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先生称傅斯年为“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最坚定的爱国者”，二人亦师亦友达20多年。

傅斯年作为知识分子始终保持和国府的距离。蒋介石多次劝他和胡适参加国民政府，都被傅斯年拒绝了，他一生秉持知识分子参政但绝不从政理念，目的是要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不做政府的尾巴”，因为“知识分子一旦从政，连说话的权利都没有了”。

傅斯年先生一生誉满天下，又谤满天下。在性格上是一个十分霸气的人。他也与许多知识分子关系紧张，1949年的“抢救平津学人计划”的失败，也有傅斯年性格的因素。但他依然不失为民国时期最有学问、最有志气、最有血性和最有修养的知识分子，并且一生极其看重知识分子的气节操守。这也是中国传统士人的一个通性。

比如在罢免伪北大时期的教职人员。傅斯年浓重的民族主义，使蒋介石支持傅斯年，并在文天祥祠和傅斯年合影，已表明自己的态度。

还有作为政府诤臣的傅斯年还猛烈抨击孔祥熙贪污。他从1938年就开始向孔氏发难。孔祥熙是民国政坛的不倒翁，一生官运亨通，极受蒋介石重用和信任，孔氏在国府内部盘根错节。傅斯年发给蒋介石将函件密封后，送国民参政会秘书处转呈蒋介石，但几天后就被退回。

傅斯年致函胡适，在信中他表明了给孔氏发难的理由，主要是损害蒋介石声誉，孔氏贪赃枉法，以私损公，破坏抗张力量等等。

面对傅斯年的对孔氏的提案，王世杰先生则以''恐被人借为口实，攻击政府，影响抗战前途''为理由，要求傅斯年等人自动撤消此案，另行设法处理。

陈布雷也出面表示：''一经大会讨论，公诸社会，恐使友邦更认为我们真是一个贪污舞弊的国家，对抗战不继续予以支持，那末，影响之大，将不堪设想。''

而胡适也竭力劝说傅斯年这时不要向孔祥熙发难，理由是没有比孔氏更合适的人选，除了孔氏，其他人接手，国势会更加糟糕，在信中，胡适反问傅斯年，如以精卫为院长，结果如何？以宋子文为院长，结果如何？以孙哲生为院长，其结果又如何？这是胡适实用和理性的一面。

1967年8月，孔祥熙病逝纽约,蒋介石亲撰悼文，赞其历史功勋有四:“其一、为统一全国币制。其二、为统一各省财政。其三、为维护教育经费。其四、为充实军队饷粮。”蒋氏一生极其爱护羽毛，能获蒋介石亲撰悼文者，仅孔祥熙和戴笠。

有时，实用和知识分子的风骨或气节对比，两者在国难中确实是难以适从，让人无所适应。但是在梁启超、蔡元培、胡适、傅斯年、陈寅恪、蒋廷黻、叶公超、翁文灏等民国大师过后，中国知识分子从社会中心的地位已经边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