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洗心革面”的典范，联邦德国深刻的“战争反思”和“去纳粹化”不禁让全球人民都为其点赞，特别是1970年，西德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的“扑通”一跪，不但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还被升华为——“跪下的是一个人，却让整个民族站了起来”。

然而，东边那个曾经存在了四十多年的民主德国，除了凭票排队购物的各种笑话和令人恐惧的斯塔西监视外，其他历史几乎全被隐去，悄无声息地淹没在了岁月的尘埃里，就好似这个国家没有存在过一般。甚至两德统一后，联邦德国对于东德的官方定义也成了Unrechtsstaat——“非法国家”。

但其实，东德去纳粹化的力度和广度，比西德做得更深，东德的情报机构斯塔西也曾追捕到不少隐蔽的纳粹分子。

可是，随着国家的不复存在和意识形态的大洗牌，这段往事无人愿意提及，在经济发展长期不平衡的环境中，原东德的萨克森-安哈尔特地区还成了欧洲民粹主义的大本营，以“新纳粹”为代表的极右翼势力在此收获了大量粉丝，生动诠释着“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在统一后的德国青年眼中，历史课本上的反思纳粹和赎罪工作，全部由西德一方独自完成，几乎不干东德任何事。

极右翼在游行中打出“外国人滚出去”的标语

客观看，东德的去纳粹化，早在分区占领时就开始了，只不过，当年的叫法是“社会主义改造”。

在苏联的主导下，东德对各行各业进行了非常严苛的排查，除了纳粹党或武装党卫军成员，前国防军官兵，曾经和第三帝国政府有过合作的工商界人士也被挨个检查了一番，揪出了不少“漏网之鱼”；

容克贵族们的庄园、田产和厂矿被全部充公，重新分配；各企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在苏军代管后，又一律交由德国共产党和曾经受纳粹迫害的人士管理；

司法系统人员全部要进行学习和思想改造，考核达标、政审合格后，才能重新上岗。

同时，官方定期向民间散发“棕色册子”，上面列明所有仍被通缉的在逃纳粹战犯。

战后的东德

在英美主导的审判中，有关战犯的定义和相关审判重点，主要集中在了各种反人道主义罪行。比如虐待战俘、迫害犹太人、屠杀无辜平民等等。

而到了苏联和东德这边，他们主张的是“集体犯罪理论”——基于战争本身就是非正义的，所以，光论这种“对外侵略”的性质，作为战争的“执行者”，何参加过境外作战的德军官兵和所有的纳粹党员，都应该默认已经犯下了战争罪，是人民的敌人。

也正因为如此，东德政府中，几乎不存在前朝旧人。东德人民军里，除了1944年7月，主动向苏军投降并第一时间鲜明亮出了反希特勒立场的前国防军中将森兹·穆勒外，几乎也不存在任何德三时代的中高层领导。

连斯大林格勒战役末期主动投降，经过教育改造后积极宣传反法西斯思想的保卢斯元帅，也只被分配了个“卡瑟尼腾人民警察大学战争历史研究委员会顾问”的虚名，早早安排退休了。

1943年，与苏军在一起的保卢斯。此时最能威胁他生命的，反而是德国人

再看西德那边。

冷战开始后，联邦德国被迅速重新武装，所谓的“去纳粹化”不了了之了。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西德外交部门三分之二的官员属于原纳粹政府官员。其中“政治司”10人，全为前纳粹党员；司法部门有9000名法官和检察官是德三时代的旧人；西德联邦政府的17个部长当中，有8个曾在纳粹德国国家机关中担任过领导要职；还有4个前纳粹党党员成了西德政府部长级国务秘书。

文职人员尚且如此，更别提联邦国防军里的各种老熟人了。

非常典型的，当属纳粹时代的德国内政部高官——汉斯·格罗布克。

德三时代的汉斯·格罗布克

他曾牵头编写了一系列种族歧视法案，诸如1935年颁布的《帝国公民法》和《德意志血统和荣誉保护法》（两者合称称为《纽伦堡种族法》），还有1937年的《保护德国人遗传健康法》和《公民身份法》。

二战开始后，他和素有“犹太人刽子手”之称的艾希曼交往密切，积极协调和讨论过灭绝犹太人的“最终方案”，并多次亲临德军占领区，协助制定当地的种族迫害计划。

1961年，“最终方案”的执行人艾希曼在以色列受审现场。一年前，摩萨德特工远赴阿根廷成功抓捕了艾希曼。

就这么个战犯级别的纳粹大佬，竟然堂而皇之地成了联邦德国总理办公室主任，继续他的高级公务员生涯。

1963年，汉斯·格罗布克退休之际，为了奖励其对国家建设发展的“突出贡献”，阿登纳总理还授予他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功绩大十字勋章。

1963年，阿登纳和格罗布克

要知道，这位康拉德·阿登纳总理曾经饱受纳粹迫害，流亡国外多年。然而，就是这么一位反纳粹人士，却主动重用了一名前纳粹要员做自己的首席幕僚，除了阿登纳的胸怀确实宽广，也可见当年西德的社会和政治环境，并非像后人看到的那么清白。

只是，“光荣退休”的汉斯·格罗布克，又缠上了一门大官司。

一名叫做弗里茨·鲍尔的犹太裔律师通过线人举报，拿到了一些艾希曼与格罗布克的通信记录，里面充斥着大量犹太人种族灭绝计划的相关事宜。

紧接着，弗里茨·鲍尔向西德法院起诉格罗布克的反人类罪与种族灭绝罪。

在各方势力的齐心运作之下，这个起诉被联邦德国最高法院以“证据不足”为由，强行撤销。

愤怒的弗里茨·鲍尔，转向了东德。

很快，民主德国最高法院受理了此案，缺席审判汉斯·格罗布克反人类罪与种族灭绝罪罪名成立，判处其终身监禁。

民主德国审判现场

相比之下，在东德，一个纳粹官员隐瞒过去再次成为政府公务员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因为，他们的履历档案早已经掌握在了斯塔西的手中。

冷战结束后，有相关解密资料数据显示，在1960年代初时，斯塔西曾雇佣3000人专门负责甄别境内人口的战时纪录，检查了数万份档案，成功追诉了39人；而同期的西德，负责甄别潜在纳粹战犯的路德维希堡检察办公室，在任务最高峰时，也只有5个工作人员而已。

斯塔西揪出的“隐蔽纳粹”中，一个著名的案例就是前党卫军军医霍斯特·费舍尔（Horst Fischer）。

费舍尔是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的一名医生，但他的工作内容不是看病，而是负责“鉴定”犹太囚徒们是否具备劳动能力。

集中营大门写着——劳动带来自由

被他“检查”完身体后，名字前面打了叉号的人，将会很快变成肥皂.....

战后，费舍尔伪造了身份，在德累斯顿城乡结合部的一个小镇上当了一名药剂师，娶妻生子过的有声有色（之前的妻儿死于二战后期的德累斯顿大轰炸）。安稳了快20年后，竟然被斯塔西特工找上门来。

最开始的时候，费舍尔还死不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但搁不住斯塔西比盖世太保还猛的审讯套路，几个回合下去，心理防线彻底崩塌，什么都招了。

费舍尔庭审案全程电视现场直播，东西德乃至整个欧洲和以色列都密切地进行了跟进。

费舍尔庭审现场

1966年7月，费舍尔被当庭判处死刑，处刑的方式，极具震慑力——断头台斩首。

因为，早年的德三时代，那些反纳粹的德国人，都会被押上断头台，用斩首的形式执行死刑。最典型的，像当年的德国青年反法西斯组织“白玫瑰”的骨干成员索菲·绍尔兄妹，就是以这种形式赴死的。

演绎索菲.绍尔事迹的电影《希望与反抗》Sophie Scholl - Die letzten Tage剧照

1966年底，霍斯特·费舍尔被押上了断头台，他还是德国最后一个，全欧洲倒数第二个用断头台处死的人。最后那名是个法国人，曾经连环杀掉了六任女友，属于一个典型的杀人狂魔。

而西德那边，在1960年代法兰克福审判之前，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去纳粹化都搞得虎头蛇尾。大批前纳粹分子被轻判、减刑、甚至被宣布无罪，还有许多找机会潜逃到了南美和非洲，比如开头讲到的“犹太人刽子手”艾希曼。

然而，时至今日，要说为什么当年积极清算纳粹残余的前东德地区，反而开了倒车，最根本的，还是经济没搞上去，东西发展不平衡惹的祸。

加之，东德地区封闭惯了，非常容易形成排外的氛围，而且，在很多方面，东边来的人确实遭遇到了原西德地区各行各业的歧视，这让一小撮人心理逐渐走了极端，开始恨外国人，恨犹太人，恨一切移民。同时，他们也敌视共产主义、同性恋者、残疾人、甚至无家可归的穷人。他们仇恨民主政府，认为现在的民主政体太过自由了，期望出现某个“一统江湖”的领袖，让德国重新“回归”成“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元首”的状态。

两德统一后，随着东德的消失，有关民主德国对战争的反思，也随之被悄然隐去，能留下些许存在感的，只剩下了关于僵化体制和特务机构斯塔西的诸多“黑历史”。

类似的“招黑体质”，还有它曾经的苏联“老大哥”。苏联没了后，所有与其相关的理念和事物，都成了西方各国争先要去踩上两脚的“泄愤对象”，而诸多正面事迹则被有意无意的张冠李戴。比如下图，美国驻丹麦大使馆发的这条微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