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中会战快速推进的日军

一．史料来源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第一战区33年春夏间中原会战经过概要》，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第28集团军中原会战战斗详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一号作战之一：河南会战》（上）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第15集团军中原会战平汉路东地区战役战斗详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刘戡兵团中原会战战斗详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陆军第40军豫西会战战斗详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张震中《豫西十日记》，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第19集团军策应中原会战诸役战斗详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提案》，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李纯如《河南战事失利之检讨及收拾之刍议》，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103人提案《请申明军令严重失机将领以明责任而利抗战案》，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

王奇生：《湖南会战：中国军队对日军“一号作战”的回应》，原文载于《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第一卷

刘凤翰《陆军与初期抗战》，《抗日战史论集》，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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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骑兵全速挺进

二．日军全线追击，国军全线溃败

洛阳失陷以后，鉴于国军主力已先后转入豫西山地，第1战区司令长官部重新调整了军队部署 （一）刘戡兵团应于现地尽力支撑，万不得已时，转移于黄家窑、红土岭之线。（二）李家钰第36集团军应于夫子庙、两郁口7867高地间，对北布防，并确守新（安）宜（阳）公路。（三）孙蔚如第4集团军之第96军，速于王马廉沟、牛心寨、坡头娄沟间，对北布防，左与新6师连击。第38军速开韩城集结。（四）高树勋第39集团军以新6师之一部，在藕池附近，主力在白阜镇、孝村间，占领阵地。新8军军长胡伯翰率暂29师到藕池以南地区整顿。为确保新安、渑池、韩城、洛宁、旧县一线，战区命张耀明第38军速开韩城，占领阵地：命石觉第13军在沙坡头以南，协力第106师拒止白杨镇之敌：命刘戡兵团对当面之敌，应猛予痛击：命李兴中第96军进击渑池窜犯之敌；命预8师即开三乡镇、凹里南北之线，掩护洛宁：命李家钰第36集团军应尽力猛攻自渑池东窜之敌，协同刘戡兵团与第38军连击。

日军对洛阳的攻击是出于政治上的考量，其作战重点仍是围歼中国第1战区的主力部队—汤恩伯兵团。1944年5月10日，日本华北方面军下达的作战命令就要第12军主力”迅速向宜阳、新安方面挺进，进入洛阳西北方”，“敌军退却时，应立即向郑县或洛宁方向急追”。根据国军西撤的情况，日军判明其路线是洛河的河谷，便决定首先抢占豫西战略要地卢氏。卢氏为通往灵宝等地公路的交通要道，又连接着灵宝一带的平地和洛河河谷，并建有飞机场。日军作战目的是要”彻底破坏该地附近的军事设施，堵截和歼灭从洛阳方面退却的敌军”。为此，日军第12军于5月11日命令第37师团各派一个联队，组成卢氏与洛宁两个挺进队。该路日军一路奔袭，于20日黎明突袭卢氏，打了酣睡中的守军措手不及，慌忙撤出。日军将卢氏县城里的各种军事设施彻底破坏，并将磨山的国军弹药库炸成一片瓦砾。尽管次日日军即从卢氏撤出，但这座重镇的丢失和被毁，加剧了国军的溃退。

日军主力的追击作战，始于13日。除第1军的兵力外，第12军的两个师团向洛阳西方推进，1个师团指向伊河河谷的嵩县，目标分别是蒋鼎文和汤恩伯指挥下第1战区主力部队。1个骑兵旅团则直插洛宁西方的要隘长水镇。连日大雨，山道泥泞，后勤保障受到严重影响，中日双方军队均感极度疲劳。在攻打宜阳附近的段村时，日军第110师团遇到国军顽强抵抗，3人一组搭成的人梯，有的一齐倒下战死，最终在坦克掩护下才攻陷段村。此时国军斗志彻底丧失，首先进抵要隘长水镇的日军只是先遣1个小队，但经过此处的国军第38、第96两军遇见几十个日兵竟仓惶失措，四散逃走。

抗日英烈李家钰将军铜像

1944年5月13日，日军以强大兵力（各类车辆约150辆）攻打磁涧，守军刘戡所部向南方溃败，14日失宜阳，16日丢韩城，17日战略重镇洛宁失陷。同日，日军第1军所部又南渡黄河，进攻陕县。守军先以猛烈火力击退强渡的日军，打沉木船、皮筏各两只，而后坚守县城。守卫县城的是第40军马法五所部第317团第1营的两个连。日军在炮火掩护下渡河成功以后，施放毒气弹，两连守军伤亡殆尽，副营长亦战死；第317团只得突围向南溃逃。第36集团军损失亦同样惨重。该集团军原在新安以北，遭敌军夹击后越过陇海路南逃，旋又向西溃逃。5月21日，该集团军总部在陕县南部秦家坡被日军包围，在双方的激战中，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等多名高级指挥将领当场牺牲。

抗日名将，民族英雄—胡宗南

三．胡宗南灵宝绝地反击，日军终撤退

这时，日军第1军渡过黄河的部队已深入豫西山地，关中告急；威胁到川陕黔西南大后方。蒋介石一面严令败军不许无端撤向陕县，一面从胡宗南第8战区抽调精锐部队出击；此外，又提醒第5战区严密防守，做好迎击日军在鲁山一带扫荡的准备。蒋介石一系列的举措，终于扼制了国军的大溃败。

1944年5月中旬以后，第8战区增援部队陆续到达豫西北灵宝地区，计有第34集团军李延年部所属第1、第16军，第38集团军范汉杰部所属第27、第57军；其中第1军为胡宗南起家部队，是国民党中央军精锐，装备大量美械，苏械。同时，第1战区溃逃的部队，如马法五第40军、刘戡第36集团军、孙蔚如第4集团军等部也退至灵宝附近地区重新集结。至5月底，国军各部终于在灵宝一带重新完成集结整顿。

国军的重新集结，引起了日军的高度重视，自山西渡过黄河的日军第1军决定以现有兵力，“用大约一星期的时间，尽快在灵宝附近发起作战”，目的不仅是要打击中国第8战区的援军，为修筑防线争取所需的时间；而且要”使敌军产生恐惧心理……对华中、华南方面作战，亦可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支持第1军的计划，并指派第12军增援兵力支援第1军在灵宝附近的作战。

国军英勇反击

胡宗南吸取了教训，抢先于1944年5月27日发起反攻，并不断集中主力；战至6月1日，又增派5个师的兵力投入总攻击。以第8战区部队为主力的国军用各种火炮猛烈轰击日军据守的险山庙高地，旋即发起冲锋，日守军伤亡达三分之二。同时国军又在其他地方发起攻击，并克复草庙等处高地；国军的反击打了日军措手不及，非但没能打退进攻，反而使原定的攻击虢略镇计划也化为泡影。中国空军也投入战斗，仅6月5日的猛烈空袭，就毙伤固守草庙北侧高岗上的日军西村和赤星两个大队80多人。同日，国军猛烈的炮火炸毙守卫三角山的日军大队22人。攻击虢略镇方面的日军一个大队与国军的搏杀反复多次，大队长以下的指挥官多半身亡，官兵6月9日一天之内伤亡人数就达70多。至此，国军陆续投入反击的部队已近10个师。原李家钰所部官兵也头缠白布，为复仇而全力反攻；在第8战区东进兵团的奋勇攻击下，日军“地兵团”致电第1军司令部，声称所部”遭到有力敌军阻截，前进更加缓慢，甚至秦岭山脉的小路也被敌军占领。要突破该地，无论付出多大牺牲和时间也难奏效”，可见胡宗南第8战区及第1战区残部的英勇反击，是日军最终不得不放弃灵宝会战的重要原因。

在败退途中，“地兵团”司令官、日军第69师团第59旅团长木树干代太少将被地雷炸死，这是日军发动”一号作战”以来被打死的最高级别的指挥官；也是整个豫中会战国军取得最大战果。自12日起，日军第1军开始后撤，分批退回到山西境内。

日军强大的装甲集群

四．彻底惨败

日军第12军除派部分兵力增援灵宝一带的战斗外，主力于1944年6月间完成了在洛阳、宜阳、临汝等重镇的警备部署，确保对平汉线南段的控制。同时又以两个骑兵旅团为主力扫荡汝河以北的平汉路沿线之国军。自6月中旬起，豫中会战的中心便转到周口一带。

在此迎击日军的是第1战区所属第19集团军陈大庆部和第15集团军何柱国部各一部，以第111师为主力，另加骑兵第3师以及一些地方保安部队，陈大庆担任总指挥。自18日起，敌以千余兵力在汽车、大炮的配合下，分别向商水、周口等地进攻，守军主要在周口地区与敌激战。国军在周口一带的守卫战中伤亡官兵400余人，日伪伤亡300余名。20日，各处日军会合，将商水城四面包围，飞机轰炸。守卫该城的为第111师所部。日军先自东门突进城内，该处守军为一个连，连长阵亡。第661团第2营长发现日军炮兵阵地后，亲率全营出击，遭到日军援兵包围，最后全营壮烈殉国。随即双方陷入8小时之久的巷战。次日，商水失陷。

至此，日军已完成了打通平汉线后的警备部署，为”一号作战”下一阶段目标—湘桂作战提供了陆地后方联络线保证。随后，第12军主力又陆续开往南方，大部编入武汉方面的第11军。在历时两个多月的豫中会战中，日军投入的兵力达10-15万人，以伤亡约4000人代价大致完成了预定的战略目标；另据日军第12军司令官内山中将战后报告，整个会战阵亡人数约占参战总兵力1%，负伤人数约占3%，患病人数约占5%。坦克第3师团参战255辆战车，有三分之一不能开动，但仅9辆被炸毁。

而国军方面的损失则极为惨重，投入此次会战的国军共有43个师，约40万人，结果只有15%的师未受损失，其他都遭到沉重打击。据日方的统计，国军”遗尸”36700具，被俘13379人，日军缴获中方野（山）炮63门、野战重炮5门，追击炮、速射炮、机关炮161门，机关枪、步枪13521挺（支），汽车100辆，机车、货车130辆。河南大部地区遭到战火洗劫，30多座城市被占领，损失无法计算；特别是古都洛阳遭到日军疯狂劫掠，大量文物古建遭到破坏。日军不仅打通了平汉线，而且还占领河南境内的陇海线，对整个华北乃至全国的战局都带来灾难性的影响。日方公布的伤亡数据或有缩水，夸大，但国军惨败是毫无疑问。史料来源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一号作战之一：河南会战》（上）第162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提案》，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

同日军的损失相比，由于国军方面的损失过于惨重，以至“驯至腾笑世界，为八年抗战中未有之大耻”。河南战场上的军事长官自然成为众矢之的。在舆论的压力下，第1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被撤职，副司令长官汤恩伯被撤职留任（同年11月复任黔桂边区总司令），第29军军长马励武被撤职，有1名师长被交军法审判，1名师长及3名团长被处死刑。

蒋介石与爱将汤恩伯

五. 历史公论

豫中会战的惨败，暴露了国军的一系列致命弱点。主要有以下11大原因：

第一，第1战区实际作战兵员不足，素质战斗力差。当时汤恩伯指挥的21个师中，有7个师原本力量就不足。以第78军3个师为例，仅由两个独立旅和一个集训处的补充兵新编而成，编成后1个月不到战事就爆发，连装备也未得到。作为中央军精锐的第13军，是南口会战，台儿庄大捷的英雄部队，却因人事影响了战斗力；第13军所属第117师，暂编第15军所属暂编第27师、新编第29师以及第12军所属暂编第55师，或是新编战斗力未养成，或是无作战经验，或是无装备补充。这些种种因素都极大影响了战斗力。而第28集团军所属的几个军中，”缺额既多，装备尤劣，不惟缺乏特种部队，即步枪堪用者亦不足三分之一，番号虽多，战斗力实甚有限“。

刘凤翰《陆军与初期抗战》，《抗日战史论集》，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7，第252~257页记载；据徐永昌预估战时国军各师的实际兵力平均要打七折。而日军师团分甲、乙、丙三种，人数为1万余人至2万余人不等。一个师团内辖3~4个联队。依此推之，1944年国军与在华日军兵力的实际比例约为3∶1。徐永昌还认为，这样的敌我力量对比，在水田山地尚可应付几日，一到平地，便多不能支持。

可见，国军独自在正面抗战硬扛7年多，已是元气大伤。而第1战区部队状况低落，部队缺额严重；武器装备又差，数量还不足。而国军士兵多系农民，很多都是强征的壮丁；其知识水准、军事技术、战斗意志就无以启齿。

第二，战略战术问题。豫中地势平坦，均系旱田，利于日军机械化部队和骑兵发挥绝对优势。缺乏重武器的国军理应扬长避短，充分利用黄河防线等天然屏障来迟滞日军攻势，同时将主力布署在嵩山、伏牛山等山区与敌决战，尤其是郑州、许昌、新郑等城市大都无险可守，不利于装备劣势的国军作战。

从史料可见，蒋介石从一开始就命令汤恩伯集中主力在嵩山与敌决战，是完全正确的；汤恩伯也依此进行布署；但不久军令部又改在禹县、密县、许昌、漯河等平坦地区同日军决战，汤恩伯又依此变更布署。结果第1战区从会战一开始就陷入被动，最后只得投入整团、整师的兵力全力死守；这样既分散了兵力，又徒增伤亡。面对日军强大的火力攻击，国军在遭到重创后，才退往山区；已是溃不成军，毫无战斗力。

腾讯短史记《汤恩伯与胡宗南，在抗战中的真实表现》

腾讯短史记曾刊文称：情报错误误导蒋介石作出错误判断，汤恩伯指出不同意见，但仍执行蒋命令；战后证明汤恩伯完全正确，这也是最后蒋未追究其责任主要原因.....而日军已窃译国军密电码，完全掌握汤部动态。笔者从掌握的史料看会战初期的作战计划，汤恩伯确实完全听从军令部的作战计划；但为何军令部的作战计划，与蒋介石最早命令不同，笔者未找到史料解释其中原由；但根据战后，汤恩伯解职不久又复任，可以看出汤是完全服众军令部的作战计划，不应负首要责任。至于军令部的作战计划，肯定是经蒋介石同意的。

至于短史记提出“军统错误情报误导说”“日军窃译国军密电码说”，笔者未找到相关史料佐证。但作为第1战区的实际最高军事指挥官，汤恩伯在会战后期连续调整部署失败，其中有蒋介石的责任；但汤要负主要责任。

时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

第三，作为第1战区长官的蒋鼎文、汤恩伯等，“素日不留心军政，币假藉地位经营商业以至上行下效，大小军官腰缠累累，战斗意志消耗净尽……”汤恩伯的精锐部队逃跑时，“使士兵民夫搬迁累累之军官行李财物”。

汤恩伯在调任河南前，战功卓著；是南口会战，台儿庄大捷的英雄，就连日本战史也称赞有加。但到豫后，却在禹县经营3年；日军攻占禹县前三天他就逃离禹县。前线激战正酣，国军战事陷入危局时，他却在鲁山县西南的下汤泡温泉；下汤距禹县只有八九十公里。及至战况恶化，仓促之际，他仅率译电员及卫士数十人逃跑，与作战部队一度完全失去联络。关于汤恩伯战前在禹县搞“副业”捞钱，战时在下汤泡温泉及与部队一度失去联络的史料；来源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提案》，为战后国民参政会调查结果，可能存在夸大，但笔者认为是客观公正的；不过有学者指汤恩伯走私，搞“副业”是为了改善部队生活，与军统戴笠领导对日经济走私战有关，获得蒋介石同意；汤随蒋败退台湾后，汤恩伯贫苦。笔者认为，从豫中会战惨败看汤恩伯在指挥思想，态度，能力上完全出了问题；至于是否贪污，搞“副业”捞钱，我认为还是有一定可信度。

第四，国共分裂影响了战局。第1战区尽管早就判明日军有南下打通平汉线的企图，“原有之兵力已深感之不足“，但出于对付共产党等原因，又将第92、第93、第98、第9、第17、第27等军“相继抽调他去”。据徐永昌日记，1944年6月8日，军事委员会在重庆开会讨论国军各战区作战计划，主要议题有二：一是预防日军北犯陕西潼关，南犯广东曲江；二是“预防共党窜扰后方问题”。6月10日，军令部拟具《国军今后作战指导计划大纲》，其第一条即要求“第八战区以第一线兵团，依陕东、绥西既设阵地，拒止敌人，并监围奸伪”。“如奸伪以抗战口号向西南窜犯时，应令其向渭河以北、三原以东截击敌人，我监围部队应由东向西逐次向长武、邠县、栒邑、正宁方面转移，绝对防止其向该线以西以南窜扰。”此处所称的“奸伪”显指中共军队。同日，蒋介石根据军令部所拟的这一方案，分别密电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和副司令长官胡宗南，针对如何防范中共，做了具体的军事部署。可见即使在日军攻势最激烈之际，国军亦未敢懈怠对中共军事扩张的防范。

至于国军投入了多少兵力监视中共，据徐永昌7月3日日记：近来英美舆论指责国民党以数十万部队监视中共，以至影响对日作战。徐氏辩称：胡宗南防共军队不过数师，何至影响如此之大。但同月下旬，蒋介石主持召开整军会议，要求将国军现有的321个步兵师减编为240个师。参谋总长何应钦奉命拟定减编方案，240个师中，计划以140个师对付日军，20个师监视中共，40个师作预备队，其余40个师用于西北边防、缅甸及机场防守。这虽然只是一个计划草案，但仍然可以依此推论，国军对付日军与监视中共的兵力之比，大致为7∶1。是时国军共分9个战区。这意味着国军约以1个战区的全部兵力监视中共。这造成兵力虽占优势，却多线使用，兵力分散。

第五，国军的指挥系统极其紊乱。“战斗序列随时变更，所指挥之军师甫入掌握，随即他调。又军师已直接奉到命令行动而高级指挥部竟茫然不知“。调动的频繁，就使得部队无固定的责任感。第85军原作为国民党中央军的精锐，是第1战区的主力；日军最主要歼灭的目标。但战役开始前汤恩伯却出昏招打乱了其建制：一部接替了郑州新编第42师防区，另一部则令守备密县，该军兵力原来已感不足，却担任了正面40多公里的防御。在突破河防之日军凶猛火力的攻击下，该军和其他部队一样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机动部队既无法使用，通讯交通亦感困难，指挥官竟无法了解整个战况。这给原本就不利的国军，造成的更大的困境。

会战过程中，日军仍采取的是迂回穿插和锥形攻势的老战术，而国军却仍然无兵力保障侧后安全，甚至不设防。如果国军各部间能同力合作，协同作战，至少能配合正面守军防备侧背、同时夹击敌人，但事实却恰恰相反，完全被日军各个击破。

第六，蒋曾多次公开指责国军将领的知识、能力和精神，与其职务级别的高低成反比。1944年8月18日，蒋在军委会召开的整军会议上援引苏俄顾问的话说：“国军现在营以下的动作，大体可以说是很注意了，但团以上到军师为止，各级司令部的业务极不健全。图上作业与沙盘教育可以说完全没有，指挥所与参谋业务的演习，更是完全忽略，所以国军一到作战就莫名其妙。既没有具体的作业计划，也没有完备的作战命令……团以上司令部的人员，很多不是正式军官，而多是主官私人聘任人员。往往很重要的职务，交给一些落伍的军官或不习军事的文人来担任。参谋人员虽然有些是陆大毕业，但大多数都缺乏实际的经验，在部队里面也没有专门业务的训练，所以人事参谋不知怎样来管人事，补给参谋不知如何来办理补给。至于军需军械人员，更多滥竽充数，甚至于管理物品检查物品的常识都没有。”蒋还声称：“无论自我自他任何方面之观察，皆官不如兵。”蒋也许有痛责高级将领反省以及有“恨铁不成钢”之意，但仍可从中看出国军军官素质之不佳。

第七，国军政工失败，军纪太差。在会战过程中，“所意想不到之特殊现象，即豫西山地民众（有学者研究认为是地方武装所为）到处截击军队，无论枪支弹药，在所必取，虽高射炮、无线电台等，亦均予截留。甚至围击我部队，枪杀我官兵，亦时有所闻。尤以军队到处，保、甲、乡长逃避一空，同时，并将仓库存粮抢走，形成空室清野，使我官兵有数日不得一餐者。一方面固由于绝对少数不肖士兵不守纪律，扰及闾阎，而行政缺乏基础，未能配合军事，实为主因。其结果各部队于转进时，趼受民众截击之损失，殆较重于作战之损失，言之殊为痛心。”参加会战的几支主要部队在战后的总结中，几乎都提到了这个问题。

军事参议院少将参议李纯如分析道，此种现象的产生，”主要原因盖平时对民运工作仅有虚名，没有实际，现民众不知应如何协助国军支持作战。加之军队政治工作亦未能切实，士兵不了解民众痛苦，强占民宅，烧毁门窗，借名征购，随时苛索，彼此感情早有裂痕。一遇战事发生，军队复大征车马，强拉民夫。不良士兵竟有乘机抢掠者，而人民闭守村寨，拒绝军队入内。因此争夺，打死毙命、收缴枪支亦随地皆有。敌人乃乘军民龃龉、不暇抵抗之际，遂长驱直入，以致我中原战事失利……”。

蒋介石也承认，中原会战时，“我们的军队沿途被民众包围袭击，而且缴械！这种情形，简直和帝俄时代的白俄军队一样，这样的军队当然只有失败！我们军队里面所有的车辆马匹，不载武器，不载弹药，而专载走私的货物……部队里面军风纪的败坏，可以说到了极点！在撤退的时候，若干部队的官兵到处骚扰，甚至于奸淫掳掠，弄得民不聊生！”

第八，国军的后勤保障出现了较大问题。河南全省连年饱受饥荒之苦，特别是1942年大旱灾，损失巨重；但出粮出丁却“全国前列”。中条山会战失败以后，一方面遭到日军北、南、东三面的包围封锁，一方面又因大量军队在河南的集结，给当地民众增添巨大的负担。除此之外，河南省还另向驻扎在陕西的第8战区数万部队提供给养。这样，部队的后勤补给陷入困境，”官兵薪饷服装逾期数月仍未发给”。再加上战事增多，“各部队领不到给养，向民间借食包谷等杂粮。士兵营养不足影响作战且部队所借杂粮多需自磨而食，终日忙于筹粮及推磨等工作，尚有何暇顾及操练与防务？并因此惹起人民反感使军民亦无法合作。而会战中仓库陷敌时内尚存面粉一百万袋（第1战区北面驻军不过二十万人，每人每月一袋计，足供五月之食），连同存麦足供二十余万部队一年之用……。河南连年灾荒，民众就不堪其苦；而作为抗战最前线，还要承担巨大的兵粮负担，时日一久国军自然失尽民心。而为了分担筹粮，制作面粉等工作，还影响了国军的防务及训练。

早在1940年起，为减轻民众压力，国军部队就改三餐制为两餐制，菜品多为菜叶盐水汤。很多官兵出现严重营养不良；甚至连枪都拿不稳。导致大量新兵逃亡。1944年10月，魏德迈担任蒋介石的总参谋长后，发现士兵无力行军，不能有效作战，而其主要原因是他们处于半饥饿状态。由于后勤、补给工作不良，后方军粮不能按期送达第一线，导致前线部队常常断粮。欠发、克扣士兵粮饷，更是国军部队的普遍现象。加上军粮、军盐掺杂掺假，士兵食不果腹。军服不能按季节发下，士兵夏季尚有穿冬季军服者。前方缺乏药品，伤兵不能得到及时救治，因伤不及救治而致死者占死亡率之大部。这些都大大减弱了国军抗战力。

以上史料来源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第87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第28集团军中原会战战斗详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第一战区33年春夏间中原会战经过概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李纯如《河南战事失利之检讨及收拾之刍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103人提案《请申明军令严重失机将领以明责任而利抗战案》；王奇生：《湖南会战：中国军队对日军“一号作战”的回应》，原文载于《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第一卷。

第九，政治因素。蒋介石为了获得美，英援助，赢得战后大国地位。将大量精锐部队抽调到缅北，滇西战场；其中包括中央军精锐第2，第5，第6，第8，第53，第54，第71军共约20余万人；缅北还有12万全美械精锐。虽然收复滇西缅北全部失地，但对中国实际价值不大；而大量精锐部队抽调，造成原本苦撑的中国战场，彻底崩溃。

第十，史迪威听从罗斯福命令，为逼蒋交出中国战场军事主动权。在对华援助物资分配上作梗，造成国军名义上得到美援，实际根本就没拿到多少。特别是克扣中美联合空军油料，导致中美空军掌握制空权；却无法给予国军足够的支援。从本文史料看，中美空军对豫中日军打击非常有限。

第十一，国军情报太差，没有收集到日军大规模的兵员调动和作战部署情报。虽然战前，第1战区已侦知日军调动；并作出相应部署。但对日军攻势规模预料严重不足。反观日军却准备充分。

以上种种，是豫中会战惨败的原因。就连蒋介石慨叹“1944年对中国来说是在长期战争中最坏的一年”，自称“从事革命以来，从来没有受过现在这样的耻辱”；“我今年五十八岁了，自省我平生所受的耻辱，以今年为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