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11月28日，时任军委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将军病逝，追悼会于12月7日举行！

当日寒风凛冽，然而前来为杨将军送行的人却非常之多，其中既有自主前来的市民，也有周恩来、彭德怀等众多开国功勋。

葬礼上，周总理神情凝重，眉头紧锁，一句一顿地亲致悼词。尔后，周恩来与时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亲自执绋，位于文武两列行进送葬人的最前头，牵引着杨立三将军的灵车前往墓地。

这里我们解释一下，所谓“绋”，指的是出殡时拉棺材用的大绳；执绋，指的就是送殡，以表明与死者的亲密关系及对死者的尊重。

周总理亲自为其抬棺，说明两人生前关系十分要好。当然，事实也确实如此。

那么，杨立三将军究竟有何贡献？又是什么军衔？为何去世后葬礼比元帅还隆重，甚至连周总理都为其抬棺呢？

本篇文章就来带你了解老一辈革命家“杨立三将军”的经典事迹。如果你也对历史感兴趣，不妨静下心来读一读，说不定你会有不一样的收获哦！

杨立三将军对我党、军的贡献非常之大，尤其是在后勤管理上面的贡献非常突出！

1900年11月，杨立三出生于湖南长沙郊区的一个佃农家庭，11岁被父母送进私塾读书，不过由于其家庭条件不好，因此也只能是半耕半读。

1920年，弱冠之年的杨立三投军报国，在湘军中担任团司务长和军需官。后来，杨立三又参加了国民党，先后任区党部监察委员、农民协会委员长等职。

27岁那年，杨立三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后，他就秘密前往武汉，后随陈赓前往二十四师留守处，任湖南招募委员，从安源等地招募了一百多名工人组成新兵连，任排长。

秋收起义爆发后，他又出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副官、第三十一团辎重队长、红十二军军需处长、中国工农红军总兵站部部长等职，参与了人民军后勤的创建工作，为巩固革命根据地及粉碎国民党的多次“围剿”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35年遵义会议后，周恩来积劳成疾，发起了高烧，且腹泻不断，不能进食，时而还昏迷不醒。直到过草地时，他的高烧才慢慢退下来，头脑也稍微清醒了一点。

但即便如此，此时周恩来的身体还是比较虚弱，是很难过得了草地的。

鉴于周恩来的身体状况，彭德怀提议立即组织担架队，抬周恩来过草地。此事交由萧劲光负责。

萧劲光赶紧从迫击炮连抽人组成担架队，但由谁来担任队长这个问题却把他难住了。就在这时，时任军委纵队干部团团长的陈赓便闻讯赶来，自告奋勇担任这个职务。此外，时任军委兵站部部长兼政委的杨立三也跑来，提出要给周恩来抬担架。

就这样，担架队便抬着患病的周恩来踏上了荒无人烟，且到处是泥潭和沼泽的草地。

陈赓的双腿曾在战斗中负过伤，在过草地时，只见他手举着一块旧油布，一瘸一拐地跟随在担架旁，寸步不离地保护着周恩来。

而杨立三则和战士们一起，轮番用肩扛着担架，在草地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行进着，时间一长，他的双肩都被磨破了，脖子只要稍微一扭，就会钻心地痛。后来，在走出草地时，杨立三就病倒了。

在草地行军时，周恩来看着步履蹒跚的战友，心里很不是滋味，多次挣扎翻倒在草地上要求自己走，但都被陈赓、杨立三等人扶上了担架。

终于，在经过七天七夜的艰难行军后，杨立三和战友们终于将周恩来顺利抬出了草地。老一辈革命家的情谊，是经过生与死考验的，是无论何人何事，都无法动摇的。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杨立三任冀南银行董事长，兼晋冀鲁豫边区政府财政委员会委员，被誉为是红军的“大管家”、“财神爷”。

不过，杨立三这个“财神爷”可不好当。

我们知道，在红军改编成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时，国民政府还按4.5万人发给军饷，但到了1940年10月，我八路军发展到40万人后，国民政府就有了“小心思”，断绝了对我八路军的一切供应。

此时，作为“财神爷”的杨立三每天醒来面对的第一件事，就是几十万大军的补给问题。要知道，这几十万大军需要的可不是简单地穿衣吃饭，还有行军作战，要枪炮、子弹，要看病疗伤等等，而这些无论哪一项，都需要钱。

但是，八路军的根据地经济拮据，大军所活动的区域又都是些封闭落后的山区，财源十分有限。而靠中央财政补贴也基本不可能，那时候的延安中央机关和后方学校人员，有的甚至已经到了无米下炊的地步。

为了能筹到足够的资金，杨立三绞尽脑汁想尽了各种办法。

当时，杨立三筹钱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向国民政府催要！在抗战初期，国民政府按照协议必须给八路军按4.5万人的编制每月发放军饷63万元。从1940年初，又增发米津4.5万元，每个月所拨款项合计在70万元左右。

然而到了1940年10月，国民政府却断绝了对我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一切供应。这对于原本军饷就很拮据的几十万八路军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但国民政府却全然不管，依然百般刁难拖延不发或者是制造各种事端，拒绝发放。

没办法，对于每笔经费，杨立三只好亲自来电催要，或者是直接派人上门讨要，一笔经费往往要经历几番波折，才能勉强领到手。

比如1937年8月国民政府的第一笔五十万元的经费，还是周恩来副主席亲自从西安领回，然后用飞机一路带回洛川，杨立三前往机场去接来的。

1940年4月，国民政府又拖欠了我八路军几个月的军饷，杨立三多次催要始终无济于事。

当时正赶上朱总司令途经西安回延安开会，由于我军的军饷是国民政府通过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办理转交的，于是杨立三便找来刚调到八路军后勤部供给部担任副部长的周文龙，请他跟随总司令去西安催要经费。

在出发前，杨立三、左权和彭德怀一再叮嘱周文龙，务必注意安全，并且强调这笔钱关乎到几十万将士的吃饭穿衣等问题，一定要将其安全的带回来。

最后确定，在将朱老总安全护送到西安后，其150名警卫连就地变为监护连，专门负责运送这笔钱。

五月中旬，周文龙一行人正式抵达西安，并住进了八路军办事处。然而尽管已经抵达目的地，但危险依旧存在，当时国民党西北行署主任蒋鼎文经常遣派特务去实行“暗杀”活动，这对于周文龙等人来说，无疑是个威胁。

为此，他们详细研究了如何与国民党当局交涉领款、办理手续及因法币贬值，物价飞涨等问题索求补偿等。

最后，经过周文龙等人的努力，终于在六月份领回了应领的全部款项，总计有257万多元。

当然，索要的过程往往是很艰辛的，为此，身为八路军“财神爷”的杨立三也费了不少精力。但不论怎样，在他的努力下，也算是将国民政府当局所欠之款项，基本要回来了。

不过，这些款项也无法满足几十万大军的开支，因此杨立三也必须想到其他办法。

第二、国内外爱国人士的捐赠！抗战爆发以来，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共抗外辱，大家本着“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纷纷向八路军捐款，比如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女士，就通过各种渠道，为八路军和各抗日军队筹集经费多达数万元。

还有国外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他在新加坡成立了“南洋华侨筹赈会”、“华侨抗敌后援会”、“援八委员会”等组织，积极宣传抗战，组织募捐，为抗日军队筹集军费。

根据杨立三的计算，在这一时期所得来的捐款占这一时期全部经费的9.5%，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第三、边区政府筹集；为支援抗战，各抗日根据地的人民政府利用各种渠道为八路军和新四军筹集经费，其主要方法有收取工商税、发放公债、开展贸易等。各边区政府秉持着“以军事需要为第一”的原则，将财政收入的大头用于支援军队抗战上面。

第四、向银行贷款；在抗战期间，各根据地都设立得有自己的银行，比如晋冀鲁豫边区的冀南银行、山东根据地的北海银行等，这些银行都适时地向八路军和新四军发放贷款，大大支持了抗战事业。

而除了以上这四条之外，我军经费来源还包括从敌人那里获取，以及部队自主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和厉行节约等等。尤其是在部队的生产经营上，杨立三抓得特别紧，无论部队在哪里，只要一“得闲”，他就大力号召部队开荒种地，养殖种植，发展生产。

比如从1942年到1945年，仅晋冀鲁豫地区各部队上交的生产收益就高达 9035.8 万元，占到全部收入的9.6%，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我军经费不足的问题。

当然了，会赚钱也得会理财，否则再多的钱也会很快流干净！杨立三在努力筹钱的同时，也在采取各种办法“节流”，尽量将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上。

而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完善各种“花钱”的规章制度。为此，杨立三常常深入调查，亲自抓各种规章制度的制定和完善。八年抗战期间，我军的经费供应标准因物价的上涨而前后变动过三次，杨立三都是其中的参与者和领导者。

1940年底，杨立三在后勤工作会议上还专门指出我军财政存在的诸多问题，并提出要尽快建立和健全各种财务制度，比如预算制度、收支制度、出纳制度、审计制度等等。

而在具体实行上，杨立三则非常严格，对每一分钱的流动都要“严加盘查”，很多时候往往还不讲情面，以致于得罪了不少人。

但杨立三并不在乎这些，就像他说的那样：“不严不行啊！我们的钱太少、东西太少，不严格掌握日子就过不下去，到时候怎么向领导和广大官兵交代呢！”

由于我军的经费拮据，杨立三还要求财务人员除了严格按照规章制度来办事之外，在必要时还须用生命来保护资金的绝对安全，为此，很多财务人员都付出了很大的牺牲。

比如在日军对我军根据地进行“大扫荡”的时候，财务人员都会事先准备许多口大水缸、石板和石灰，并在地里挖好一个个深坑，在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就将资金放在水缸里，盖上石板和石灰，以防潮。在埋好之后，再加以伪装，保证了大批资金的安全。

1942年，国内经济困难带来了物价的上涨，货币工资已经不能满足当下之需要，原来部队的各项供应标准也已经不足以维持现状。

为此，杨立三又绞尽脑汁想了很多种办法，最后决定将货币制定工资的办法，改为按实物单位计发工资的办法。而“实物”则由“小米”来代替，即各种生活费和事业费的标准均用小米的数量来表示。

比如原来的津贴费用为每月1.5元，现在则改发12两小米（旧秤16两为一斤）、每月2元则发小米1斤。

这种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出来的以实物为经费标准的办法，很大程度上克服了由于物价上涨造成部队生活水平下降的缺陷，受到广大官兵的支持和欢迎，还被赞誉为“仓额造字”。而这种方法也一直坚持到解放初期。

在1944年的时候，杨立三又和滕代远提出了八路军生产节约运动的“滕杨方案”，明确提出“生产有分工，劳动有报酬，公私两利”的方针，极大调动了部队生产节约的积极性。

最后，在杨立三等广大后勤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其经费基本保证了部队作战和生活的需要，抗日战争结束后，我军还剩下4800多万元的经费，为即将开展的解放战争积累了一定的财力。

解放战争期间，杨立三先后任总后勤部部长、军委总后勤部部长兼华北后勤部外线司令等职，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可靠的后勤保障。

新中国成立后，杨立三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财务部部长等职。

为了加强改进和健全我军的后勤、财务工作，杨立三将军整日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努力着，终因积劳成疾不幸离世。

1954年11月28日，杨立三将军病逝，享年54岁。

杨立三将军去世后，周恩来等党和国家及军队的领导人亲自前来执绋引棺送灵。当时，周恩来走在文官队的最前面执绋，随后是彭真、吴玉章、徐特立等；彭德怀走在武官队的最前面执绋，随后是贺龙元帅、陈毅元帅、聂荣臻元帅和叶剑英元帅等。

而在抵达八宝山革命公墓后，周恩来更是热泪盈眶与杨立三将军作了最后的告别，以此了却了他为杨将军抬棺送葬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