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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市民刘先生淘到一件老信札，让人欣喜的是，这竟是一件民国镇江旅社的信件，他找到记者共同来研究，看看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

安记三山旅社客用笺

这封信有两页（图1、图2），采取的是套红印刷，每页长为28厘米，宽为17.6厘米。从尺寸来说，不大不小，属于比较正规的信笺。抬头是“镇江安记三山旅社客用信笺”，中间是八竖行线栏，标准的民国“八行笺”。红线框的右侧是页码“第、页”，左侧是日期“民国、年、月、日”，最下方则是地址“三马路天主堂隔壁”和“电话三百七十五号”。

来看信的内容，由于是毛笔字、繁体，且有个人的书写和连笔习惯，所以有部分字不识。其内容为：“海□学兄惠鉴，别来几载矣，极欲谋一面，缘无奈天不从人，□之昨晚来镇晤贾祥骅兄，方知足下已经返□，弟本拟今日作游□之行，□料雨神但踞徒恨奈何，想彼此知己定□抢同情之憾也，弟虽得糊口之地，惟□同学之旧谊似不或释，深愿吾兄□抽休□之时赐以近况，俾□□念，弟自去□先父去世后，辙□人世家庭负担以及人□之□□悉在己身，何日□沪尚□兄告弟，拟□兄去申之前谋机，晤匆□，大安，弟陈涧东，顿首。”

从内容上看，这是一封普通朋友间的通信，其中涉及陈涧东与两位好友间的友谊，还有一些相互间请托之事。似乎与“安记三山旅社”无多大关联，只是写信人碰巧使用了这家旅社的信纸。从中可见，民国镇江稍有档次的旅社也备专用信纸，而且这两张信笺的抬头还特别注明“客用”，这提示可能还有专用的旅社信笺，可见当年还是很注重客户体验的。我们现在的星级宾馆中配备的专用信纸，可谓与其一脉相承。

这家旅社的地址位于“三马路”，可惜这在1983年版《镇江市地名录》上并没查到。刘先生认为，如果“三马路天主堂隔壁”中的“天主堂”是指大西路上的福音堂的话，那么这条马路应该与大西路不远。

民国镇江旅馆业状况

清末民初，镇江城区的旅馆称“客栈”，设备简陋，旅客需自带铺盖、客栈提供一宿两餐，收费低廉。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沪宁铁路通车后，镇江旅馆业逐渐兴盛起来，江边至西门火车站沿线纷纷新建旅社、公寓、客栈。仅日新街一带，就有六吉园、鹿鸣、大庆楼、新旅社、名利栈、大安栈、三义栈、东方旅社等20余家。

上世纪二十年代初，镇埠旅馆业约分为三等：上等旅馆大多设于江边日新街一带，寓客多仕宦官员及商旅人士；中等旅馆则多散于各处，其营业不仅为客商提供房宿条件，且兼为当时一般妇女之幽会场所；下等旅馆多设于京畿岭一带，为侉帮香客息宿之地。当然，这三种档次旅馆的费用也各不相同：上等者由数元至数角，中等者由一元数角至数角，下等者由数角至铜元数枚。同样，各种档次旅馆的房间陈设也视房价之高低而定，上等者有红木家具及洋式家具，中等者房间内都是一些普通粗货，而下等者最为简单，甚至仅有木板床提供休息而已。其住宿费用均以日计，若过上午十二时，即算一日，其所作之价，旅馆可以视营业状况酌减，多则六折，少则八折。

民国18年（1929年），镇江新增中央饭店、大中华饭店、扬子饭店、五洲饭店、镇江饭店等多家。扬子饭店设备齐全，一般供军政人员下榻，中央饭店规模较大。中山路、南门大街一带，有多家中小旅社，经常住有省府的候缺官员及其家属。抗日战争前夕，镇江旅馆有100余家。镇江沦陷时，许多旅馆遭战火破坏，有的被日军占为仓库。民国28年后，新旅社、三山旅社等复业。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有旅馆100多家，但其规模不及抗战前。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市共有旅馆113家，工作人员278人。

当年镇埠的明星旅馆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镇江的旅馆业还是比较发达的。他们当中，万全楼位于江边，新大方位于东坞街，润州旅馆位于盆汤巷，瀛洲旅馆位于盆汤巷，一品香位于盆汤巷，铭利栈位于日新街，三义栈位于日新街，大观楼位于平政桥南，万亿楼位于洋浮桥口，六吉园位于平政桥南，三义公位于西坞街，老祥发栈位于东坞街，大庆楼位于日新街南底，鹿鸣旅馆位于日新街，中西旅馆位于盆汤巷，新三元位于盆汤巷，新长发楼位于天主街，万福楼位于义渡码头，万华栈位于义渡局巷，秦淮栈位于义渡局巷，佛照楼位于平政桥南，招商旅馆位于小闸口，同盛公位于天主街，三阳栈位于洋浮桥西，大安栈位于西坞街对面。

这其中，有不少家属于当年的“明星旅馆”，它要么规模较大，要么装修豪华，要么有名人入驻，留给今人很多回味。当时，镇埠旅馆中客房数量最多的要数万全楼、佛照楼等，故他们的营业额也最大，每年获利颇丰，也因此让很多人眼馋，在镇江经营旅馆业的人也渐渐多了起来。

几十年前，《镇江古街巷地名掌故》一书作者李赞扬曾专门查考过“万全楼”的确切地址，他认为就在日新街上。当时正逢那里大拆迁，整个老房子都被推倒了，仅仅剩下一堵墙和破烂的木楼梯，所幸的是那堵墙上仍然有“万全楼”三个字，是用红漆书写的店招。据当年的老皮匠介绍，它是用进口洋漆书写的，所以能几十年下来依然颜色光鲜。

“新旅社”是典型案例

如今，在大西路边上有一幢属于我市迁移保护的“新旅社”。现在一般称其为“日新旅社”，因为它是从一百米外的日新街迁来的，无论在当年还是现在都是很值得一看的。

1922年前后，日新街一带街巷有旅馆17家，新旅社创建于1925年，地址在中华路日新街27号，初为两层楼房，属于中等旅社，约有20个房间。1928年耗资1.2万元银元扩建成四层楼房，也就是“跑马楼”——四周都有走廊可通行的楼屋，其为钢筋水泥结构，共35个房间。里面设备考究，每个房间备有铜架床、沙发、铜痰盂、红木梳妆台等。设有“喜”字和“寿”字霓虹灯，备有檀木杌几、半桌、太师椅、圆桌等，可供顾客租用作为结婚和祝寿的典礼场所。

新旅社原先坐落于日新街，日新街的命名，据说源自《大学》：“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民国时，日新街的东头是洋浮桥，街西头是英租界和二马路，南边由东坞街、西坞街贯穿至天主街，并通到西门大街，而西门大街是当时镇江第一条大街，商业繁荣。街北边是盆汤巷，一直通到江边。日新街又紧靠江边的大小轮船码头和镇扬汽车轮渡码头，日新街的地理位置如此优越，各种服务业包括旅馆也就应运而生。

在镇江老辈人的记忆中，日新街上的新旅社赫赫有名，殷实人家操办喜事一般都选择新旅社。新中国成立后，这家旅社经几次扩建，成为3幢楼房，大小房间100个，铺位175个。同时，这里还设有浴室、餐厅、会议室、电视室、小卖部、物品寄存处等，客房里备有电视、电扇、沙发等，食堂除供应客饭外，还供应点菜和承办宴席。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新旅社仍在营业中，直到九十年代才渐渐成为“空关房”，其楼下的理发店则一直营业了很久……后来，政府对它们进行了保护性迁移。

旅馆业的“中西之争”

在中国，旅馆这一营业性社会服务设施已有数千年的历史。晚清年间，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镇江也成为通商口岸，随之而来城市中逐渐兴起了新式旅馆业。同时，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与近代文化事业渐次传入，也使得本埠旅馆业发生了变化。原有的传统旅店业衰落，西式旅馆业不断出现，旅馆的类型构成、经营方式、服务套路、设备设施也发生了变化，这可以理解为“中西之争”，这些都在刺激着本土旅馆业的经营者。

民国初年，国民崇尚“新、大”来命名商号、路名，比如“新旅社”坐落于“日新街”，属于一种当时的风气。与此同时，当年也建起了一些具有半中半西风格的新式旅馆，比如位于盆汤巷的“中西旅馆”，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出其特点，或者名称上看不出，但内里却有西式之风，比如“新旅社”。这些旅馆在建筑风格、服务项目、房内设施和经营方式上都呈现出若干西式旅馆的特色。

当然，近代化旅馆业的崛起，并不意味着传统小旅社的消亡。民国时期，镇埠的各种中小型旅馆仍大量出现，可以说其存在于整个民国年间。这类旅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多沿用“栈”的旧称，而不是用比较“高大上”的“馆、楼、园”作为店号名称，他们在资金、屋舍、设备、服务等方面没法与高级旅馆比，但由于大多数旅客难以住得起高档旅馆，所以小旅社依然有广阔的市场空间。

这样一种旅馆业两极分化的局面，在经营和服务方式上，总体呈现出中西交融、新旧杂陈、传统与近代并立的格局。但不论如何，民国镇江的旅馆业见证了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风貌，通过它可以重温民国的红尘喧哗，也许这也是一座城市的魅力所在。（竺捷）

来源：京江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