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这个名字深植于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他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是新中国的领导人，也是中华腾飞的奠基人，他和他的名字永远铭刻在中国的历史上光荣、不朽。

“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这是一九一七年十九岁的周恩来在赴日本留学前写给友人郭思宁的临别赠言。让中华腾飞世界，这是少年周恩来的愿望，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总理周恩来为之鞠躬尽瘁、奋斗半生的目标。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任周恩来为总理的任命通知书

这是一张由毛泽东主席亲自签发的任命书。它诞生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下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的第一次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那年他五十一岁，当时他最迫切的工作，是新中国第一届执政团队的组建。

为组建新中国第一届执政团队，周恩来妥善考虑和安排民主人士的加入煞费苦心，他曾两次到黄炎培家中拜访。

黄炎培说：“我现在72岁了，已觉年老，还要继续任职吗？”

周恩来说：“现在和旧社会不一样了，现在是人民的政府，不是做官是为人民做事。”两个小时的谈话感动了黄炎培，答应出任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长。

在周恩来的综合平衡之下，各民主党派主要领导人和社会贤达、无党派民主人士差不多都被安排进了政务院及其下属的机构。这也是周恩来倾心倾力，为了新中国日后的腾飞所铺设的第一层牢固的基石。这个名单一经公布，立即在党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许多的民主人士都感叹：“周总理不愧为周总理。”

除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外，周恩来还有另外一个身份，那就是新中国外交部第一任部长。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八号，周恩来乘坐的轿车在东单外交部大街停了下来，这是周恩来自担任外交部部长以来第一次来到外交部。

开国大典上的周恩来

当周恩来走入大厅时，人们都鼓掌欢迎。李克农宣布大会开始，并邀请周总理讲话。

周恩来并没有马上开始讲话，而是说：“首先我要纠正李克农副部长一个错误。”听到这里，会场上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周恩来继续说道：“我是外交部长，今天到外交部来，你们应该称我为周外长，不要称我是周总理。”

周恩来缓缓坐下，和蔼地说：“今天在座的有的同志第一次见面，我们先认识一下。”

时任外交部国际司干部的刘庚寅回忆道：“周总理要来讲话，这也是总理建国以后第一次发表重要的外交政策的讲话。”

周总理首先讲：“外交工作的任务是什么？首先要明确这一点。”周恩来继续说道：“外交工作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对苏联跟人民民主国家在战略上要讲团结合作，但是呢在战术上、在具体问题上有时候也要有批评。”

后来总理又讲到：“他说过去一百多年来的中国外交史是屈辱的外交史。不管是这个清朝的慈禧太后也好，北洋政府的袁世凯也好，还有蒋介石也好。是跪倒在地上办外交的，所以叫屈膝外交。”
他讲：“我们绝对不能像这样，我们要独立。”

就是这样一句话，让新中国外交从一开始就站在新起点上散发着强劲的生命力。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日，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二天，苏联政府致电周恩来，决定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互派大使。接下来，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朝鲜等国家在十月底前相继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但是除兼任中国驻苏联大使的王稼祥以去莫斯科赴任以外，其余驻外大使都还是空虚。

周恩来在机场迎接美国总统尼克松的来访

于是为组建外交部正四处寻找人才的周恩来，把目光投向了那些带兵打仗的将领身上，向各野战军发出了一些人员调动的命令。

周恩来是这样同将领们讲的：“你看咱们过去打仗，现在要办外交，这是时代的要求啊。你们是老同志，你们出去啊，中央放心。所以中央叫你们出去是觉得老干部经得住考验还靠得住。”

时任新中国驻缅甸大使姚仲明回忆：“那时候我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们这些人有一个好处，那就是跑不了。”

在周恩来的安排下，汇集在一起的新中国第一批派驻国外的十五位大使跨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大门，但是他们里面许多人对于外交的礼节是丝毫不懂的。于是周恩来特意安排了几次现场观摩，其中一次幕后学礼让很多大使难以忘怀。

一九四九年十月，罗马尼亚与中国建交，大使来到中国，毛主席带领领导人们接见了大使。姚仲明回忆道：“毛主席接过国书后，和大使寒暄，谈了一会话后，大使就走了。走了后总理就过来把我们这个帘子幕布拉开。”

周恩来说道：“主席啊，咱们出国的大使等着见主席呢。”

毛主席过来一看：“这我都认识啊。”就这样，在周恩来的精心培育下，新中国的第一批驻外大使走出了国门，将新中国的新气象带到了他们各自的驻地国。

周恩来到达瑞士

一九五四年，新中国第一次以大国的身份参加了一个多边的国际会议--日内瓦会议。为了这第一次在国际舞台上的亮相，中国代表团也是做了一番非常细致、全面的准备工作。甚至穿上了服装，进行了预演和彩排。

服装是由代表团秘书长伍修权将军提议统一研究确定，最后选择了一套黑色的中山装，作为统一的服装。后来到了瑞士，代表团走在路上，经常有路人停驻并脱帽致敬。

后来代表团才知道，瑞士牧师是穿黑衣服的，庄重严肃。很多人把中国代表团成员误以为是来传教的牧师。

而说到预演和彩排，那是更加的精彩。这本书是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纪事》，记录了预演和彩排时的精彩片段。当时的发言人是黄华，举行了三次记者招待会的演习。演习的时候，会英语的记者扮演外国记者提问黄华，绞尽脑汁想出各种刁钻的问题刁难。

而黄华面对这些问题，面对这些所谓的敌对势力从容、镇定的一一应对。这不但使得黄华更加从容淡定，而且更加熟悉了全部形式以及我们的方针、政策和策略。

有了这种充分的准备，当周恩来率代表团在日内瓦下飞机时，那整齐威武的队伍立刻引起了轰动。代表团们整齐划一的服装吸引了记者的眼球，世界各大报刊相继报道，日内瓦来了一群穿着整齐划一的中国人。

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言人黄华和龚鹏对待记者们的各种问题一一作答，从容应对，就连那些并不看好我们的西方报纸也不得不承认他们是出色的、年轻、优秀的发言人。

这次的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第一次站在世界的舞台上，而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们的表现，更是让新中国更添光彩。

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上

尽管会议期间既有马拉松式的磋商局面，又有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故意刁难，但最终唱主角的仍然是我们新中国的总理周恩来。所以，当一个美国人说：“苏联的外交部长莫洛托夫非常难以对付。”莫洛托夫说道：“要是我们对于你们来说难对付的话，那你再看看周恩来吧，那时你会懂得什么叫难对付。”

日内瓦会议期间，美国确实懂了点周恩来是如何难对付。当时有一名美国记者听到有人说：“中国人的自信乐观在周恩来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他们具有没有大国架子的大国风度。”

这位美国记者听到其中暗含了讽刺美国搞大国霸权，便从鼻子当中哼了一句说：“在日内瓦我们看不到共产党统治下几亿中国人的悲哀和愁苦。”

周恩来了解到这一情况之后，马上指示新闻联络官熊向辉为外国记者举行一次电影招待会，放映电影《一九五二年国庆节》，并且出主意说：“要把请柬呢分成两种，一种呢指名邀请，另外一种不写名自取。”

电影放映时，在场的许多人都发出了赞叹。当中国军人的步伐走过日内瓦的荧幕时，许多人都情不自禁鼓起了掌。

但那位记者又挑剔的说中国在搞军国主义。

即使是个别人这样挑剔，周恩来也相当重视，他向熊向辉指示说：“挺好的，我们是梅兰芳的大戏，什么角色都有，再给他们放一部梁祝悲剧看看。”

《梁山伯与祝英台》这部充满了人情味的中国戏剧片，让许多外国人了解到了中国的风土人情。《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这是周恩来给这部影片翻译的名字。周总理之后还把这部影片送给了卓别林。

周恩来在日内瓦

在日内瓦的外交官说：“周恩来利用艺术来外交，他的外交也成了一门艺术。”

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为新生的共和国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当时日内瓦各大报纸大量报道周恩来，他成为了日内瓦最引人注目的人物，这个熟悉的形象已经成了人们印象当中周恩来的独有姿态，但是在他微微蜷起的右臂当中，却有一件往事我们不得不提。

这一天，大约是一九三九年七月十号，周恩来去中央党校做报告，因为沿河水涨，他们就骑马。途中，周恩来骑的马受惊，把周恩来摔了下来，右胳膊不幸撞在了石头上骨折了。

警卫人员把他扶进了会客室，给他先做了简单的包扎。

当时为周恩来治疗的印度援华医疗队的大夫柯棣华回忆，当时他赶到时，周恩来正在左手写字。当时在场的人又惊讶又感动，这位身居高位的领导人在骨折时，还不忘人民，忍着剧痛办公。

周恩来在延安做了一个半月的治疗，在治疗期间，由于右臂用两块板吊着，他只能吃力地用左手批改文件、起草电文。八月十八号，三位印度大夫再次对周恩来的胳膊进行检查，发现愈合得很不理想，尽管用力的按摩并做了热敷，右臂还是不能伸直。

由于延安的医疗条件有限，中共中央决定让周恩来去苏联治疗，邓颖超陪同前往。一九三九年九月，到达莫斯科的周恩来住进了克里姆林宫医院。

周恩来与妻子邓颖超

一九三九年十月八号，邓颖超在这封写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信中说道：“周恩来同志九月十四日住进克里姆林宫医院，九月十九日进行了手术，七天之后伤口已经愈合，二十五日已经拆线，伤势正在痊愈。专家估计手臂能够弯曲四十五度。”

苏联组织医学专家进行了三次诊断，专家教授认为手臂情况没有好转的话，需要做大型手术来治疗。但是这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周恩来最终决定回国放弃治疗。

当时中国的全民族抗战已经历时两年半，国共矛盾越来越多，情势非常危急。这意味着周恩来无法在莫斯科长时间的安心养病。

周恩来在医院里住了三个月，在一九四零年新年的前几天，他出院了。元旦的那天晚上，他出席了共产国际举行的新年联欢会。二月底，苏联派专机送周恩来回国。三月二十六号，周恩来一行抵达延安。第二天下午，在延安的杨家岭沟外的宽敞草坪上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毛泽东等出席了大会。

因为大家都关心周恩来手臂治愈的情况，所以会后他亲自用手给大家摇放映机，给大家放映了从莫斯科带回来的新拍的影片，直到深夜。

就这样，在国家利益和个人牺牲面前，周恩来义无反顾地做出牺牲个人健康的决定，造成右臂终身残疾的遗憾。从此在公众的视野里，弯曲的右臂成为了周恩来独特的姿势，每一个跟他握过手的人，都能从他手臂中感受到力量和掌心的温暖。

长江三峡、开滦煤矿、包头钢铁、大营村、麦田、十三陵水库，从上到下、从南到北，在新中国的每一个建设工地、每一片百姓生活的地方，你几乎都可以看到那个右臂微弯的身影。

周恩来到农村考察

身为国家总理，周恩来事无巨细、亲力亲为，大到国家建设，小到琐碎民情，他都关怀备至。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四号，周恩来乘坐的火车驶进了河南三门峡的大营火车站。

当时大营的生产队队长回忆道：“我很激动啊。当时我说，哎呀总理这么大一个的一个国家领导人，到我们这个大营村来，真是不简单。”

周恩来一下火车便直接走进田间，还一边和干部群众聊天，一边查看庄稼的长势。走到一块麦田旁他询问当地干部：“小麦的亩产量能达到多少？”一位负责人回答：“七百斤左右。”

周恩来又问：“依据是什么？”

这时负责人一时答不出来，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搞农业要懂得农业。”他抽出一颗麦穗数了数，有四十多粒。问当时的大营社社长陈启生：“一亩是不是有一百二十万株？”听到这样具体的提问，当时在场的人都傻了眼，他们很钦佩这位国家总理可以如此精通农业。

对于新中国来说，农业是百姓生存的基础，而水利则是农业的命脉，所以周恩来一贯重视水利的建设。新中国成立前，全国的大小水库只有二十三座，这也使得建国初期水患频发。经过近十年的励精图治，新中国已经拥有大型水库二十座，中型水库六十八座，小型水库以及灌溉工程大约一千三百多处。

周恩来参加十三陵水库劳动活动

这张照片曾经上过我们小学课本，周恩来的卫士赵行杰说：“这个照片是十三陵，是五八年六月份吧，十三陵劳动的时候，这是专程去劳动的，不是说是只是待一会儿，当时打算住几天，结果呢干了两天主席打电话给叫回来了。”

随着由周恩来牵头制定的一五计划、二五计划的逐步实施，新中国正在从一个农业大国慢慢地走向工业强国。从包钢一号钢炉出铁到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周恩来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指导、带领着新中国的综合国力逐步腾飞于世界之林。

除了这些国家大事，老百姓的民生问题也是周恩来一直关心的。赵行杰回忆：“一九五四年的秋天吧，大概可能在十月份，总理就是先找我去把何谦秘书叫上来说，咱们到城里坐一下工公共交通。”

因为前几天总理看到了人民的来访的信件，群众来的信谈到这个问题，就是现在北京市的公交车拥挤太厉害了，车又少，总理说：“咱们就要去实打实地乘坐一下公共汽车究竟是个什么情况？问一问，调查一下。”

我和何谦跟着他出来，同时交代不准通知保卫部门。我们两个都跟着出来了。出来以后吧，没有车，在车站等车的人是不少。上车之后尽管总理尽量遮着脸，但人挤人总理还是让人认出来了。

后来到了第二天，总理马上召集了有关部门国务院管理局等，总理说道：“现在北京市交通拥挤得不得了，群众坐公共汽车浪费的时间太多了。你们各个大机关，有条件的必须要用班车接送机关工作人员来上下班，以解决车辆的这个供需的拥挤问题。”

周恩来和群众在一起

这就是事无巨细的周恩来，只要是国家建设、百姓生活需要解决的事情，他都会一一放在心上，竭尽全力去妥善解决。这样的他在很多外国友人看来那是绝无仅有、不可复制的。

一九七三年，意大利著名摄影家焦尔乔洛迪作为意大利时代周刊的记者，随着意大利外长朱塞佩梅迪奇访问中国，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这名记者回忆道：“大概在一九七三年一月，我在人民大会堂见到了他，对我来说真是一个绝好的机会。”

当时为了给周恩来拍一张照片，洛迪故意站在了接见队伍的最后面，并且偷偷带了相机，这在意大利的规定中是不允许的。

洛迪和总理讲：“总理阁下，我今天撒了一个谎，我特别想给你拍张照片。”总理幽默地说：“你是白头发，你还会撒谎吗？白头发的人来请求我是不会拒绝的。”

周恩来十分配合的侧坐在沙发里，这样就有了这张著名的《沉思中的周恩来》。这也是外国友人为周恩来拍摄的最后一张生活照。

《沉思中的周恩来》

洛迪回忆道：“我让他走进沙发，并请他坐了下来，他的坐姿高贵而完美，不需要我的任何提示。”这张照片是周恩来最喜欢的照片之一，后来还有很多领导人请洛迪拍照，他说：“周恩来就是周恩来，你们也拍不出周恩来的样子，所以我也不能给你们拍。”

周恩来的这张照片在全世界发行了几千万张，记录了周恩来独特的风采，那深邃的目光正坚定地向中国的未来探寻。

一九七四年九月三十日，祖国成立二十五周年的招待会在人民大会堂举办，出席这场国宴的中外来宾都非常关心周总理是否会主持宴会，因为在不久之前，周总理因为癌症做了一次大手术。为中华之崛起，为祖国之繁荣，周恩来兢兢业业、尽心尽力，将个人健康抛之脑后。这次也一样。

当晚，周恩来出现在了人民大会堂，并且上台致辞。在他上台致辞的这短短几分钟之内，会场内响起了四次热烈的掌声，打断了总理的讲话。这热烈的掌声，代表的是中外来宾对周总理的高度认可和尊重。

一九七五年，周恩来在看望老友谭震林的时候说：“死我并不怕，我已经77岁，也是高寿了。这剩下的这些时间，应该再把国家建设搞一搞，人民生活改善改善。这样我也才能安心离去”

周恩来做的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

一九七五年一月，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召开，周恩来抱病参加了这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做了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留下了一份厚重的政治遗言。面对两千八百多名代表，已经重病缠身的周恩来没有流露出丝毫的倦怠。

整个报告周恩来一直坐着，当读到今后经济发展目标时，他忍着病痛站了起来，周恩来总理用这个起身的动作向我们表达了他内心强大的愿望，希望祖国能够走向富强的愿望。

现在四十四年的时间过去了，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再是那个只能造桌子的椅子，一辆汽车、一辆拖拉机都不能制造的中国，而是嫦娥五号登陆月球，港珠澳大桥全线贯通的中国。

斯人已逝，海棠依旧。当年送您的十里长安街，如今已是繁华似锦。这盛世亦如您所愿，中华已然腾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