后汉书》开始的，但是由于都没有确证也不能轻易否定治所在富昌县。因此，他认为初置郡时，郡治在富昌，后迁平定，到永和五年又转徙离石。笔者认为王文楚先生的说法比较合理。

（２）县的东迁：美稷县。东汉中平中迁到今汾阳县地。《通典》：“汾州隰成县有美稷乡，汉县也。案此后汉中平中所徙置，非前汉县西河置。”美稷县在东汉初期被匈奴所占，而且常常成为汉匈对立的战场。（孝顺帝阳嘉五年）“春四月庚子，中山王弘薨，南匈奴左部句龙大人吾斯车纽等叛，围美稷……”，东汉后期内迁至黄河以东。平周县亦是如此，在东汉末年之前应当是在黄河西岸今陕西米脂县境内，东汉末年迁入今山西境内。

（３）县的合并。离石附近的临水、隰城、土军三县在东汉时期不再见诸史料，可见当是被离石等县合并。

（４）西河郡与邻近郡的关系。比照上图就能发现，东汉西河郡的北面界线比西汉时期内缩了许多，大成县归入朔方郡管辖。

（５）曹魏时期，西河郡仅仅拥有山西西部滨河的一块地方（景元三年）（262年），辖四个县：离石、兹氏、中阳、介休。原来属于西河郡的广大地域成了羌胡聚居区。

图４曹魏西河郡政区示意图

２、两汉到曹魏西河郡变迁的原因

（１）两汉时期匈奴、鲜卑、羌族的内迁

两汉时期周边民族主要有：匈奴、鲜卑以及羌族。他们分别分布于西河郡的西北、西以及东北方向，呈三面包围形式。尤其是匈奴，与西河郡领土直接接壤。他们或侵扰或归附的活动都导致大批少数民族内迁，并且一直贯穿于整个汉代。

笔者对《汉书》、《后汉书》“诸帝本纪”进行了详细梳理，很清楚地发现在西汉中后期，匈奴的侵扰多达17次。到了东汉中期，主要是羌族向中原地带的迁徙，共19次。东汉末年，鲜卑族的侵扰较为严重，有16次之多，也有相当规模的内附。

迁徙路线主要是：

一、匈奴族沿着朔方郡、云中郡、雁门郡南下到上郡等地。

二、羌族迁徙路线有两条。一是：金城郡

———武都郡、汉中郡———三辅———上郡等。

二是：金城郡———陇西郡———安定郡———北地郡———上郡。

三、鲜卑族的迁徙路线是：辽西、幽州———雁门郡、代郡———并州内部。

如下图所示。

两汉时期的少数民族内迁数量庞大。西汉在呼韩邪归降之前，主动投降和被俘而南迁的匈奴部众至少在20万以上。东汉开始，南匈奴主动归降，再加上北匈奴战败后被俘或者主动内附，其内迁的人数更多。当时的西河郡已经有匈奴居住。从东汉中期开始，羌族的反叛频繁，波及地域广阔。到三国初期，关中以及今天的陕北地区已经有大量羌族。东汉一朝至少应有200万

左右羌人进入东汉境内。到东汉末，匈奴、鲜卑、羌族在山陕境内有了更频繁的活动，民族势力的强大使得西河郡迅速变小，黄河以西地区被羌胡占领，以至曹魏时期的西河郡再无跨河之势。

（２）政治局势与边郡内迁

西汉末到东汉，朝廷势力逐渐减弱，并且允许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地区。少数民族向内迁徙，地域广阔的西河郡首当其冲，民族的众多也使得汉朝的控制力减弱，最后导致西河郡缩小。

《汉书·地理志》和《续汉书·郡国志》中，一直将西河郡作为边郡，与朔方郡、五原郡、雁门郡、代郡等归入一类。这些边郡在两汉时期一直都遭受到匈奴的侵扰。如西汉孝文帝三年五月，“匈奴入居北地、河南为寇。”后六年冬，“匈奴三万骑入上郡，三万骑入云中。”汉景帝六年六月，“匈奴入雁门，至武泉，入上郡，取苑马。”《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元朔二年（前127年），“卫青率汉军攻略河南之地，至于陇西，虏获大量匈奴部众与牛马，击走匈奴白羊王与楼烦王。于是以河南之地置朔方郡（治今内蒙古杭锦旗北）”。“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

到东汉时期，匈奴内迁更加频繁，对边区的侵扰也更严重，于是发生了边郡内徙的现象。如建武十年（34年），“是岁，省定襄郡（治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西北），徙其民于西河”。建武十五年（39年），二月，“徙雁门、代郡、上谷三郡民，置常（山）关、居庸关以东。”建武二十年（44年），“是岁，省五原郡，徙其吏人置河东”。匈奴的侵扰以及边郡内迁现象的出现对西河郡的变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边郡郡民的不断内迁也首先充实了西河郡、河东郡。这也间接导致了永和年间西河郡郡治由河西迁到河东的离石县。同时，上郡迁治夏阳，朔方迁治五原。

（３）曹魏初年的匈奴五部与羌胡

据前文可知，匈奴在整个汉代都在不断内徙，到东汉末年已经深入山西内部并州之地。他们不断参与到汉末农民起义中，给政局造成了混乱。公元202年，在曹军与马腾军的联合攻击下，南匈奴投降，河东局势趋于稳定，“是时，天下郡县皆残破，河东最先定，少耗减。”匈奴在并州地区也逐渐安稳，“单于恭顺，名王稽颡，部曲服事供职，同于编户”。据《三国志· 魏书》中《武帝纪》载：建安二十一年（216年）秋七月，“匈奴南单于呼厨泉将其名王来朝，待以客礼，遂留魏，使右贤王去卑监其国。”这与《后汉书·南匈奴列传》所记完全相同。李贤对此注曰：“留呼厨泉于邺（今河北临漳县西南），而遣去卑归平阳，监其五部国。”216年，曹操又将匈奴分为五部分布在并州地区。

“建安中，魏武帝始分其众为五部，部立其中贵者为帅，选汉人为司马以监督之。魏末，复改帅为都尉。其左部都尉所统可万余落，居于太原故兹氏县（今山西汾阳县）；右部都尉可六千余落，居祁县（今山西祁县）；南部都尉可三千余落，居蒲子县（今山西隰县）；北部都尉可四千余落，居新兴县（今山西忻州市）；中部都尉可六千余落，居太陵县（今山西文水县东北）。”

匈奴都尉北部分布于今天山西忻州，左部、右部和中部分别分布于今天的汾阳、祁县和文水，南部居于蒲子县。这五部共约三万余落，若按照每落5口算，匈奴进入山西人数约15万人。“也许正由于这种特殊情况……自秦置河东郡（包括山西运城和临汾地区）以来，这是第一次内部分区，也可算作匈奴人内迁对地方行政区划产生影响的一个表现。”自此，平阳郡从河东郡分出来后再未重新合并。

匈奴人进入山西，分五部居不同地方，人口的大量增长使得一个郡根本无法管辖，因此才将西河郡缩小，且新设平阳郡。此外，在今天陕西东北部和山西西北部有一大片羌胡区，没有设置行政区划，这一区域羌胡势力强大，曹魏无力控制。

此外，还有黄河下切的作用，王子今在他的文章《西河郡建置与汉代山陕交通》中有详细论述，他认为黄河的下切是导致西河郡缩小的重要因素。笔者认为这并不是关键原因，宋代黄河的下切程度应当比汉代更为严重，但是晋宁军却也横跨黄河两岸。西河郡的缩小，同时也是自然发展的结果，纵观历史发展，郡一级行政区划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缩小、分化也是一个自然选择的过程。

五、结论

战国到曹魏时期，西河郡经历了跨河到滨河的变化，其管辖范围是先扩展后缩小。这样的变化过程主要受民族迁徙的影响，也有政治、交通、文化等因素的相互作用，同时也是郡级政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自然选择。

春秋时期已有“西河”地名出现，它在指代河流的同时也指代龙门以下河段的两岸地区。西河地区的发展是晋国“驱戎狄”的结果，为战国西河郡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战国魏始设西河郡，最强盛时期它的范围西到今陕西泾阳一带，北到今山西隰县，南包括今河南洛南、卢氏县，东到今山西芮城县、运城等地。它的地域范围还随着秦魏关系的变化而变化。是时，秦强魏弱，秦魏争战，魏将河西地予秦；秦魏结盟，秦将河西地归还。直到最后秦企图实现大一统，才将西河郡彻底吞并。

两汉西河郡在地域范围上与战国西河郡有一定的承接关系，但管辖范围更为广阔，向北直深入内蒙古，南北狭长，包括黄河两岸数县。汉武帝元朔四年，以上郡东部数县及代国诸王子侯国始置西河郡。其跨河之势的出现还受到民族、交通等方面的影响。先秦时期，这一区域为白狄聚居之所，晋国的“驱戎狄，开西河”与西汉西河郡的形成有很大关系。西河郡形状狭长，可以在面临匈奴深入的时候达到“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目的。当时，黄河两岸交通比较便捷，沿岸有不少渡口，有助于西河郡内部的管理。

两汉到曹魏时期，西河郡逐渐缩小。东汉时期的西河郡，较西汉时期减少了23县，不少县被合并。自永和五年之后，郡治东迁到今山西离石。平周、美稷县也由迁到河东。曹魏时期，西河郡发生了巨大变化，缩小到河东一隅，仅包括四县。这种变化的发生有着深刻的原因，最关键的是两汉时期匈奴、鲜卑、羌族的内迁。匈奴从西北方向、鲜卑从东北方向、羌族从西方，均进入朔方郡、上郡、西河郡等地。曹魏初年，又将匈奴五部安置在山西境内，原西河郡西部的广大区域也被羌胡占据。西河郡的缩小既受民族内迁的影响，同时也是郡县自然发展的一个结果。

西河郡的疆域在曹魏时期急剧缩小，且缩小到河东离石地区，它为什么往山西缩而不往陕西境内缩小？笔者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山西离石地区相对北方而言，处于内地，与少数民族并非直接相邻。另一个原因是东汉中期，西河郡的治所迁往河东的离石，行政中心从河西迁到了河东。此外，曹魏时期，河西被羌胡占据，曹魏未能将其纳入囊中，因此只能缩小到河东之地。

文章作者：田 毅

文章来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4年 第29期

选稿：周辰

编辑：刘家瑶

校对：华丽

责任编辑：杨肖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