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植、皇甫嵩、朱俊（儁），他们跟董卓完全不同，跟袁绍、曹操、刘备、袁术也不是一类人。这三位能力突出、人品过硬，在东汉末年的乱世中，他们是最后一批信奉、践行“忠君”这一传统理念的君子。

我们先看看这三位的履历。

卢植是涿郡人，刘备的老乡。他是河北名士，与华歆师出同门，公孙瓒、刘备都曾拜在他门下学习。黄巾之乱前，他先后担任九江、庐江太守，平定蛮族叛乱；还参与校勘儒学经典书籍、续写《汉记》，可谓文武全才。

皇甫嵩出身将门世家，父亲是雁门太守皇甫节。汉灵帝时期，他被征为侍郎、迁北地太守。

朱俊则出身寒门，年轻时即以孝、义闻名乡里，后来被举为孝廉、步入仕途，先后担任兰陵县令、交州刺史。后来，他以平定交州叛军的战功进封都亭侯，入朝担任谏议大夫。

从前期履历看，这三人都是东汉原有体系下的典型官员，有文武之才，仕途循规蹈矩。随着黄巾起义的爆发，他们三位以出众的才能，担起了匡扶汉室的重任。

公元184年，不满多年腐败朝政、宦官农弄权、战事绵延、天灾人祸、苛捐杂税等多座大山的多年压迫，以贫民为主体的黄巾起义爆发。义军所到之处，官府毫无抵抗之力，“州郡失守，长吏多逃亡”，各地纷纷响应，东汉朝廷为之震动。

面对危机，原本荒唐不堪的汉灵帝立即采取了镇压措施，他“发天下精兵，博选将帅”，全力应对。将门之后皇甫嵩被任命为左中郎将；朱俊则被公卿们推荐，拜为右中郎将，他们二人统帅4万精兵讨伐颍川黄巾。而卢植也在官员们的举荐下被拜北中郎将，率领北军五校士进讨张角。

在汉朝官制下，中郎将是一般武官所能获得的最高官职，品秩为“比二千石”。可见此时他们三人是东汉平叛的顶梁柱。

所谓“国恒以弱灭，而汉独以强”，此时的汉朝廷虽然混乱不堪，但在军事方面可不是寻常农民起义军所能对抗的。皇甫嵩、朱俊以少胜多，连续剿灭了颍川、汝南、陈国的黄巾军（期间汉灵帝曾派骑都尉曹操前来援助）。

而卢植那边却不怎么顺利。起先，他追击张角、斩获敌军上万人，对方不得已退守广宗城。卢植随之追杀，他首先筑长围、挖壕沟困死敌军，然后督造云梯等攻城设备，计划做好准备后一举破城。

但此时太监左丰奉旨前来考察敌情。当时的宦官群体是汉灵帝的亲信、嫡系，在朝廷内外可谓呼风唤雨，他们随口一句话，往往能决定事情的成败、公卿们的生死。因此，身边人建议卢植贿赂左丰，以免对方坏事。

但性格刚毅、品德高尚的卢植断然拒绝，左丰果然怀恨在心，他回京后告状，声称贼军只是乌合之众，之所以还未平息，只是由于卢植故意拖延不战、养寇自重。

汉灵帝大怒，下令把卢植锁回洛阳，判以“减死罪一等”，即本来判的是死罪，但执行时减刑一级处理，好歹保住了性命。

这就是那个荒谬年代的真实写照：将领舍身忘死、浴血奋战，却抵不住宦官的随口一句话。

卢植被免后，时任并州刺史董卓火线接班，他被任命为东中郎将继续与张角作战，却迎来惨败。此时，皇甫嵩已在东郡获得大胜，汉灵帝于是调他前来对付张角。

事实证明，虽然同为中郎将，董卓与上面三位大佬相比水平差了太多。首战失利后，皇甫嵩采用骄敌之策，趁对方松懈之际大举夜袭，将义军斩首三万、驱赶至河里淹死五万，已死的张角被开棺鞭尸、张梁被当阵斩杀，黄巾军主力就此被摧毁。

紧接着，皇甫嵩又连同钜鹿太守郭典战胜张角之弟张宝，斩首义军十多万人，把尸体筑成京观。

由上可见，黄巾起义基本上是皇甫嵩、朱俊、卢植三人摆平的。身居首功的皇甫嵩尤其突出，他不仅战力彪悍，人品也极为高尚。

当初在剿灭颍川、汝南、陈国三郡黄巾军后，皇甫嵩曾把功劳都让给了朱俊，帮助对方进封西乡侯、升任镇贼中郎将；

而在战胜张梁后，他又夸赞当初卢植的战略高超，自己能获胜全是因为沿用了他留下的方略。得益于此，卢植被洗清冤屈、官复尚书。

然而，在黄巾起义被平定后，东汉朝廷并没有因此吸取教训，宦官、外戚倾轧继续上演，混乱、腐败毫无改变，史称“朝政日乱，海内虚困”。

有鉴于此，一些士大夫认为天道已经远离大汉而去，是时候抛弃这一混乱的王朝了。而此时的皇甫嵩已威震天下，很快有说客找上了他。

汉阳人阎忠就以韩信为例，劝说皇甫嵩不要效忠庸主，应当传檄天下、诛杀阉官、清除群凶，其后“混齐六合，南面称制”。但皇甫嵩对此并无兴趣，表示自己要“委忠本朝、守其臣节”。

其实他的态度，正代表了汉朝传统将领的职场价值观：食君之禄、忠君之事，而不是见风使舵、逐私利而失大节。

但那个腐朽不堪的王朝并不领皇甫嵩的情。

公元184年底，边章、韩遂等人在西北作乱，并且逐渐逼近关中，皇甫嵩受命守卫长安。就在这样的场景下，他被宦官们从身后捅了一刀。

当初他征讨黄巾军时路过邺城，发现宦官头领赵忠在当地的房产极尽奢华，严重逾越了制度，因此上表朝廷请求没收；其后他凯旋回京，另一个宦官张让向他索贿，被严词拒绝。此时这俩宦官联手捏造罪名，弹劾皇甫嵩连战无功、耗费钱粮。

汉灵帝对对这些阉党几乎是言听计从，他召回皇甫嵩，降职、贬官以示惩戒。

公元188年，凉州叛军首领王国包围陈仓，皇甫嵩被火线起用，带领董卓前去迎战。这一仗，体现出了两人在军事能力方面的差距。

起先，董卓提议急攻陈仓。但皇甫嵩认为敌军气势正盛，而陈仓防守坚固，应当采取疲敌之计，待对方懈怠时再行出击。

就这样，王国等人围攻陈仓80多天仍没拿下，精疲力竭之际只好撤退。面对这一情况，董卓认为穷寇莫追；但皇甫嵩却认为形势不同，敌军现在是溃乱之师、而非穷寇。因此他独自率兵追击、连战连捷，斩杀一万多人。被拉在身后的董卓羞愤不已，非常忌恨皇甫嵩。

公元189年，董卓进京掌权后，立即寻思着报复往日之“辱”。他以皇帝的名义征召皇甫嵩前往洛阳，实际上是想找机会将其除掉。皇甫嵩此时镇守关中，手下精兵三万，但他明知此行凶多吉少，但仍慨然舍弃队伍，奉命孤身前往。

好在皇甫嵩的儿子皇甫坚寿跟董卓有交情，他闻讯赶往洛阳，又是理论、又是哀求，加上其他人也出面求情，董卓这才释放了皇甫嵩，任命其为议郎。

三年后，董卓被杀，曾有人建议让皇甫嵩统领西凉军旧部，并留在陕县进行安抚，但被王允拒绝。 不久后，李傕、郭汜等人攻入长安，德高望重的皇甫嵩并未被加害，其后于公元195年病死。

而他的老搭档朱俊则是另一番境地。董卓把持政权后，对这位功高望重的将领外示亲近、内心忌惮。

公元191年，朱俊趁着留守洛阳之机联合各郡讨伐董卓，但除了徐州刺史陶谦派兵3000外，其他诸侯只是象征性的安排了些许人马，最终朱俊被李傕、郭汜击败。

公元192年，董卓被杀，李傕、郭汜掌权。陶谦等人推举朱俊为太师，传檄给各州相邀一同讨伐李傕、奉迎天子。而李傕采取贾诩的计谋，用皇帝的诏书征召朱儁入朝。朱儁认为君命难违，决意奉诏入京，跟随汉献帝。

三年后，郭汜、李傕自相残杀，汉献帝命令朱儁、杨彪等人前去调解，但郭汜不肯应命，甚至扣留了朱儁等人做人质。遭受此奇耻大辱，性格刚猛的朱儁当天便因盛怒发病而死。

面对乱局，卢植则采取了另一种应对之道。

公元189年，董卓试图废黜少帝刘辩、拥立陈留王刘协为帝，面对这以下犯上、有违人伦制度的暴行，满朝文武不敢出声，只有卢植挺身而出坚决反对。董卓大怒，下令将他处死，但在一众朝臣的劝说下，董卓不敢真的公然加害这位“海内大儒，士人之望”，最终将其免官。

不久后，卢植以年老身体不适为由，躲过了董卓追杀，走小路离开洛阳、前往河北，从此隐居在幽州上谷郡，不问世事。

公元191年袁绍取得冀州后，卢植曾被拜为军师，但在下一年就因病去世。

就这样，这三位一度力挽狂澜、帮助东汉王朝度过最大危机的名臣退出了历史舞台，从此天下再也没有真正听命于汉朝廷的名将能臣，只剩下挟天子以令诸侯、割地自据的“诸侯”。

当卢植、皇甫嵩、朱俊纵横沙场、名扬天下时，袁绍、曹操、刘备、袁术等人还是后生晚辈；而当董卓作乱、各路诸侯纷纷拥兵自立时，以这三位的名望、军事能力，当一名割据一方的枭雄理论上没什么问题。为什么他们从没起过这种心思，要么执着于听命于一位被人掌控的皇帝呢，要么急流勇退、隐居山谷呢？

当初面对阎忠的游说时，皇甫嵩已经阐述了这一原因，他们代表了遵守传统道德、信奉“王命不可违”的忠君之人：

董卓掌控朝廷时，皇甫嵩镇守关中、统兵三万，拥有自立门户的实力，一众官员劝他起兵抗董、呼应袁绍。但皇命下达（虽然是矫诏），皇甫嵩明知此行凶多吉少，却认为君命不可违、毅然前往；

朱俊被陶谦等人推举，相邀讨伐李傕，奉迎天子。而对方抓住他的忠君思想，一纸诏令就让他抛下大军、孤身入朝；而身为大儒的卢植，则选择了“天下无道而隐”。

在他们之后的数十年内，奉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君子基本上没了，有的是一些举着道义大旗谋私利、视万民性命如草芥的枭雄，更有一些随波逐流、苟全性命于乱世的“识时务者”。

人性都是趋利避害的，相比之下，卢植、皇甫嵩、朱俊这种“在其位、忠其事、尽其力”的操守，越发值得尊重。这也是他们三位在后世饱受褒奖的原因。特别是皇甫嵩，他曾被东汉百姓这样歌颂：“天下大乱兮市为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赖得皇甫兮复安居”。

可见，任何王朝大厦将倾之际，从来不缺有能力、有忠心的匡扶者，缺的是胸怀大局、抑制私欲的掌权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