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围绕张燮《东西洋考》所记南海地名、针路及其史料来源发现，地名方面，基本理清未注明的地方志版本问题，还原张燮的资料取舍的过程以及增删、改动的内容；针路方面，虽然部分内容与《顺风相送》相同，却来自不同母本，并非只是参考《顺风相送》编写而成。张燮是藏书家，又获得亲友提供的地方志资料，并提出针路的参考意见。张燮所记针路或有错误，但不能仅归咎于张燮文人出身未航行海外，而是针路簿流传过程中颇为常见的现象。
关键词：张燮；《东西洋考》；南海地名；针路；史料来源；历史情境
《东西洋考》是明代福建漳州府龙溪县人张燮（1573—1640），万历四十五年丁巳（1617）应漳州府海澄县知县陶镕邀请，历时四月编撰而成，万历四十六年戊午（1618）经漳州府通判、负责督饷月港的王起宗刊行。此版本简称万历刻本，是《东西洋考》的最早版本，散见于北京图书馆、天津图书馆、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等地。本文选用的版本是2015年中华书局根据1979年谢方以北京图书馆所藏万历刻本为底本的点校本。《东西洋考》主要记载16世纪东南亚各国的历史文化、漳州月港海外贸易情况、航海技术与地理知识。《东西洋考》考察的南海地名与针路史料，以今属海南境内为例，在该书卷九《舟师考》所记西洋针路一节当中。
基于《东西洋考》南海地名所引地方志未标明具体的版本，目前学术界尚未对相关地方志版本来源及其异同问题进行研究，所记南海针路虽有李金明《〈更路簿〉与〈东西洋考〉针路之研究》一文进行比较研究，却未分析产生二者异同的原因。张荣、刘义杰《〈顺风相送〉校勘及编成年代小考》一文虽然述及《东西洋考》针路的史料来源，却无具体考证，仅从《顺风相送》与《东西洋考》成书时间提及针路内容部分相似问题，认为张燮曾参考《顺风相送》，由于其出身文人，对航海不了解，导致误改文献，然而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文献分析不足，未能深入考察张燮与海洋历史文化渊源关系。
对此，本文将广泛搜集文集、地方志、《明实录》、《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更路簿等史料，结合田野考察所得，通过考证南海地名与针路的史料来源，还原张燮撰写《东西洋考》的历史情境，揭示《东西洋考》存在的问题，并分析其原因。
一、
《东西洋考》所记南海地名及其史料来源
《东西洋考》所记南海地名有如下几个：
（一）七州山、七洲洋
七州山 七州洋《琼州志》曰：在文昌东一百里，海中有山，连起七峰，内有泉，甘洌可食。元兵刘深追宋端宗，执其亲属俞如珪之地也。俗传古是七州，沉而成海，舶过，用牲粥祭海厉，不则为祟。舟过此极险，稍贪东便是万里石塘，即《琼志》所谓万州东之石塘海也。舟犯石塘，希脱者。
“《琼州志》”“《琼志》”，均指《琼州府志》，未载版本。《东西洋考》刊行之际，琼州府已有《正德琼台志》、万历四十五年（1617）《琼州府志》，《东西洋考》参考哪部方志?
查《正德琼台志》“文昌县”条记载：
七洲洋山，在县东一百里，大海中，峰连有七，一名七星山，茂林巢诸鸟，下出淡泉，航海者于此取水、采薪。即元刘深追及宋端宗，执戚属俞如珪之处。
另据万历《琼州府志》“文昌县”条记载：
七州洋山，县东一百里大海中，峰连有七，一名七星山，树林森茂，巢诸鸟雀，下出淡泉，航海者多于此取水、采薪。即元刘深追宋端宗，执戚属俞如圭之处。赵志科诗：“错落东溟三四峰，上参星斗紫烟笼。潮来任起千层浪，飓出无惊八月风。地静不妨多鸟迹，人稀端的有仙踪。更从何处寻蓬岛，宛在中流恨未通。”
《东西洋考》与《正德琼台志》、万历《琼州府志》相比，在山川距离、方位、得名、史事方面记载相同，但是存在三处不同。其一，山名方面，《正德琼台志》作“七洲洋山”，万历《琼州府志》作“七州山”，《东西洋考》作“七州山七州洋”，万历《琼州府志》记载与《东西洋考》相同；别名方面，《正德琼台志》、万历《琼州府志》均载山之别名“七星山”，《东西洋考》则未载此名。其二，《正德琼台志》、万历《琼州府志》详细记载山川森林茂密、淡水泉特征，但也有不同，如《正德琼台志》认为兹山是航海者的取水采薪之处，万历《琼州府志》则认为是大多数航海者取水、采薪之处。《东西洋考》却仅载取淡水泉，未载森林茂密以及采薪活动；万历《琼州府志》记载兹山诗文，是《正德琼台志》《东西洋考》所未有。其三，《东西洋考》援引“《琼志》所谓‘万州东之石塘海也’”。《正德琼台志》未有此记载，万历《琼州府志》却载：万州“石塘海，州东。《琼莞志》云：万里石塘二条见今府通志”。“琼莞”应作“琼管”，即南宋义太初作序《琼管志》，此“《琼志》”指万历《琼州府志》。
《东西洋考》所载七州山、七洲洋内容应根据《正德琼台志》记载删节处理，但在山名上取自万历《琼州府志》。
（二）黎母山
黎母山在琼州定安县南四百里。《广东通志》曰：五指山一名黎母，生黎峒中，五峰如人指屹立。《图经》云：岛上四洲，黎母为主。每辰巳后，云雾收敛，则一峰耸翠插天。申酉间复蔽不见。此南极星芒所降之地。又云：婺女星见此山，因名黎婺，后讹呼黎母。《虞衡志》曰：山极高，常在云雾中，黎人自鲜识之。久晴，海气清明，见翠尖浮半空。明丘濬诗：五峰如指翠相连，撑起炎荒半壁天。夜盥银河摘星斗，朝探碧落弄云烟。雨余玉笋空中见，月出明珠掌上悬。岂是巨灵伸一掌，遥从海外数中原。
此“《广东通志》”未载版本。《东西洋考》刊行之际，《广东通志》有嘉靖《广东通志》、万历三十年（1602）《广东通志》两个版本，与《东西洋考》写作时间最近的万历《广东通志》“定安县”条未载黎母山，却在“琼州府”条有如下记载：
琼州府南五百余里曰五指山。一名黎婺，在思河生黎峒中，五峰如指，其高际天。郡之诸山皆其发源也。春夏之间，云雾凝蔽。秋高气清，时见极顶。翠峰隐隐，亭毒之表。
万历《广东通志》记载五指山“一名黎婺”，《东西洋考》则作“一名黎母”，查《新编方舆胜览》记载黎母山：“又云：婺女星见此山，因名黎婺，后讹呼为黎母。”可知黎母山原名“黎婺”，《东西洋考》援引万历《广东通志》时误作“黎母”。《东西洋考》与万历《广东通志》所载黎母山的地理坐标却有不同见解，《东西洋考》以定安县为准，万历《广东通志》则以琼州府为是，《东西洋考》为何不直接参考琼州地方志?
《正德琼台志》“定安县”条记载：
黎母山，一名五指，在县南四百里思河生黎峒中。五峰如人指屹立，四州之山脉、水源皆出自此。《图经》云，岛上四州，以黎母为主山，特高，每日辰巳后云雾收敛，则一峰耸翠插天，申酉间复蔽不见。此必所谓南极星芒所降之地也。又云婺女星见此山，因名黎婺，后讹呼黎母。《旧志》又以雷摄蛇卵，生一女，号为黎母。《虞衡志》云，山极高，常在云雾中，黎人自鲜识之。久晴，海气清明，见翠尖浮半空。
《正德琼台志》认为黎母山一名“五指”，即五指山，位于定安县南四百里。所谓“旧志”，《新编方舆胜览》援引：“刘谊《平黎记》：‘故老相传，雷摄一蛇卵在此山中，生一女号为黎母。’”
另据万历《琼州府志》“定安县”条记载：
黎母山，县西南三十里光螺都。《虞衡志》云：山极高，常在云雾中。《图经》云：婺女星现此山，因名。《旧志》又以雷摄蛇卵，生一女，号为黎母。琼岛四州此为主山，水源皆从此出。《旧志》以为即五指山，非也。
万历《琼州府志》认为黎母山位于定安县西南三十里。“见”通“现”，该志第一次提及“旧志”源自刘谊《平黎记》，第二次提及“旧志”指《正德琼台志》。万历《琼州府志》根据《正德琼台志》删节处理，但也有不同，如认为《正德琼台志》将黎母山与五指山混淆。
《东西洋考》与《正德琼台志》认为黎母山即五指山，《东西洋考》应参考《正德琼台志》。张燮发现《正德琼台志》与万历《琼州府志》关于黎母山是否是五指山的争议，改从海南时属广东出发，援引《广东通志》，以突出记载的权威性。
《图经》，查《新编方舆胜览》记载：
黎母山，《图经》：岛上四州，以黎母山为主山，特高，每日辰巳后云雾收敛，则一峰耸翠插天，申酉间复蔽不见。此必所谓南极星芒所降之地也。……又云：婺女星见此山，因名黎婺，后讹呼为黎母。
此《图经》应指今天已佚的宋代《琼州图经》，早于《虞衡志》问世。《新编方舆胜览》在“《图经》”到“又云”之前，先后援引“《虞衡志》”“刘谊《平黎记》”，显然“又云”并非出自《图经》。《正德琼台志》误以为是《图经》所云，《东西洋考》沿此说。《正德琼台志》援引《琼州图经》，漏载“山”字，作“以黎母为主山”；《东西洋考》摘抄《正德琼台志》时又漏载“以”“山”二字，作“黎母为主”。
《新编方舆胜览》援引《琼州图经》作“每日辰巳后”，应是原文，张燮虽是藏书家，却未查阅原文，在摘抄《正德琼台志》时漏载“日”字，作“每辰巳后”。又如正德《正德琼台志》援引《琼州图经》“此必所谓南极星芒所降之地也”，《东西洋考》则漏载“必所谓”，作“此南极星芒所降之地”。《东西洋考》增载“明丘濬诗”，按周起元为《东西洋考》作序写道，“更汇艺文，以明雕题凿齿之区”，张燮发挥文学才华，援引时人对黎母山的看法。
《虞衡志》指范成大在南宋淳熙二年（1175）所撰《桂海虞衡志》：
黎，海南四郡坞上蛮也。坞直雷州，由徐闻渡，半日至。坞之中有黎母山，诸蛮环居四旁，号黎人山。极高，常在雾霭中，黎人自鲜识之。久晴，海氛清廓，时或见翠尖浮半空云。蛮皆椎髻跣足，插银铜锡钗。妇人加铜环耳坠垂肩，女及笄，即黥颊，为细花纹，谓之绣面。女既黥，集亲客相庆贺。惟婢获则不绣面。四郡之人多黎姓，盖其裔族，而今黎人乃多姓王。
《新编方舆胜览》引“《虞衡志》云：山极高，常在云雾中，黎人自鲜识之。久晴，海气清明，见翠尖浮半空”。《新编方舆胜览》已易“雾霭”为“云雾”，“海氛清廓”为“海气清明”，《正德琼台志》沿此说，《东西洋考》未查《桂海虞衡志》原文，亦沿此说。
（三）铜鼓山
铜鼓山《广东通志》曰：在文昌东北，诸獠铸铜为大鼓，悬庭中，仇杀相攻，则击此鼓，到者云集。后瘗此山，乡人掘得之，故名。《琼州志》曰：铜鼓海极深险。
此“《广东通志》”“《琼州志》”均未载版本。查万历《广东通志》“文昌县”条记载：
东北一百里曰铜鼓山，古传诸獠铸铜为大鼓，悬于庭中，设酒以招同类，富家女子以金银钗扣鼓，竟留以答主人。若仇杀相攻，击此鼓，则乡人云集，后瘗此山，土人掘得之。
铜鼓山方位，万历《广东通志》认为位于文昌县东北，《正德琼台志》认为位于文昌县东，《东西洋考》与万历《广东通志》认识相同，《东西洋考》应采自万历《广东通志》，但有删节，如删除“古传”二字，“悬于庭中”改作“悬庭中”，未采“设酒以招同类，富家女子以金银钗扣鼓，竟留以答主人”，删除“仇杀相攻”所冠“若”字，将“乡人”改作“到者”、“土人”改作“乡人”。
《东西洋考》为何不直接援引《琼州府志》?《正德琼台志》“文昌县”条记载：
铜鼓山，在县东一百里青蓝都。古传诸獠铸铜为大鼓，悬于庭中，置酒以招同类。来者若富家女子则以金银钗扣鼓，竟留以答主人。若仇杀相攻，则击此鼓，到者云集。后遗瘗此山，乡人掘得之。
万历《琼州府志》则作文昌县“铜鼓岭，县东六十里青蓝都”，虽比《正德琼台志》少算四十里，却位于青蓝都，即铜鼓山。
张燮发现《正德琼台志》与万历《琼州府志》记载山名不一、与县城距离相差悬殊，《正德琼台志》“万州”条又云：“铜鼓山，在州西十里。昔人曾于此掘得铜鼓。”琼州府万州另有铜鼓山。张燮为此从琼州府时属广东出发，改用万历《广东通志》。
《东西洋考》援引《琼州志》所载“铜鼓海”，查《正德琼台志》、万历《琼州府志》未载此名，但《正德琼台志》云：“大贼澳，在县东一百里青蓝都铜鼓岭之东，海贼船湾泊处”，万历《琼州府志》则云：“大贼澳，在县东一百里青蓝都铜鼓之东，海贼、倭番常泊舟于湾处。”所谓“铜鼓海”应指铜鼓山一带海域，其“极深险”更多与安全有关，并非仅是自然环境问题。
（四）独珠山、独珠洋
独珠山，俗名独猪山。《琼州志》曰：独州山一名独珠山，在万州东南海中，峰势高峻，周围五六十里。南国诸番修贡，水道视此为准，其洋为独珠洋。舶人云：有灵伯庙，往来祭献。
此“《琼州志》”未载版本。查《正德琼台志》记载：
独洲山，一名独珠，在州东南海洋中，风帆半日可到。峰势插天，周围五十里。有田数亩，鸟兽蕃息，舟多湾泊。
另据万历《琼州府志》记载：
独洲岭，一名独珠，州南海中，风帆半日可到，峰势插天，周围六十里，有田数亩，鸟兽蕃息，近产燕窝，海舟多泊。南国诸番修贡道，视此为准。州治向之，亦名榜山。
独珠山山名，张燮未取《正德琼台志》、万历《琼州府志》均作“洲”字，而作“州”字，选用《正德琼台志》所载“山”名，成“独州山”，未用万历《琼州府志》所载别名榜山。独珠山俗名，仅见《顺风相送》记载：“福建往交趾针路”“回针”有“独猪山”，“福建往暹罗针路”及其“回针”有“独猪山”，“浯屿往大泥吉兰丹”及其“大泥回针”有“独猪山”，“太武往彭坊针路”及其“回针”有“独猪山”，按“各处州府山形水势深浅泥沙地礁石之图”：“太武山内浯屿，系漳州港外”，此“漳州港”指漳州月港，“独猪山”是漳州海域船民流传的地名。
张燮在独珠山方位上，省略《正德琼台志》所载“洋”字，改为“东南海中”；交通、自然环境上，未采《正德琼台志》、万历《琼州府志》所载；山势上，改《正德琼台志》、万历《琼州府志》所载“插天”为“高峻”；地理范围上，参考《正德琼台志》、万历《琼州府志》记载，折中改作“五六十里”；发挥的作用上，在万历《琼州府志》所载“南国诸番修贡道”增加“水”字。
《东西洋考》记载的“舶人”所云，未见《正德琼台志》、万历《琼州府志》记载，此“舶人”应指漳州船民，是张燮搜集所得口述资料。《顺风相送》记载：“独猪山”“往来祭海宁伯庙”，按闽南方言“l”“n”不分，“宁”“灵”二字谐音，“海宁伯”即“灵伯”，“灵伯”是“海宁伯”的简称。“海宁”二字取祈求神明显灵，保佑大海安宁，航海平安。由于灵验，又可写作“灵伯”。该庙虽位于南海，其信众却包括漳州船民，经此准备供品祭祀。“宁”“灵”繁体字相差较大，张燮并非抄录《顺风相送》，而是搜集漳州船民口述资料所得。
《东西洋考》所记海南地方志应由张燮的亲友提供。万历《广东通志》由戴燿提供。戴燿与张燮是世交，又是儿女亲家。张燮《答周仲先》记载：“《粤通志》，弟原有之，然半属蠹余，今得善本，大足生色。”周起元，字仲先。此“《粤通志》”指《广东通志》，未说明版本。张燮《答周仲先》出自张燮《群玉楼集》，张燮此文集收录万历四十七年（1619）到崇祯元年（1628）诗文，其时《东西洋考》已刊行，张燮与挚友周起元所述《广东通志》即《东西洋考》参考引用的万历《广东通志》。万历 《广东通志》首篇序是两广总督戴燿《广东通志序》，戴燿实则主修万历《广东通志》，张燮据此获得万历《广东通志》。
万历《琼州府志》《正德琼台志》来自戴熺提供。戴熺是戴燿的从弟，《明神宗实录》记载：“（万历四十三年九月癸卯）升广东肇庆知府戴熺为琼州兵备副使兼摄学政。”又载：（万历四十七年二月甲戌）升“广东副使戴熺为岭西参政”。琼州时属广东，戴熺以广东副使在琼州办公，自万历四十三年（1615）到万历四十七年（1619）担任此职。万历《琼州府志》首篇序是“分巡海南道奉敕整饬兵备兼提督学校副使戴熺谨书”，该志《修志姓氏》为首即“总裁：钦差海南道兵巡兼提学副使戴熺”，“副总裁”则有四人：“琼州府知府欧阳璨、同知李鸣阳、通判佴梦骝、推官傅作霖”，戴熺实则万历《琼州府志》主修，可将所修万历《琼州府志》《正德琼台志》提供给张燮参考引用。
二、
《东西洋考》所记南海针路与水程
（一）《东西洋考》与《顺风相送》所记南海针路与水程的异同
1.七洲洋—黎母山
七州洋打水一百三十托。若往交阯东京，用单申针，五更，取黎母山。
《顺风相送》“福建往交趾针路”：“（七州山）单申针七更平海南黎母山，即是青南头。”
《东西洋考》比《顺风相送》所记少两个更数。查《东西洋考》王起宗刊本原文，确作“五更”，并非刊刻之误。《东西洋考》未载“即是青南头”。
《顺风相送》作：“七州洋”“一百二十托”。查《东西洋考》王起宗刊本原文，确作“一百三十托”，非刊刻之误，《东西洋考》比《顺风相送》多记“十托”。
2.七洲洋—铜鼓山
又从七洲洋（用坤未针，三更，取铜鼓山）。
《顺风相送》未载七洲洋往铜鼓山针位与更数。
3.黎母山—海宝山
（黎母山）用庚酉针，十五更，取海宝山。
《顺风相送》“福建往交趾针路”：“（海南黎母山，即是青南头）用庚申针十五更取海宝山。”
《东西洋考》与《顺风相送》所记针位不同，更数则相同。查《东西洋考》王起宗刊本原文，确作“庚酉针”，并非刊刻之误。
4.铜鼓山—独珠山
（铜鼓山）坤未针，四更，取独珠山。
《顺风相送》“福建往交趾针路”未载铜鼓山往独珠山针路与水程。然而在“福建往暹罗针路”的回针却载：“（独猪山）用单丑癸丑针，五更船取铜鼓山。”《顺风相送》“大泥回针”则作：“（独猪山）用单艮针五更船取铜鼓山。”
《东西洋考》比《顺风相送》所记的两个回针少一个更数。查《东西洋考》王起宗刊本原文，确作“四更”，非刊刻之误。《顺风相送》所记独猪山往铜鼓山的针路方面一作“单丑癸丑针”，一作“单艮针”，存在不同。
5.独珠山、独珠洋—交阯洋
（独珠洋）打水六十五托，用坤未针，十更，取交阯洋。
《顺风相送》“各处州府山形水势深浅泥沙地礁石之图”：“独猪山”“打水六十托”，“独猪山”即“独珠山”。查《东西洋考》王起宗刊本原文，确作“打水六十五托”，非刊刻之误，《东西洋考》比《顺风相送》多记“五托”。
交阯洋即今北部湾海域，但从独猪山用坤未针无法到达交阯洋。此“交阯洋”应指越南中南部海域。《顺风相送》“福建往暹罗针路”：“（独猪山）单坤及坤未二十更，船取外罗山外过。”《顺风相送》“浯屿往大泥、吉兰丹”针路却作：“（独猪山）用坤未针二十更，船取外罗山外过。”但与《东西洋考》所记更数相差很大。《顺风相送》所载独猪山往外罗山外过的针路一作“单坤及坤未”针，一作“坤未针”，存在不同。
（二）《东西洋考》所记南海针路与水程来源争议
目前，学术界关于《东西洋考》所记针路来源存在三种不同说法。
其一，很可能来自《海道经》。刘铭恕在“民国”三十二年（1943）《郑和航海事迹之再探》一文认为张燮《东西洋考》所记针路并非取自《西洋朝贡典录》《渡海方程》，张燮所谓舶人旧有针经实则海上水手的实用针经，张燮据此修饰、篡改。张燮《舟师考》为“庶几尺幅具有全海”之计，乃漫加增损并合。针对吕调阳《东西洋针路》序提及详加编校《东西洋考》所记针路，但不知吕调阳采用何种针位进行编校，猜测《东西洋考》针路或是见载浙江汪启淑家进本书目的《海道经》。
其二，采编自漳州沿海诸舟师。谢方在点校《东西洋考》认为《东西洋考》所记航程、航路、针路、水深水浅、气象、潮汐是张燮根据诸沿海舟师多年航海的实践经验写成，个别地方虽然有误，但绝大部分记载正确无误。从张燮应海澄县、漳州府邀请撰写《东西洋考》来看，应指漳州沿海舟师。
其三，参考《顺风相送》。张荣、刘义杰《〈顺风相送〉校勘及编成年代小考》一文认为从张燮《东西洋考》所记针路可以判断张燮见识过《顺风相送》，引用的针路均可从《顺风相送》所载针路找到， 《东西洋考》所记针路错乱的不解之处可用《顺风相送》校正，张燮在《舟师考》所记针路有随意更改的嫌疑，而将张燮归类到无航海经历的文人雅士，其修饰、整理的所谓海道针经是纸上谈兵，张燮假手出自火长之手的《顺风相送》最终难究其事。
到底孰是孰非？据《东西洋考·凡例》第八条记载：
舶人旧有航海《针经》，皆俚俗未易辨说，余为稍译而文之。其有故实可书者，为铺饰之。渠原载针路，每国各自为障子，不胜破碎，且参错不相联，余为镕成一片。沿途直叙，中有迂路入某港者，则书从此分途辄入某国，其后又从正路提头直叙向前，其再值迂路亦如之。庶几尺幅具有全海，稍便披阅。若谓新丰之鸡犬识路，穆满之台榭积苏，则吾岂敢。
张燮于此用一“皆”字，可见采编自多本流传已久的“舶人”针经。刘铭恕推测的《东西洋考》针路可能源自《海道经》是囿于《东西洋考》凡例所云“航海针经”，实则“航海针经”可作航海所用针经，刘铭恕未注意到“皆”字，张燮并非采编自一本针经。谢方未指出张燮参考的具体针经，认为张燮采编自多位舟师，应注意到“皆”字，是可信的，但过于宽泛。张荣、刘义杰认为张燮参考过《顺风相送》、可用《顺风相送》校正《东西洋考》存在的不解之处，是出于其认为《顺风相送》应编成于隆庆初到万历年间的十六世纪中叶，早于《东西洋考》问世，而张燮是无航海经验的文人，由此出现擅自更改、产生错误。
《渡海方程辑注》认为《顺风相送》大约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之前成书，似乎张燮确实参考过《顺风相送》。就《东西洋考》与《顺风相送》比较来说，《东西洋考》分别取自《顺风相送》不同针路，《东西洋考》似乎存在擅自更改、杂乱无章的问题。
然而，以往论者停留在对张燮的认识只是举人出身的传统文人、出生在官宦世家、毫无海外航海经验的层面，未从张燮家世与交游出发深入研究张燮与南海之间的关系。
（三）《东西洋考》所记南海针路与水程来源
张燮出生在海洋社会，与海洋历史文化密切相关，其族人曾计划参与海外走私贸易。张燮为其父张廷榜所撰《先大夫府君行状》记载：“宋时，由潮入漳，遂为龙之锦江人。”张燮的祖先从广东潮州迁居漳州府龙溪县十一都锦江社（今福建省龙海市石码镇），地处九龙江入海口。张燮宗族曾遭“海贼”灭族，其八世祖藏于水中幸免于难。“贼以岁除屠海上，吾宗头脑被地几遍。八世祖遁叟公，年少称善人，贼向导偶有藉公全活者，仓卒曳公埋水中，以草覆之，仅乃得免，茕茕然孤也”。张燮宗族的这一祖先叙事文本反映了张燮的先祖来自海洋社会，习于水性，与“海贼”相通。张燮的祖先很可能从广东潮州漂洋过海而来，张燮对南海以及海南有一定认识。
嘉靖《龙溪县志》记载：“海乡之民多业渔，往往浮家泛宅”，按《太平寰宇记》记载：漳州“风俗（同泉州）”，查泉州风俗：“泉郎，即此州之夷户，亦曰游艇子，即卢循之余。晋末，卢循寇暴，为刘裕所灭。遗种逃叛，散居山海，至今种类尚繁。唐武德八年，都督王义童遣使招抚，得其首领周造、夌细陵等并受骑都尉，令相统摄，不为寇盗。贞观十年，始输半课。其居止常在船上，兼结庐海畔，随时迁徙，不常厥所。船头尾尖高，当中平阔，冲波逆浪都无畏惧，名曰了乌船。”至今龙海石码连家船有张姓，张燮很可能是上岸的水上人后裔。漳州土产有“海舶”，漳州早在北宋初年就以制造海船著称。
张燮族人早在正德元年（1506）就计划参与海外贸易。嘉靖《龙溪县志》记载：张燮的高祖父张绰在“正德元年，奉敕两广审录，顺道过家。宗党有造大舟欲货番者，公大骂曰：‘吾当白诸官，事乃寝。’”张绰其时奉命前往两广审录，路过家中，发现族人有人制造大船，计划参与“货番”，其时属明朝“海禁”时期，即参与海外走私贸易，下令焚毁。
万历元年《漳州府志》作：“宗党有造巨舶欲货番者，公大骂欲白之官，事遂寝。”万历癸丑《漳州府志》作：“时海禁严，漳人有私治船越贩外国者，绰闻宗人造巨舶，亟命焚之”，直书“海禁”历史背景，末载：“玄孙燮，万历甲午乡荐。”张燮曾参与修纂万历癸丑（1613）《漳州府志》，对此是知情的。张燮《答施正之》记载：“漳乘成自多门，杂锦与布，承命急觅一部，以博笑资，《物产注》《风俗考》《兵防考》是绍和拈笔，节下试取阅之，亦了不异人否。”此“漳乘”指万历癸丑《漳州府志》，张燮字绍和，该志《物产注》《风俗考》《兵防考》出自张燮之手。“施正之”指施德政，字正之，曾任福建南路参将，是张燮多年挚友，张燮与其继任宗孟等人交往密切。“中左所，一名厦门，南路参戎防汛处，从前贾舶盘验于此，验毕移驻曾家澳”，福建南路参将分管漳州卫所水军，漳州月港海外贸易繁荣，文化交流频繁，张燮对漳州物产、兵防、风俗以及相关的海道有深入了解。
张燮为其父张廷榜所撰《先大夫府君行状》也述及此事：“奉敕恤两粤刑，过家见族人饬艅艎作贾客，亟命焚之，人以方孔思远。”“艅艎”指大船，张燮熟知家族往事，于此未提“货番”之事，应与文本属性行状有关，张燮深知其时是“海禁”，出于为亲者讳，有意避谈族人参与海外走私贸易的历史背景。张廷榜行状的写作时间，该行状之后有两篇行状，其中第二篇《翰林院检讨征仕郎朝宪高先生行状》透露写作时间：“余友高朝宪没三年矣”，张燮挚友高克正，字朝宪，是“福建漳州府海澄县军籍”进士，“去没己酉”，卒于万历三十七年己酉（1609），此后三年，即万历四十年（1612），张廷榜行状最迟应撰于此时，在《东西洋考》编撰之前。
张燮族人参与海外贸易地点未有记载，但从其故里锦江社在弘治元年（1488）开埠，与月港比邻，正德《大明漳州府志》记载：早在漳州知府谢骞“景泰四年出知漳州府，如月港，如海沧居民多货番”，月港、海沧分别位于龙溪县八九都、三都，张燮族人就近在当地计划参与海外贸易。嘉靖《龙溪县志》指出“商人贸迁，多以巨舶行海道，所获之利颇厚，时有飓风之俭，亦冒为之”。参与海外走私贸易往往造大船航行海道，顶着飓风，自然熟悉针经、水道。虽然张绰力阻族人参与海外走私贸易，张燮仍与族人关系密切。张燮《族长老及诸从携樽驿亭饯余值余夜至中酒次早欢畅而别二首》，述及张燮返乡锦江，与其族中大小其乐融融，张燮编撰《东西洋考》可从族人手中搜集《针经》。
海洋社会具有耕海为田的传统，由于遭到明朝“海禁”政策冲击，作为士大夫的张绰耕读传家，导致家境日益贫困。张燮的曾祖父张主“恩补邑诸生，居恒拥书，不能治家人产，产窘益甚”，到了张燮祖父张师洛“为诸生，苦贫”，张燮之父张廷榜出生七日遭遇“倭奴”，张燮的祖母叶氏携子避难，此“倭奴”即“嘉靖大倭寇”。按《筹海图编》转引：“唐荆川云：‘倭患始于福建，福建者，乱之根也。’”万历元年《漳州府志》指出：“自国朝以来，闽中之乱未有如嘉靖末年之甚，而在漳尤甚，盖其倡乱者多而又最久。”福建是“嘉靖大倭寇”策源地，因“海禁”而起，漳州是福建“倭乱”影响最大的地方，张燮对海洋深有体悟。受张绰影响，张燮宗族传承的海洋历史文化出现断层，导致张燮对针路认识有限。万历二年（1574），张燮两岁时，其父考中进士，重新跻身士大夫阶层，虽已“隆庆开海”，张燮作为官宦子弟不便前往东西洋。张燮成年后，继续走其高祖张绰以降的“学而优则仕”道路，仍不便航行海外。张燮结交海内名士，游历大半个中国，与徐霞客推心置腹，其何曾不想航行海外?
从相关文献资料的成书时间来看，吴朴《渡海方程》刻于明嘉靖十六年（1537），《海道针经》始见嘉靖四十一年（1562）《筹海图编》引用，张荣、刘义杰认为《渡海方程》参考并抄自《顺风相送》的观点显然有误。但是张燮宗族早在正德元年（1506）就有族人计划参与海外走私贸易，虽未成行，却势必已钻研《针经》，早于《航海方程》《顺风相送》出现。张燮对针经有一定了解，方能将《针经》“俚俗”语言转化成文言文，对“不胜破碎，且参错不相联”之处“镕成一片”。张燮采编的“舶人旧传针经”包括其宗族所流传的针经、《顺风相送》在内的多部针经。
张燮宗族流传的针经是否如张荣、刘义杰认为《顺风相送》等明代更路簿其底本源自永乐元年（1403）尹绶《海道图经》，经过火长累次校正？从海洋社会耕海为田的传统来看，海洋社会本身就有自己的更路簿流传，早在永乐元年（1403）之前，就航行海外。明代实行“海禁”政策，海洋社会为体现航海的合法性，声称取自尹绶《海道图经》。隆庆“开海”后，海洋社会为体现更路簿记载的权威性，声称源自尹绶《海道图经》。尹绶《海道图经》确实存在，但并非所有明代更路簿参考的底本。
《东西洋考》所记针经获得张燮亲友的支持与认可。
其一，张燮的挚友周起元的支持。周起元为《东西洋考》所撰《序》述及：“考中形胜、风俗、物产、针经、水程，莫不稽之记乘，订以长年，事具辞核，庶几无一字虚设。”“针经、水程”出自“记乘”。此“记乘”指《针经》与方志。周起元自号“月溪主人”，正德《大明漳州府志》记载：“月溪”“俗呼月港”，周起元是“福建漳州府海澄县民籍”进士，以月港主人自居，积极维护月港贸易，与张燮早有诗文往来，张燮在针经、水程应参考周起元的建议与意见。
其二，张燮亲友戴燿、戴熺的支持。万历《广东通志》记载：“（万历）二十七年夏四月，琼山黎复叛。总督都御史戴燿遣参政林如楚、参将邓钟、庄渭扬、黎国耀等讨平之。”戴燿是“福建漳州府长泰县军籍”进士，故里长泰县彰信里侍郎坂社其时是岛屿，出身卫所水军，在万历二十七年（1599）指挥平定琼山黎民起事，对南海有深入的了解。戴燿《别驾吕公督饷惠政碑》收录在《东西洋考》，积极支持《东西洋考》编撰工作，张燮对海南针经、水路不解之处应向戴燿请益。其时宦游海南的戴熺是张燮的帮手，戴熺是“福建漳州府长泰县军籍”进士，出身卫所水军，往返于漳州、海南，对海南针路、水程、民俗多有了解，张燮应据此向其请教。
三、
余论
综上所述，可归纳为以下两点认识。
第一，《东西洋考》所记南海地名、针路有三个来源：一是地方志，二是针经，三是口述史料。张燮在参考引用文献过程中确实存在未核对原文，对引文增删、改动以及传抄等问题，是其硬伤，但也事出有因。张燮对针路部分的认识有限，除了张燮未到访海南外，还与支持他的亲友的“误导”有关。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张燮祖溯潮州，其高祖张绰又是潮州名宦，海南与潮州时属广东管辖，闽粤同是宗族社会，作为宗族成员的张燮对广东祖地以及南海并非一点不熟悉。再者，张燮身边有宦游广东（海南）的亲友圈，张燮出现问题很大程度上与明朝“海禁”政策有关，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文献分析是基础，文本分析是关键，但不能一味苛求古人，应回到历史现场，揭示文本的书写过程及其成因。
第二，不能被历史人物的表面身份所迷惑，不能先入为主地认为张燮是文人出身，对航海不了解，认为张燮一定参考过《顺风相送》。实则张燮不偏听偏信一家之言，而集百家之长，可能参考包括《顺风相送》在内的多部针经。但也要注意张燮于此虽可互校，却难免出现自相矛盾的问题。不能未考察张燮的家世以及交游圈，据此认为张燮对针路不了解。张燮身处宗族社会，作为宗族中的精英，与宗族关系密切。虽然其宗族出现海洋文化断层，但身处海洋社会是难以同海洋文化分割的，张燮仍深受海洋文化熏陶，可顺利搜集舶人针经及其口述资料。应充分认识到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存在的差异，来自东海海洋社会的张燮与南海海洋社会同处环中国海海洋社会，对海洋社会来说无明显的行政区划之分，犹如海南汉人为何祖溯福建莆田一样，不能以陆地的行政区划进行区分，而应从海洋文化圈去认识。张燮祖籍潮州，潮州汉人多溯源莆田，张燮曾多次到访莆田，结交莆田籍挚友，并非对海南文化一窍不通。因此，应在揭示区域社会历史文化变迁的基础上，深入考察海洋历史文献作者，对其抱之以理解。
来源：《南海学刊》2020年第6期
作者：刘涛
选稿：耿曈
编辑：袁云
校对：徐萍
责任编辑：吴泓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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