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16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正式建国称帝，成为辽政权的创始人，国号“契丹”。947年，辽太宗耶律德光登基改汗称帝，改国号为辽。

从此称雄北国, 威震四方, 形成“东至于海，西至金山（今阿尔泰山），暨于流沙，北至胪朐河（今蒙古国克鲁伦河），南至白沟（今 蒙古国克鲁伦河），幅员万里” 的大辽帝国。

作为兴起之初的奴隶制草原民族，辽国能立国200余年，并进行了有效统治，与其实行的“一国两制”制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唐贞观二十二年(648)，契丹联盟长窟哥归附唐朝，唐廷在契丹驻地设置松漠都督府，契丹驻地正式纳入唐朝版图。契丹民族在与唐朝交往的300年时间里，中原文化基因已经牢牢刻在其中。这也是之后汉族人能在契丹受到重用的原因。

耶律阿保机建立契丹国之前，在连年的对外征战中俘虏了不少汉人。此时中原混战，后晋、后唐战火不休，南方的割据政权之间也是烽烟四起， 民不堪命，又有大批汉人逃往北方契丹地区。

在所俘尤其是逃亡迁入的汉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汉族知识分子，如康默记、韩延徽、韩知古等，之后都受到阿保机的重用。以韩延徽为首的汉人智囊团建议阿保机，改变契丹原有的治理汉民方略，实施汉、契丹分治政策。

公元648年，契丹归附唐朝，设松漠都督府

耶律阿保机权衡利弊，同意了韩延徽等人的建议。辽初智囊团提出的汉、契不同治的主张，为太宗朝著名的“一个辽国，两种制度”国策的形成，起到了理论与实践上的奠基作用。

耶律德光即位后，南侵中原并巧取燕云十六州。辽朝基本上继承了这里原有的统治机构，也为南面官制度全面建设和发展提供了条件。

“既得代十有六州，乃用唐制，复设南面三省、六部、台、院、寺、监、诸卫、东宫诸官，诚有志帝王之盛制，亦以招徕中国之人也。

至此，“一国两制”的双轨政治制度便以国策的形式确立下来，并为终辽一代所沿用。

辽中央统治机构的双重体系——南北面官制

“至于太宗，兼制中国，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国制简朴，汉制则沿名之风固存也”

契丹习俗东向而尚左，皇帝宫帐坐西朝东，北面官的牙帐（办事衙署）设在皇帝宫帐的左面（即北面），故称北面官。

北面官有北面朝官、北面御帐官、北面著帐官、北面皇族官、北面诸帐官、北面宫官、北面军官、北面边防官等。

北面官保留了契丹固有的宗法部族制度，是为统治契丹和北方各游牧民族而设置的。主要掌管辽朝皇族事务、契丹部落及属国的军政、行宫、军队和边防等政事。

其官吏一律任用契丹贵族，并任其掌管契丹一切军政大权，为辽朝最高权力机关。

宋代余靖在他的著作《契丹官仪》中记载了他出使辽国的见闻：

“胡人之官，领番中职事者皆胡服，谓之契丹官。枢密、宰臣则曰北枢密、北宰相。领燕中职事者，虽胡（蕃）人亦汉服，谓之汉官。执政者则曰南宰相、南枢密。”

北枢密院和南枢密院分别为南北两面官的最高官署，即所谓的“一国两枢密”，但军政决策主要由北枢密院来进行，即“北衙不理民，南衙不理兵”。

大辽“一国两制”的其他政策

辽朝中央统治机构中的两套官制，也贯穿在地方官员制度中。辽代的地方行政制度，实行的也是两套不同的体系，即部族制和州县制。

辽在契丹和其他游牧民族地区是部族制，将汉人包括渤海人编入州县制，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蕃不治汉，汉不治蕃，蕃汉不同治”。

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辽朝依据各部落的大小强弱情况将其分为大小不等的部族。在汉族地区，辽朝设立五京及州县。

五京，即上京临潢府、中京大定府、东京辽阳府、南京析津府和西京大同府，分别为上、中、东、南、西五京道的行政中心，每道都管辖着若干汉族州县。

双轨制的政区建置形成了“总京五，府六，州、军、城百五十有六，县二百有九”，“部族五十有二，属国六十”的局面。

辽朝针对以汉族和契丹等其他民族生活习惯存在差异的现状，针对各民族的实际生活习惯采取了不同的法律制度进行管理。用契丹固有的法律制度来契丹及其他少数民族；用唐律、唐令、后用宋律来治理汉人和渤海人。

辽朝在礼仪与服制制度上，充分尊重了各民族的差异，保留了各民族的传统。在祭奠礼仪方面，辽朝保留了契丹族传统了“柴册礼”，专门适用于契丹族的祭奠仪式；此外还模仿汉人的礼仪在“五京”地区实行汉族的“大册礼”。

“一国两制”对于大辽的影响

从经济发展角度看，契丹统治者一方面“以国制治契丹”，避免了因生产关系突然改变而造成的社会动荡，有利于契丹的社会进步。

另一方面，“以汉制待汉人”， 使具有先进生产方式的燕云地区在原轨道上继续发展。由于辽朝生产关系的逐步平稳过渡，各民族和平共处，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游牧民族的政治体系决定了他们的统治者死后，国家就会陷入内乱以至四分五裂。

大量汉人进入契丹后，汉族先进的文化对契丹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一国两制”的制度为辽国带来的是先进的官僚体系以及儒家思想。

“自契丹侵取燕蓟以北，……得中国（指中原）土地，役中国人力，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

合理先进的官僚体系减少了对民族地区进行统治的阻力，最大限度的维护了大辽帝国的稳定，并发挥民族地区自身的优势来使得大辽帝国得以发展。

儒家思想对契丹贵族影响很深，而且上行下效，辽境内逐步建立起具有儒家思想特征的道德规范、伦理纲常的社会道德文化体系。

“藩汉分治”的职官制度、双规制的政区建置使得汉人能够参与政治，并为辽朝的统治服务。比如燕蓟四大家族韩、刘、马、赵，尤其是玉田韩氏家族，成大辽仅次帝后的第三大家族。

辽朝统治者在官制、礼仪、法律等方面都实行“因俗而治”、“蕃汉分治”的政策，不断吸收汉族优秀文化，促进了社会和谐、民族融合和社会进步，为大辽200多年的帝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