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896年12月23日（农历11月19日）生于辽宁省海城县西十五里的中央堡。七岁入私塾，我父（讳开第字甲三）任塾师。我先后在初等小学和高等小学毕业，十七岁考入海城县中学，肄业三年，又考入奉天教育会国学专修科，肄业二年，后来国学专修科合并于沈阳国立髙等师范，于1919年毕业。毕业后在安东县署编辑县志，只有三个月，就转任奉天交通银行职员。1920年，任西北筹边使署文牍委员，本年秋季任奉天省教育厅科员兼临时省视学。1924年秋,杨宇霆任江苏督办，任我为秘书。1926年，我被当时奉天省长兼奉天财政厅长莫德惠任为奉天省城税捐局局长。1928年，被张学良任为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咨议，这是一个名誉职务，只领薪、不上班。在同一年，张学良和杨宇霆筹建专讲国学的奉天萃升书院，任我为院监。因我从前在西北筹边使署工作时已和国学诸老相识，于是去北京邀请著名的国学大师前来书院讲学，王树楠先生主讲经学，吴廷燮先生主讲史学，吴闿生先生主讲古文，高步瀛先生主讲文选。“九•一八”事变时，萃升书院停办，我在事变前夕感到形势危急，遂移居北京。

我到北京后，家父在沈阳将住宅一所和市房一所先后卖出，并两次派人将款潜送北京。此外，家父还将家中旧藏的三十多箱书籍，先设法运至大连，然后转运北京。这时我开始喜好古器物和古文字，于是就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当时研究古器物和古文字必须善于鉴定真伪，否则无法引用。为此，我搜罗了商代甲骨文、商周时代的古器物共二百多件，其中精品多属戎器，如吴王夫差剑、少虡错金剑、吴王光戈、楚王酓璋错金戈，秦商鞅镦、秦相邦冉戟等，遂以“双剑誃”名斋。解放初期，我将所藏的古代文物均捐献给故宫博物院和中国历史博物馆。我初期购买古器物，意在鉴别真伪、从事著述，后来趋于玩物丧志，深感忏悔，但这种爱好也不无益处，因为上述这些文物，在解放前如果留在商人手中，则大部分将被盗卖国外。

我从事古文字研究，开始阅读了一些古文字著作。当时，罗振玉、王国维整理并刊布了大量原始资料，给学习和研究带来很多方便。他们对文字的考释及有关问题的研究也往往有新的发现。但同时也有一部分学者对古文字研究极不严肃，甚至有人公开宣称考释古文字“若射覆然”，这就无异于猜谜。我认为，古文字是客观存在的，它是有形可识，有音可读，有义可寻的，只要深入钻研，对文字的点划或偏旁以及它和音、义的关系做出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并寻出每一字横向的同一时期的相互关系，以及纵向的先后时期的发生、发展和变化的规律，则多数古文字是能够被正确认识的，那种貌袭臆断的旧作风必须坚决摈弃。《韩非子》谓“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我以此为信条，潜心著述。写成了《双剑誃殷栔骈枝》及续编、三编，还出版了《双剑誃吉金文选》、《双剑誃吉金图录》、《双剑誃古器物图录》等研究古文字和古器物的专著。

在研究先秦古文字的同时，我对先秦文献也进行了硏究，我利用古文字的研究成果来考订和训释先秦典籍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清代干嘉学派的杰出学者虽已认识到先秦典籍在长期流传中，在原文和训释上有大量的讹误，要恢复其原貌，除了尽可能作出校勘和论证外，非常重要的是要精于文字、音韵、训诂之学，但由于他们考订古籍，对文字古形、古音、古义的了解基本上以《尔雅》、《说文》、《广韵》为依据，这样做，是有很大局限性的。在先秦古文字资料大量出土的情况下，以先秦古文字的研究成果来考释先秦文献，无疑是更为直接而有效的。1934年我写成并出版了《尚书新证》，其后陆续写成并出版了《诗经新证》、《易经新证》、《论语新证》、《诸子新证》（解放后重加删订，由中华书局再版）等著作，曾被胡朴安在《中国训诂学史》中推许为“新证派”之代表。

自1929年到1949年，我先后任辅仁大学讲师、教授，燕京大学名誉教授，北京大学兼职教授，均讲授“古文字学”。

解放后，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我一度中止教学，家居从事研究工作。1952年被聘为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1955年由匡亚明同志来京聘我到长春东北人民大学（后来改为吉林大学）任历史系教授。到校后我一面继续从事古文字和古文献的研究，一面培养研究生及进修教师。这时我开始努力阅读马列主义原著，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同时对田野考古的新发现和民族学知识下了一番工夫。通过学习，我开始认识到古文字学这一学科应该为研究古代历史服务。因此我曾集中精力利用古文字数据去研究商周时代的社会制度、阶级斗争、经济生活等方面的问题，先后发表了有关商代军事联盟、商周的奴隶制、商代的农业和交通、夏商图腾、古代岁时制等一系列研究论文。在这些研究中，我进一步体会到，古史研究单靠典籍是非常不够的。王国维曾提出古史研究应该用地下资料和典籍互相参证的“二重证据法”，这较之过去的研究固然进了一步，但还没有充分认识地下数据的重要性。在我看来，地下数据和先秦典籍两者还应该有主辅之别，即以地下数据为主，典籍为辅，才能得出真正符合客观实际的结论。这主要是因为地下出土的古文字数据和其他考古数据是原封未动的最可靠的数据，这和展转传讹不尽可据的典籍记载是有主辅之别的。例如：我国成文历史始于何时这一重要问题，典籍记载和各家之说都不够确切。我通过对甲骨文所记商人袓先“上甲六示”庙号的研究，明确提出我国成文历史开始于武丁时代所追记的商人先公中的示壬、示癸，也就是夏代末期，距今约3700年左右（详《甲骨文字释林•释上甲六示的庙号以及我国成文历史的开始》）。

在学习新知识的过程中，我进一步认识到不应孤立地研究古文字，需要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从研究世界古代史和少数民族志所保存的原始民族的生产、生活、社会意识等方面来追溯古文字的起源，才能对某些古文字的造字本义有正确的理解，同时也有助于我们去正确释读某些古文字数据。对于(羌）字的造形本义，自来众说纷纭，其中很多是没有什么根据的猜测，而我通过对少数民族社会所保存的原始风俗习惯的研究，在大量少数民族志材料参证的基础上，提出本象人戴羊角形，并以为声符，应属我所提出的“具有部分表音的独体象形字”范畴，这就突破了传统的“六书”说。商代后期的《玄鸟妇壶》铭文中的“玄鸟妇”三字，旧误释为“䲻妇”，或误认为是鸟篆。我从原始氏族社会中图腾崇拜的角度去研究，并结合典籍中有关“玄鸟生商”的记载，发现壶上铭文的正确释读应为“玄鸟妇”，它标志着作壶的贵族妇人是以玄鸟为图腾的商人后裔。这一研究结果不仅正确释读了壶上的铭文，更重要的是为研究商人图腾找到了实物依据，从而使过去一向被认为是怪诞不经的“玄鸟生商”问题得到了合理解决。

《庄子•秋水》说：“计四海之在天地之间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泽乎？”旧误释“礨空”为“蚁穴”，我认为应读为“螺孔”（详《庄子新证》），遂以“泽螺居”为室名，以表明学问的无止境，“学到老，学不了”的真切心情。所以即使是在十年动乱时期，身居斗室，也没有中断过学习和研究。长期以来，每天凌晨三点多起床阅读和写作已成了我的习惯，年过八十以后，难免产生力不从心的暮景残年之感，但在粉碎四人帮后，我又用“夙兴叟”为号以自勉。

解放以来，我的科研重点，仍是古文字考释和典籍考证两个方面，共发表过有关论文五十多篇。在古文字考释方面，继《双剑誃殷栔骈枝》初、续、三编之后，我又陆续考释了许多甲骨文字，197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了《甲骨文字释林》，共考释前人所未识或已释而不知其造字本义的甲骨文约三百字。在整理这方面研究成果时，我对自己早期硏究中误释或尚有疑问者一律删除，意在宁缺毋滥。我认为，有许多从事古文字研究者不注意“阙疑”的必要性，把缺乏证据的推测、疑似和确切的结论混在一起，以至是非莫辨，因此对自己要求从严。现在正从事金文研究，撰写《吉金文字释林》一书，预期明年年末可以完成。我编着的《商周金文录遗》一书于1957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共收录金文拓本466种，是一部较为重要的金文参考数据。同年，我又受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委托，为郭沫若同志的《殷契粹编》和《卜辞通纂》两部书进行校订，我费两个月功夫，将这两部书通校一遍，改正了其中的错误并提出了一些修正意见，其中有的意见已被郭沫若同志采纳并用眉批形式录于书中。校订后的《殷契粹编》已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卜辞通纂》据说明年可能出版。在典籍考证方面，解放后主要在《诗经》和《楚辞》上下了不少功夫，先后发表了《泽螺居读诗札记》、《泽螺居诗义解结》、《泽螺居楚辞新证》等著作，最近我整理了《诗经》、《楚辞》两者考订的成果，重加删削补充后合在一起，将由中华书局出版。我还计划在近年内对《尚书》的考证成果再作一次整理和订补。

在进行科学研究的同时，我又努力从事培养接班人的工作。从1955年到1966年我带出了二届研究生，先一届为姚孝遂、陈世辉，后一届为林澐、张亚初。他们毕业后或从事教学工作、或从事科研工作，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有的已被提升为副教授。十年动乱时期，培养研究生的工作被迫中断。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考制度时，我又招收了何琳仪、汤余惠、曹锦炎、黄锡全、吴振武五名研究生，经过三年培养，现在他们都已通过了毕业论文答辩，将获得硕士学位。今年我又招收了一届博士研究生。这些毕业的研究生同志之所以能取得比较好的成绩，就他们来说，一是努力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二是钻研有恒；就我来说，一是因材施教，二是既教书又教人。平时我对他们的学习和言行都严格要求。在培养过程中我也逐渐积累了一些经验。我带研究生的主要方法是自学和辅导相结合，在讲授古文字课程时，我首先是要求他们弄清和掌握一些最基本的概念，如什么叫古文字，为什么要研究古文字和用什么方法去研究？并安排他们每周进行二次讨论，讨论过程中出现的疑难问题则由我在上课时解答。经过这么一个阶段后，他们既有了一些基础理论又有了阅读原始材料的基本功，于是我对他们又作了更进一步的训练，即每周轮流指定一名研究生作一次小型报告，报告的题目可以自拟，报告后让其他研究生和旁听人员分别提出各自的意见和建议，最后由我作一总结，评定其是非得失。这样做，不仅提高了他们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也为他们以后撰写毕业论文打下了一个良好基础。实践证明，这种自学和辅导相结合的方法比满堂灌的“填鸭式”教学法收效要大得多，也快得多。在我教学的同时，经常勉励研究生同志要有“青出于蓝”的雄心壮志，既要有自信心又要谦虚谨慎，千万不能有了一点进步就骄傲自满起来，因为任何人的知识和成绩都是有限的，而任何一门学问又都是无限的，以有限对无限，还有什么值得骄傲自满的呢？

我现在所兼任的职务主要有：吉林省政协常委、吉林大学历史系古文字研究室主任兼校学术委员会学术委员、中国考古学会名誉理事、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理事、中国语言学会顾问兼学术委员会学术委员、中国训诂学会顾问、中华书局《甲骨文字考释类编》主编、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等等。

我深深感到要胜任这样繁重的工作一定要有一个健强的身体。我之所以能长期坚持科研和教学工作，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从四十岁起即注意体育锻炼和坚持每晚睡眠前做全身按摩，几十年来从未间断过，并且长期茹素。因此，在这方面我感到得益匪浅。学问是无止境的，而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只要一息尚存就要学习不止、奋斗不止，我在有生之年，还要为四化建设添砖加瓦，为国家、为人民多作贡献。

消息来源：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