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仲夏农忙时节，毛主席外出视察，一路从北向南。到了杭州，毛主席找了几个同志开会，同时让身边的工作人员深入到杭州附近农村，了解当地农民的生活情况。

毛主席召集的会议开始后，负责警卫工作的沈同等人就开始在周围访问。当时正是农忙季节，当沈同一行人走到余杭地区的一个村庄时，却看到一位身体粗壮的农民，倚着树干无精打采地躺在那里，双手抱头，绝望的双眼满含泪水，呆呆的望着天空。

沈同走上前去，想要问一问他，为什么大家都在田里收拾水稻，他却躺在这里一动不动。刚靠近一点，沈同发现这个人腹部涨得鼓鼓的，脖子也肿得吓人，显然是病倒了。

沈同就问他：“老乡，您怎么了，有什么困难可以跟我们说。”

面前的农民眼泪哗地一下出来了，叹息了几声后说道：“我命不好，有福不能享，不能怪谁，谁也帮不了，没什么可说的。”

几位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见状，围在这位农民身边，想看看他到底遇到了什么问题，希望能够帮到他。

这位农民看到几人如此诚恳，就说明了自己的事情：

原来这位农民本来身世很凄惨，在旧社会时全家都快过不下去了。幸好这个时候迎来了解放，全家都分到了土地，没过几天好日子，结果就得了血吸虫病。

说道这里，这个农民已经哭得不成样子：“你们外地人不知道，这是我们的地方病，只要得了这种病，有钱都治不好，本地人祖祖辈辈受这个害。”

这个农民又说，毛主席带领大家过上了好日子，不再当亡国奴，不再受剥削，但是这种严重的瘟疫，却是自然灾害，毛主席能有什么办法呢？

几人见状赶紧安慰他，告诉他毛主席一定能够为他解决问题。

这位农民听大家说毛主席能解决这个困难，激动地说：“……毛主席知道我们这种地方病，再想办法帮我们治好这种害人病，他老人家可真是救命的活菩萨……”

沈同一行人回去把这件事汇报给毛主席，毛主席对此非常重视，想到处在苦难中的群众，当天夜里他辗转反侧难以入眠。

其实早在渡江战役时就有解放军战士感染血吸虫病，1950年上海市郊有农民联名给毛主席写信，反映血吸虫病的情况。毛主席当时指示医疗系统全力救人，挽救了不少生命。

这次余杭地区的考察后，毛主席对血吸虫病展开了进一步的研究调查：

血吸虫病在我国流行已久，遍布南方12省市，患病人数超过1000万，受威胁人口超过1个亿。

患病者轻则直接丧失劳动能力，重则死亡，患病妇女不能生育，患病儿童发育受到影响，很多地方田园荒芜，家破人亡。

安徽省贵池县碾子下村，百年前120余户，在血吸虫病的危害下，50年代只剩下4个人，其中3人依然感染着血吸虫病；江西省丰城县的梗头村，百年前1000多户，在血吸虫病的危害下，到1945年时，就只剩下2人了。

血吸虫病有传染性，往往一人的病全家染疫，百姓们把血吸虫病叫“瘟神”，把消灭这种病叫“送瘟神”。当时很多地方的人一家都是大肚子，没有劳动能力，生活悲惨，都是因为血吸虫病的危害。

1955年11月，毛主席在杭州召开中央会议，提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

毛主席痛心疾首，虚心请教科学家

毛主席一向尊重科学家的作用，面对血吸虫问题他指示卫生部长徐运北：“要充分发挥科学家的作用，要研究更有效的防治药物和办法。”

1956年3月3日，毛主席接到中国科学院水生动物专家秉志写给他的信：

建议在消灭血吸虫病的工作中，对捕获的钉螺应采取火焚的办法，才能用绝后患，土埋灭螺容易复出。

毛主席看了非常高兴，第一时间找到徐运北，告诉他：照办。

毛主席当即邀请秉志参加当年3月份准备在上海召开的第二次防治血吸虫病的会议，还亲自查询了会议的准备情况。

1956年，毛泽东向长期工作在广东省防疫第一线的寄生虫专家陈心陶教授求教，陈心陶教授的意见连苏联专家都虚心求教，毛主席积极听取了陈心陶教授此前多年工作总结出来的一整套的防治血吸虫病的方法。

1957年7月7日，毛泽东向上海第一医学院教授苏德隆询问血吸虫病的防治情况。

毛主席问：“订了个七年之内消灭血吸虫病的计划，你的意见怎么样？”

苏教授从专业角度指出，毛主席所提的7年时间过于短促，估计需要12年时间。

毛主席接受意见，果断决定：“那么，农业发展纲要上就改为十二年吧！”

与此同时，苏德隆还向毛泽东主席进谏，劝阻主席不在黄浦江游泳。毛主席的身边的工作人员都知道毛主席不畏惧危险，在大江大河里游泳是从来不怕危险，很少听别人劝阻。

不过毛主席对于苏德隆教授的意见非常重视，采纳了苏教授从防疫时间、方法以及个人在黄浦江里不要游泳的所有建议。

……

秉志、陈心陶、苏德隆等人都是我国当时首屈一指的大科学家，他们在国外留学时也都是所在领域的全世界的佼佼者，回国后更是那个年代各自领域的国内绝对权威。

尤其苏德隆教授为人耿直，心地坦诚，他本人以及他所培养出来的一代又一代的优秀学生，对我国血吸虫病防治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已被记入史册。他的科学精神和一切为了人民的思想，成为后人学习的榜样。

苏德隆教授当着毛主席的面，明知道毛主席对于消灭血吸虫一事心中焦急，却仍然本着科学求真的精神，从科学的角度，结合自己在工作中长期总结的大量经验，提出毛主席原先制定的7年计划不行，需要12年，这种直言的精神令人钦佩。

毛主席对于血吸虫病的防治虽然内心焦急，却虚心地接受科学家的意见，在防治血吸虫病的计划中完全以科学家意见为主体，也体现了他虚怀若谷的胸襟。

短时间突破，出乎科学家们的意料

如今虽然血吸虫仍然零星存在，但威胁早已不再，血吸虫病已被我国所战胜。

但结合全世界来看，很多国家至今未能消灭血吸虫病，可见想要战胜血吸虫病是非常艰难的。

毛主席带领全国人民向血吸虫病宣战的那个年代，世界上不发达国家即便想要在12年内战胜血吸虫病，也是很困难的，就算是发达国家，想要做到也不容易。所以苏德隆教授提出的“12年计划”，也是非常伟大的计划，他本人以及无数的医学工作者，为了实现这个12年的计划，也早就做好了奋力一搏的准备。

为了战胜血吸虫病，包括苏德龙在内的各个相关领域的科学家们不顾个人安危，长期奋战在第一线，令人动容。

到了1958年统计消灭血吸虫病阶段成果时，全国血吸虫病流行区的12个省市，已经消灭钉螺15亿多平方米。仅这一年，消灭的血吸虫宿主钉螺，达到了中国历史上消灭钉螺总数的2.5倍。

全国大多数地方虽仍然没有彻底消灭血吸虫病（事实上至今很多地方依然没有彻底消灭血吸虫），但是已经没有那种惨绝人寰的集中爆发情况了，血吸虫病基本被控制了。

之前最严重的的鄱阳湖等地区，血吸虫的繁殖被很好地控制住了，血吸虫病失去了复发的条件，很多地方后来几十年里，经过各种波折，放松了对血吸虫的警惕警惕，却因为50年代的有力控制，到了80年代后才出现复发现象。

作为一种困扰千年的瘟疫，血吸虫病的蔓延趋势不仅被控制住了，而且很多地方已经消灭了血吸虫病。

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第一面红旗——记江西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的经过》的文章。

毛主席看到这篇文章，和当时的亿万中国人民一样，心情激动不已，想到血吸虫病千百年来给民族带来的灾难，想到多年与血吸虫病斗争的场景，毛主席心潮澎湃，思绪万千。他凭窗遥望南天，提笔挥毫写下《送瘟神》七律二首，歌颂这人间奇迹：

其一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其二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这两年的时间里，一大批医学专家奋斗在抗击血吸虫的第一线。当时的成功，是出乎他们意料的，对于1958年“送瘟神”的成功，他们和毛主席一样，也是激动万分的！

苏德隆教授最初提出的12年解决血吸虫病，是专业的角度看问题，而且也是考虑到了医疗工作者和国家的努力，最后追求的结果，也是控制住血吸虫病，而绝非“一丁点”都不留。

从这个角度去看，1958年前后，仅仅2年的时间，抗击血吸虫病疫情的斗争基本上已经达到目的，而这是原本计划12年完成的目标。

医学专家1956年提出的方案是科学严谨的，毛主席也是赞成12年这个目标的。而且1958年江西余江县根治血吸虫病，也是超出了毛主席本人的预计的，否则他也不会这么激动的。

那又是什么原因，让12年的计划，只用2年实现大部分呢？

毛主席增加了一条“抗疫”手段

按照科学家们的想法，抗击疫情主要是靠政府和医学工作者。而我国最初形成的抗击血吸虫病的方案里，放在求前面的两条是这样的：

第一，统一领导，形成合力。……1955年11月，毛主席指出：“光靠卫生部门是不行的，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成立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小组”。随后，直属中央的防治血吸虫病的九人小组成立。
中央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成立后，全国力量得到统筹，每半年向毛主席汇报一次，充分整合了卫生、农业、水利、化工、商业、教育、民政等部门，以及各组织资源和力量；在地域上，整合了华东局、江苏、浙江、福建、安徽、上海等流行区的组织资源，全国资源支持灾区。
第二，科学防治，中西医结合。……充分尊重科学家的意见，对于秉志、陈心陶、苏德隆这样的专家的意见，进行充分讨论，认真学习，积极执行。
与此同时，根据民间一些中医千百年来与血吸虫病作斗争积累的经验，采纳了一些中医药方，例如浙江的“腹水草”、江苏的“老虎草”、安徽的乌桕树根皮、湖北的“全生腹水丸”、湖南的“加减胃苓汤和绛矾丸”等等，只要经过实践检验有效，就进行推广。

如果按照以上这些方案推进，在各部门和医学工作者的努力下，应该是会按照苏德隆教授的预测，按部就班地，用12年时间完成任务。

但是毛主席却在这些方案里，增加了非常关键的一条，那就是依靠人民群众。

在抗击血吸虫方案的第三点上，毛主席指出，充分发挥群众的力量，是更快取得胜利的最重要因素。

在毛主席的指导下，各部门积极宣传，各地群众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消灭钉螺运动，一些伟大的事迹，顿时传遍全国：

江苏省昆山、嘉定两个县动员全县绝大部分劳动力，车干了几千条河的水；安徽省芜湖县发动20万人连战18天，挖螺土260多万平方米，实现了基本无螺县的指标；广大群众积极进行管理粪便、响应安全用水号召，发起了轰轰烈烈的全民爱国卫生运动。

广大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最初是科学家们所未能预料到的。

以陈心陶教授为例。

陈心陶是哈佛大学的博士，为了祖国的卫生事业拒绝了美国的挽留，毅然回国。

从30年代开始，他不顾个人安危，经过长途跋涉，甚至曾经向当地农民借来小船，沿河进行调查，研究广东地区的血吸虫分布状况，经历20余年，摸清了广东省钉螺的生态、生理、血吸虫病流行情况、规律与特点，在对血吸虫病的诊断、治疗、人体防护等方面取得了很多成果。

但是在防治血吸虫病问题上，陈心陶对于如何处理民间的粪便问题，感到十分棘手。毕竟人们的生活习惯难以更改，当时的社会也达不到无害处理的条件，而且就算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也根本无法解决这样的问题。

但是在毛主席的带领下，广大群众被动员起来了，大家认识到为了自身健康必须组织起来，相互监督和帮助，按照当时科学家提出的一些办法，例如人尿杀虫等，大家只要照做就可以，粪便的安全处理自然不成问题。科学家们虽然知道如何杀血吸虫，却没有想到全国上下会万众一心配合这项工作。

而且人们甚至抽干几千条河流，一个个的钉螺挖出来烧掉，一定要灭掉血吸虫的决心，这些都是科学家们最初所没有预想到的。

陈心陶晚年曾经深刻地表示，就个人的力量来说，毕竟是渺小的，但如果能把个人看作集体中的一员，为集体事业做出成绩，则将是伟大的。

不得不说，陈心陶的这番认识，和他曾经参与伟大的抗击血吸虫病疫情的斗争关系很大。

其实早在1955年11月17日，卫生部长徐运北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时，也提到过“管理粪便、管理水源、消灭钉螺”等任务十分艰巨，看起来甚至难以完成。

毛主席当时就对他说：

要发动群众，不依靠群众是不行的，要使科学技术和群众运动相结合。

划红线：世界却正是由愚人造成，聪明人决不能支持世界

1975年7月毛主席做完白内障手术后，第二天就不顾医生的劝阻要看书，这段时间读的最多的，就是鲁迅先生的作品。当时的毛主席因为身体虚弱，手已经拿不动书，只能由身边的工作人员给他扶着书。

毛主席晚年，读的最多的就是鲁迅的作品。

毛主席曾经说：“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为什么这么说呢？

毛主席在阅读鲁迅《写在 ＜坟＞后面》这篇文章时，鲁迅有一句话：“古人说‘不读书便成愚人’，那自然也不错的。然而世界却正是由愚人造成，聪明人决不能支持世界”。

毛主席对这句话十分赞赏，就在“世界却正是由愚人造成，聪明人决不能支持世界”下面画了两道红线，而且画得非常重。

鲁迅说这里说的的“愚人”，就是广大劳动人民，“聪明人”是封建统治者，这句话可以更直白地解释为：

人民创造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