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张学良的“智囊团”，他一封密信直接导致“西安事变”发生|东北军|张学良|杨虎城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流亡关内的东北爱国人士基于民族义愤，在北平自发组建了东北第一个统一的抗日救亡团体——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他们以抗日救亡相号召，吸引了全国各党各派的爱国人士。

鉴于救国会领导层复杂，张学良指定了10个人组成核心组，实际负责救国会的领导，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有四个人离开了，他们有的被青年党暗杀，有的追随国民党，有的中途执行其他任务。最终只剩下六个人：杜重远、阎宝航、高崇民、卢广绩、王卓然、王化一。

这六人团结一致，一直以张学良核心组名义开展各种抗日救亡工作，是张学良的智囊团和重要参议。

如杜重远活跃在抗日文化战线，在《生活周刊》被查封后，将其改为《新生周刊》，自任总编和发行人，后因日本方面认为该刊登载《闲话皇帝》一文有辱日本天皇，给国民政府施加压力，杜重远因此被捕入狱，被关押在上海漕河泾监狱。

高崇民执着于抗日救亡，对张学良与蒋介石合作的“四维学会”十分抵触，在“四维学会”理事会上因批评蒋介石不抗日与蒋方发生争执，以“侮辱领袖”罪名被国民党方面通缉，被迫流亡上海。

阎宝航在宋美龄的推荐下就任“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书记，广泛接触各方人士，力图赋予新生活运动以抗日救国的内容，支援和掩护东北救亡人士。

王卓然和王化一作为流亡中的东北大学和东北中学的校长，在艰难的岁月中，竭力维护这两所学校，培养了一大批有志青年，张学良核心组成员为开展东北抗日救亡运动不遗余力。

张学良从欧洲归国后，执行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将东北军调到鄂豫皖进行“剿共”。之后又被蒋介石派到西北的“剿共”前线与红军进行内战，在战场上屡屡受挫，导致东北军士气大跌，很多士兵要求“回东北，打鬼子”。

对此，张学良的核心组忧心如焚，后经高崇民联络，核心组成员卢广绩、王化一、王卓然、阎宝航齐聚杜重远被关押的上海漕河泾狱中，召开了一场影响历史的“核心组会议”。

此次会议主要谈论东北军发展问题，会议讨论出两个结果：一是不打内战，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是不顾国家存亡的错误做法，遭人唾骂不说，如果东北军执意与红军作战，不久就会被红军消灭，东北流亡军民再无打回老家去的实力。大家一致认为，若要收复东北，必须坚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保存实力。更将中华民族置于危险之中；

二是组成西北大联合，这个联合是指将东北军、西北军、红军联合在一起，形成一支重要的抗日力量，届时，无论是面对蒋介石还是日军，这样一支联合军队都能“进可攻，退可守”。

西北大联合是杜重远提出来的，并且向张学良进行了谏言：

“如果把这些力量联合起来，形成一个‘西北大联合’，合作抗日，是一个最有前途的局面；目前全国抗日运动高潮已经到来，蒋介石再不抗日，也会垮台的；东北军今后绝不能再跟着蒋介石走亡国之路，只有利用上述三个有利条件坚决走联合抗日的道路，才是正确的道路，才是活路”。

经过“智囊团”的劝谏，张学良已经感受到他目前所走的道路是不通的，一条死路，而联共抗日让他在迷茫中见到了曙光，因此，张学良采纳了“智囊团”建议，联共、联西北军。

之后张学良派人寻找共产党，由被俘的东北军团长高福源担任双方联络人，1936年4月，张学良和中共方面举行了会谈。东北军与红军建立起友好关系，东北军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

此外，张学良派高崇民去找西北军杨虎城联络，因为之前双方闹过误会，所以高崇民还附带有调解任务，不过当他坦诚地向杨虎城说明张学良的良苦用心，“打回老家去”才是张学良的唯一目标，在经过几次与杨虎城推心置腹的交谈，杨虎城对张学良的误会也逐渐消除，他表示西北军愿意在张学良的领导下从事抗日救国工作。

由此，西北大联合终于形成，西北大联合计划实施的最直接后果，就是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北大联合形成后，张学良并没有想过“兵谏”蒋介石，他还是寄希望以温和的谏言劝说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但是在苦谏、哭谏无效后，他对蒋介石的期待慢慢消失，而七君子事件成为他发动西安事变的导火索之一，但真正“逼”他走兵谏这条道路的是一封密信。

1936年12月1日晚，核心组成员王化一应邀参加湖北省绥靖公署主任何成浚的招待会，散席后何成浚告诉王化一一个惊人的消息：蒋介石要把东北军先调至苏、皖，然后再调入闽，使之与十七路军、红军隔离。

何成浚与张学良私交甚厚，何得知此事非同小可，故告知王化一，让张学良有所准备。王化一立即给张学良发了密电，即“华密”电报。

蒋介石这一招，不但要瓦解西北大联合，而且一旦将东北军调走，东北军在军心不稳和外部压力下，很难说会有什么变故，而到那时，东北军在蒋介石的中央军“招待下”，是何下场就难说了。

张学良接到“华密”电报后，意识到为了东北军的前途，为了抗日救国，自己必须有所抉择了，12月12日，张学良“扣蒋”发动兵谏。后来张学良对王化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