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祝福》另一主人公：叙述者角度的“我”|叙述者|祝福|祥林嫂

鲁迅的《祝福》讲述了一位勤劳善良的农村妇女祥林嫂，在受到封建制度的压迫和剥削后，最终走向了灭亡的道路。

祥林嫂是《祝福》的主人翁，她代表了千千万万个旧社会的底层人民，时刻受到父权夫权、神权等封建礼教的煎熬，但是作为叙述者角度的“我”，则是这篇文章的另外一个主人公。

“我”代表的是当时新知识分子，作为封建旧社会的清醒人物，“我”的处境并没有好太多，反而时常陷入两难的境地。那么，从“我”的角度看《祝福》，究竟会有怎样独特的发现呢？

悲哀的“说”与“不说”——叙述者角度的“我”

1、故事中的参与者——“我”与祥林嫂

在这篇文章的开头，是“我”回到了故乡鲁镇，同时也交代了当时的自然环境：“正值冬天，飘着大雪的小镇显得苍白凄凉“，而后，一句“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这句话又反映了当时复杂的社会背景——此时已经是新思想萌芽的时期，但是人们还在过着旧历的新年。鲁四老爷是“我”的本家，但是他大骂新党，脑子里刻着的是封建制度的旧思想。

通过“我”的实际参与，在这个故事里有了“我”的身影。接下来就主要写到“我”与祥林嫂的对话。祥林嫂早知道“我”见过世面，懂得多，就问“我”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

但是“我”的反应在此刻显得十分“有趣”，面对祥林嫂的句句质问“我”的表现十分的慌张无助。作为拥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我”自然是不相信有鬼的，但是当”我”面对祥林嫂的疑问，却踌躇了，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我”作为知识分子，内心还保存着一点点善念。“我”可以不屑于鲁四老爷顽固不化的封建思想，可以讽刺还在过旧历新年、受到封建礼教影响的人们，却不敢面对祥林嫂的追问，害怕自己的回答会对祥林嫂造成不好的后果。

通过第一人称的叙述角度和语言描写，心理描写，神态描写的细致刻画，作者将“我”——一个知识分子，面对死了的人，究竟有没有魂灵这样的旧思想，却产生了无力感和无可奈何。

2、置身事外——“我”的未参与

祥林嫂的生平故事，并没有“我”的直接参与，而是“我”听别人的转述，自行构成了来龙去脉。

祥林嫂的生平故事简单地可以分为六个部分，祥林嫂来鲁镇之前，祥林嫂第一次来鲁镇，祥林嫂在贺家坳的故事，祥林嫂第二次来鲁镇，祥林嫂被赶出鲁家，祥林嫂之死。这六个部分构成了祥林嫂的生平，但是并没有“我”的身影参与其中。

此时故事的角度便以第三人称续写，第三人称叙写的好处就是“我”站在上帝视角，可以掌握所有人物的语言、动作和内心活动，更有利于塑造人物形象，将矛盾冲突描述的生动具体。

比如，祥林嫂被她的婆婆抓回去，再被卖到了贺家坳的事情，就是卫老婆子讲给四叔和四婶的。通过卫老婆子的叙述，祥林嫂嫁人的细节也就描写的更详细。

例如出嫁时头撞破了，生了个胖孩子等等。这些故事如果在“我”的视角，叙述的方面肯定有限，因为“我”既不是鲁镇居民，也不是山里的农民。

除此之外，祥林嫂在失去儿子后重返鲁镇，她对于每个人的哭诉只招来了众人的厌烦，最后变成了嘲笑。在祥林嫂本人讲述自己凄惨的经历时，会更容易代入情感，引起共鸣。

复杂的矛盾——细看“我”与祥林嫂的对话

1、语言体现心理——知识分子的局促不安

在故事中，“我”即是作为拥有新思想萌芽的知识分子，也是作者想要刻画的另一个主人公。在“我”和祥林嫂的对话中，“我”的复杂心理被放大，人物矛盾刻画的淋漓尽致。

祥林嫂的第一个问题是，人死后有没有魂灵？其实，以“我”的知识才学，必然会认为世界上没有魂灵。但为了祥林嫂能有个心理安慰，“我”说，“也许有吧，我想。”这句话是知识分子的一句敷衍，对于究竟有没有魂灵，在“我”看来是无所谓的事。

但紧接着，祥林嫂又问有没有地狱。这个问题使得“我”一下子局促起来，此时此刻，“我”的身份变得卑微，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最终，“我”抛弃了自己的思考，转而说，地狱存在应该是大多数人普通认同的事情。从中可以看出，“我”面对祥林嫂不再是一个见多识广的读书人，反而沦落成了鲁镇上众多愚昧落后人中的一员。

最后祥林嫂问道，死后人是不是可以相见。“我”将前面所有的话推翻，只说了一句“然而也未必”，这是因为，此刻“我”已然记起来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是不能向封建思想妥协的，但是，“我”又一次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在无意识中就成为了自己不屑的人，这种痛苦让“我”无法承受，于是只能匆匆逃离。

2、矛盾的人格反差

毫无疑问，“我”是鲁镇对祥林嫂最好的人。卫老婆子靠她拿佣金，婆婆卖她给儿子买新房，四叔四婶把她当作干家务活的工具，其他鲁镇的人包括柳妈，都以取笑她为乐趣。只有“我”，面对祥林嫂的追问，认真地想如何解答，关心她的命运如何。

“我”作为新思想的知识分子，理应摒弃旧思想，传播新思想，但是在祥林嫂的追问之下，“我”不仅没有完成这个任务，反而沦落成了封建旧思想的帮凶。

这一切都源于“我”内心的脆弱和不坚定。当祥林嫂询问封建神权的事情，“我”的责任在于启蒙像祥林嫂这样的百姓，但是却失败了。“我”回到鲁镇却又无法忍受旧历新年的习俗，证明“我”懂得新旧思想的界限，但是新思想的根基尚不牢固，矛盾的情感越来越强烈，最终只能匆匆逃离了鲁镇。

知识分子的悲剧困境

1、“五四运动”的社会背景

《祝福》这篇文章的社会背景处于五四运动时期，新思想的萌芽已经产生，但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常常陷入两难的境地，这种境地不是来自于外界环境的压迫，而是他们内心的挣扎与妥协。

中国近代的思想革命从未停止，从梁启超的戊戌变法，青年学生爆发五四运动，到陈独秀等人掀起的新文化运动，这群先进的知识分子在不断地与封建思想作斗争，鼓舞人民真正地摆脱旧思想的压迫。

但是，这群知识分子也会不停反思，他们这样做究竟对不对，就连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也会迷茫，新思想的出路到底在哪里。

于是，在一系列的观察、思考与自我否定之中，一些知识分子难以忍受心里的煎熬，转而向封建旧思想妥协。汪晖的《反抗绝望》中就指出，“变革社会的改革者的激情与自身悲剧命运的深切体验，构成了这一过程的基本调子。”从“我”和祥林嫂的对话中的心理历程，反映出了当时与命运作斗争的知识分子，最后却沦落为封建旧思想的帮凶。如此的一个悲剧，却是当时最真实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