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大米姐。
跌宕起伏的2020年终于结束了，最近约见的几位朋友都在问，2021年移民趋势会怎么走。
在前几条推送中，我专门为大家整理了五个主流移民国家在移民法案上的演变趋势，链接如下：
1、突发！一夜暴涨200万，有钱就能移民的时代结束
2、有钱人再也钻不了空子了？这些国家门槛悄悄提高，移民没那么简单了
还没看过的朋友欢迎阅读。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关于健康、时间和生活中那股跟自己较劲的心气。
故事和移民有关，又或者说故事主人公们是选择通过转换身份，换一个地方生活的方式解决自己当下面临的困难。
它或许不具普遍性，但兴许可以回答那个多数人想不通问题：
富起来的中国人为什么想往外走。
从医17年，救人无数，却医不好自己的孩子
王侃今年41岁，在北京某三甲医院任外科医生，这是他在北京生活的第15个年头。
10年前，他和同是从事医疗行业的太太结婚。王侃税后收入40余万，在北四环有套100多平的房子，现在和妻子共同育有一个7岁孩子。
这一两年来，越做医生，王侃心里越矛盾：为何医疗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病人却越来越多？为何社会文明愈加发达的今天，医患间的矛盾反而越闹越大？为什么患病已如此不幸，大家对病人的宽容度却不见上升？
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并不是偶然。
3年前，王侃的女儿言言被确诊为1型糖尿病患者。
和2型糖尿病患者可以少打针甚至不打针，依靠药物就能控制病情不同，1型糖尿病患者需要终身依赖胰岛素，否则生命大多数情况下只能维持1-2年时间，但如果长期稳定地控制血糖，他们和正常人无异，比如可以正常吃糖、可以长寿，而且不会遗传。
测血糖、每天4针胰岛素（早中晚餐和睡前）、控制进食的糖量这些组成言言日常。
言言现在就读小学2年级，从去年入学开始，因为很多人对这个病还没有完全了解，7岁的言言只能躲在厕所给自己扎针，成为“隐瞒身体状况的糖宝宝”。
刚开始，作为医务工作者的王侃很无奈，“在别人眼里我是救死扶伤的英雄，但在孩子言言面前，我却一点办法都没有，实在太讽刺，就像身为警察却无法保护自己的家人。”
“隐糖”并非王侃初衷。
相反，他希望孩子能够在学校堂堂正正面对自己的疾病，他心疼孩子每天给自己注射胰岛素都像做亏心事一样猫进洗手间，他最担心女儿被身边的朋友误解：言言是不是个病孩子，是不是不可以和她玩。
为此，王侃曾找老师沟通，请老师能否在校园开放日上给他一个机会，他想请院里的同事给孩子们和家长们做一段小科普，告诉大家糖尿病并不可怕，它不传染也不伤人，以此慢慢为言言在密不透风的求学环境中撕开一个口子。
没想到这个提议刚说出口，就被老师和校长们否决，觉得什么都不说，对自己和学校才是好的。
如果“失语”是现代中产阶级的普遍感受，王侃这一次就彻底尝到它所带来的恶果。
大概半年前有一次言言放学回家，王侃看到女儿红红的眼眶，问了班主任才知道言言午饭前躲进洗手间扎针，几个好奇的同学尾随着言言，而言言门没关好，被同学发现了。
王侃问言言怎么回事。没想到孩子的回答却是：“今天我没有藏好胰岛素笔针，守护甜心计划失败，甜心被同学抢走了。”（王侃一家平时很有仪式感地把注射胰岛素这一行为称为“守护甜心”，胰岛素笔是“甜心”，言言是胰岛素笔的保护者、守护神。）
得糖尿病，并不是言言的错，每个人表面看起来没事，但却好像并不接受她。当晚王侃彻夜难眠，第二天决定给女儿换学校。
王侃没想到，国内对1型糖尿病的容忍度远低于他的想象，询问多所学校以后发现，学校都希望言言入学能够隐瞒病史。
不仅如此，王侃回家搜索资料看到，自己当下已经无法忍受的义务教育阶段可能对言言而言是最公平的阶段了——
这是因为，在高考录取工作中，2003年以前，患有严重内分泌系统疾病的同学，教育部规定，学校可以不予录取。2003年以后，权力才被下放到各高校自行决定是否录取。
（网址：https://gaokao.chsi.com.cn/gkxx/zcdh/200702/20070228/754576.html）
此外， 另一条信息更让他信心受挫——糖尿病患者无法进入公务员系统。
（网址:
http://www.nhc.gov.cn/wjw/gfxwj/201304/2769174ccd494561b1ca4386fea5e2f3.shtml）
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英国前首相梅姨自己就是1型糖尿病糖友。
在一次政府晚宴上，她公开说，“你们开始享用晚餐吧，我必须先去注射我的胰岛素了”。
和特朗普会面时，梅姨穿着小红裙，
手臂上佩戴着传感器
这在国内很难想象。在英国，梅姨这样的1型糖尿病患者竟然能成为首相，并且敢于公开自己的病情？！在中国，糖尿病患者还无法成为一名公务员。
王侃想要的其实就只是一份可以平等对待孩子这个病的态度啊，难道奋斗那么多年，却还是无法做一个有尊严的人吗？
所以即使在疫情期间，王侃还是动了移民的想法。
为生活撕开一个口子
之所以想移民，是因为早年王侃曾在澳洲留学过，加上在院里同事的帮助下，了解了一些澳洲在糖尿病方面的成果，这一次王侃通过视频会议的方式，在当地朋友的帮助下见了专科医生、参观了当地的小学和医院。
通过医生，他了解到什么是澳大利亚糖尿病协会（NDSS），澳洲政府为糖尿病患者提供自我管理产品和相关支持的费用补贴详情，以及那些专门为糖友们而设立的NGO组织。
结束的时候，朋友知道言言喜欢树懒，还和王侃约定疫情稳定以后，带言言到澳洲看树懒，言言是因为看《疯狂动物城》才认识这种动物的。
最近，王侃和我见了一面，他提出想要移民澳洲。
我问他，现在国内对1型糖尿病的容忍度正在慢慢放宽，比如去年广州的商业补充健康险“穗岁康”开始把糖尿病纳入可报销范畴了，说明政府已经开始重视。还有前几天，我还看到知名媒体南风窗也写了一篇关于1型糖尿病的文章，希望让社会各界重视起来，现在为了一口气移民，放弃国内事业，会不会不大理智？
王侃回答，自己正是看到了文章才下定决心离开的——
从言言确诊到现在，已经过了三年。对我来说，等了三年，才看到言论的种子准备破芽。可言言的人生等不起，她现在7岁，我以前常想，等到大家接受就好了，可是三年过去，发现效果不大。
言言确诊时，我太太哭了，我没哭。我当时就是觉着，1型糖尿病不是病，只要控制得好，言言和正常人无异，她的生活不会有任何区别，也不会遗传。但半年前言言红着眼眶回家，被同学发现自己打针，却责怪是自己没做好保密工作的时候，我就知道我错了。
我希望她快乐长大，首先在社会大环境下，她得是一个人，有尊严，能得到尊重，而不是小心翼翼地因为不是自己的错误苛责自己，她开始会因为自己的病感到自卑，未来学习、找工作、谈恋爱、成家、生子……每迈出人生一步，都要考虑这个病，这种情绪会萦绕一生。
我偷懒了3年，企图在这一千多天里让大环境来适应我们，现在发现，我只是一天天地任凭无厘头的眼光夺去言言这个年纪本该有的童真和撒欢。
同样作为母亲，我无法反驳王侃说的话，但出于多年办理移民的经验，医生在海外有资质认证的门槛，中国医生移民到海外不能直接行医，我小心地问他：“那你想过到澳洲以后怎么生活吗？”
王侃回答：“我知道国外的生活不容易适应，何况我又是学医的，到了澳洲以后能不能快速为家庭提供稳定的物质保障、保持国内的生活质量，我其实不是100%确信。但比别人幸运的是，我有留澳的经历，我的太太符合办理条件，和院里其他同事相比，我们属于比较有选择和竞争力的那一类。”
我告诉王侃，办理是可以，但要做好适应国外新生活的心理准备，出去以后有问题，可以随时联系我，我也可以介绍当地的移民家庭给他认识。
王侃紧接着回答我的一段话让我仿佛看到一个正在打破藩篱的父亲，在长久的阶层失语状态中，他独自迈出第一步，边跑边擦眼泪边带着勇气去反抗那些压抑在我们身上多年乃至积了灰的社会关系，即便他在出发前已经知道那些哭喊可能湮灭在风中：
“我从不指望多一张绿卡就能获得很好的生活。移民在我的想法中，它和北京户口是一样的，这一张卡、一个户口只是让我和千万当地人一样站在同一个起跑点，生活还是要靠自己，而我想要的是为女儿换一个环境。国内还做不到，那就先暂时到国外生活吧。毕竟生活在哪都不可能非常容易。”
（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移民从来不是改变社会阶层的方法，但它可以成为解决人生困难的钥匙，让自己的生活、财富拥有看得见的自主权，而拥有自主权对于蛰伏在大城市的中产们来说，才是获得自由的第一步。
如果你对移民感兴趣却不知道从哪里寻找信息，欢迎添加我的微信咨询。初次见面，为了感谢你的信任，我准备了一份总结，囊括了全球现在比较适合中国人情况的移民项目，关于门槛、资金、具体申请要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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