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红星新闻 编辑|龙山

电影《你好，李焕英！》讲述的是贾玲母亲的真实故事，贾玲是湖北人，故事的原型发生在湖北省襄阳市宜城县（现宜城市），可影片里的人物多是东北口音，引发了很多人的疑惑。其实，这背后反映的是一段曾经波澜壮阔的历史。

20世纪60年代，党中央做出了三线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这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一项战略举措。资料显示，三线建设历经三个五年计划，投入资金2052亿元，占同期全国基建总投资的39%。投入人力高峰时达400多万，安排了1100个建设项目，堪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战略部署，实现了生产力布局向西推进，对国民经济结构和布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西部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那些年，在广袤的黑土地上，一列列火车满载煤炭、钢铁、石油、装备、木材、粮食等紧缺物资开往全国各地，一批批东北精英义无反顾地离开家乡。他们千里迢迢，奔赴三线地区，背井离乡，在异地他乡落地生根，他们把异乡当故乡，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而今，散落在四面八方的东北三线建设者及其后代们，再也难以回到东北老家。”

作为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理事，湖北三线军工子弟邓龙向红星新闻追忆起当时的岁月满怀深情。1970年，邓龙出生在湖北西北部深山里的一所三线军工厂，父母都是厂里职工，是标准的三线子弟。在厂里生活、学习、工作了近40年，邓龙与父辈们经历过潮起潮落，眼看一代人长成，一代人老去。2016年冬，邓龙创建微信公众号“三线记忆”，组建“湖北军工家园”“三线军工家园”微信群；采访了几十位三线老人，整理、撰写了数百篇有关三线建设方面的回忆录、研究性文章。

他告诉红星新闻，由于历史原因，“三线建设”曾经是个神秘的字眼，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才见诸报端，如今也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知。三线工厂的职工表面上或许与本地居民没有太大区别，可唯有他们自己知道，在内心深处，藏着许许多多值得回味一生的珍贵记忆。作为一个三线子弟，始终有种三线情结，如果把经历的这些事情丢弃了，自己愧对父辈们付出的心血代价。

以下是邓龙关于三线记忆的自述。

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

我所在的三线厂位于鄂西北大山里，属于秦巴山系武当山余脉。进厂须穿过一条两三百米长的隧道，走出隧道感觉面前豁然开朗，周围山林环抱，一座现代化的工厂静静卧在大山沟里，车间建在几条山沟里，偶尔还能望见有村舍点缀在大山间。襄渝铁路打厂区外经过，工厂建有一条铁路专用线。

当时毛主席把全国国土面积分为一二三线，三线包括中西部13个省区，国家为了战略需要，将沿海、沿边的重要军工生产和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企业搬迁到三线地区，史称三线建设。三线建设包括大三线、小三线和军队三线，其中，西南的川、贵、云和西北的陕、甘、宁、青、豫西、鄂西、湘西及广西等13个省区称为“大三线”，一、二线地区的腹地俗称为“小三线”。我们厂属于“军队三线”，是由北京3603厂援建，“35”开头的代号厂为总后勤部的被服厂，“36”开头的代号厂为总后勤部的机械厂，主要担负生产军队后勤装备，印象中也生产过坦克轴承、军车加油设备等。

电影《你好，李焕英》上映后我也去电影院看了，影片中的胜利化工厂原型为东方化工厂（525厂），由辽宁庆阳化工厂（375厂）包建，805厂、845厂和255厂协助建设，里面不止是东北话，包括二人转的表演都有体现东北文化元素。

电影讲述的虽然只是贾玲母亲年轻时光的往事，但也反映出在那个时代，来自全国各地参加三线的建设者们的青春芳华。当年，一批批东北人义无反顾地离开家乡，千里迢迢，奔赴三线地区，他们背井离乡，在异地他乡落地生根，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再也难以回到东北老家。

据网上的资料显示，三线建设时期，黑龙江作为新中国兵工制造基地，援助了贵州、江西、湖北、四川、内蒙古、山西、陕西、河北、甘肃等省份的210多个单位，支援设备3389台，技术人员、管理干部和熟练技工16096人，还为包建的企业支援了大量工具、工装、成品零部件及大批图纸和技术资料。

在援建三线项目中，最著名的要数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援建湖北十堰第二汽车制造厂了。1952年,毛主席提出“中国这么大，光一个一汽是不够的，要建设第二汽车厂。”。二汽选址历经波折，最初选址在武汉青山，但由于多方面原因，二汽筹建工作下马了。1964年，毛主席提出三线建设时，再次提到二汽是三线建设中的重点工程。1969年9月，由湖南湘西转至湖北鄂西北地区，最终由周总理一锤定音确定在湖北省郧县十堰地区。

当时二汽建厂确定（长春）一汽包建11个分厂，上海包建6个分厂，北京和武汉各包建一个分厂。因此，当年小小的十堰山沟里到处都能听见东北方言，时间久了，东北话成了二汽厂的官话，甚至时至今日，东风公司还是以东北话为主。

人们习惯将自己的生老病死都交给厂里

在那个燃情岁月，为响应中央三线建设的号召，各路精英告别故土家园，投入三线建设。当时的提法是“好人好马上三线”“备战备荒为人民”。我们的父辈，在荒凉的鄂西北山沟里，战天斗地，从无到有，用热血与汗水，靠勤劳与智慧，给我们留下了一座座深山里的现代工厂。开发研制出一批批军用装备，通过铁路专用线运往国防建设的最前沿，为装备全军做出了贡献。

我从小在厂里成长，习惯了每天三点一线的生活。曾经，我以为山外的生活都是这样的按部就班，直到以后走出三线，发现外面的世界是如此不一般，这才明白像我们这样的军工厂，被外面的人叫作“三线厂”。

相对于一线城市来说，我们所处的位置在隐蔽的第三线，显得神秘不可测；而从社会上投来的羡慕的目光里，我们得到一种骄傲和自豪，我们是光荣的三线子弟。从户籍方面来说，我们属于城里人，但是从地理环境来讲，我们又是名副其实的乡里人。

如果仔细研究三线厂，你就会发现一些有规律性的东西。三线企业基本上在地形地貌、建筑风格、建筑材料和建厂布局等方面，大同小异。

工厂厂部和生产区、生活区分布在不同的山沟，建有独立的整套指挥、生产、后勤系统，其中包括机关、车间、医院、食堂、学校（幼儿园、小学、初中）、车队、消防、公安、影剧院、招待所等等，整个就是一个完整的“小社会”，人们习惯将自己的生老病死都交给厂里。

生产区都是清一色的水泥砖灰机瓦，能抗七级地震；生活区都是红砖砌成的四五层楼，镶嵌在山沟里。记忆中每天清晨，起床的军号声通过广播在工厂里响起，人们在广播声里睁开双眼，大人们一日的匆忙便从这一刻开始。他们拎着菜篮子去不远的菜场买菜，顺便带回早点，再唤醒上学的孩子，穿衣吃饭，我们便三五成群地走进子弟学校里，大人们也奔向各自的岗位。

当年保密工作严格 后面才知道军品去了战场前线

那时三线职工进厂先要参加培训班，第一项任务就是学习《保密守则》：“问你干什么的，不知道！问你在那儿工作，不知道！问你的单位地址，不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不知道！”这一点，凡经历过三线军工厂生活的人相信都深有体会。

当时为了保密，所有当时涉及军工制造的工厂都有一个厂名、一个代号和一个邮箱号。一个是对外的，叫什么“农机厂”、“工具厂”、“化工厂”、“卫东厂”、“前进厂”、“红旗厂”等等，这些企业名称都带着时代的特色。一个是对内的，在军工系统内，上级机关和首长不一定知道什么红旗、前进、光明、卫东，红卫，他们只认代号。

例如：卫东厂的代号是“846厂”；前进厂的代号是“9654厂”；红旗厂的代号是“9611厂”；光明厂的代号是“9347厂”，向东厂的代号是“5143厂”，红卫厂的代号是“9659厂”等等，这诸多的代号是怎么划分的，只有上面的主管部门知道。据说，代号尾数1的是枪弹厂，带2字的是中弹厂，带3字的是炮弹厂，带4字的是引信厂，带5字的是TNT，6的是枪厂，带7字的是炮厂，带8字的是光学仪器厂，三线厂职工的工作证上也只写代号。

记得1979年春节前夕，工厂准备放假，忽然接到总后下达的军品生产任务。随后，军代表进驻工厂，军用车皮停在厂区外的铁路专用线上等着，油漆还没干的产品刚从流水线下来，就立即转运到山洞外的军用货场，装上车皮运走。

除夕那天，经厂党委建议军代表批准，全厂职工中午才放假回家吃了顿团圆饭，下午一点半，又匆匆赶到车间继续上班。在我的印象中，那是一个最紧张的春节，我们这些半大小孩也没闲着，在家照顾好弟弟妹妹，守好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

那一年春节虽没有放假，但圆满完成了部里交给的生产任务，保障了部队作战物资的需求，得到了总后首长的嘉奖。由于当年的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好，我们工厂加班加点生产的军品，原来是用于对越自卫反击战，事后大家通过报纸广播才知道中越边境在打仗，我们厂生产的产品也上了前线。

八十年代初期，赶上部队换装，工厂接到大量的军品生产任务，母亲所在车间忙得不可开交。两班倒是常事，赶上加班加点，我们还得送饭到厂里。乘着母亲吃饭的间歇，我学着帮母亲干活，当时设备都是是半机械化的，安全系数高，很多像我一样送饭的孩子们都这样帮着大人们干活，直到车间调度巡视来了，才拧着空饭盒溜出工房。

每个三线人都有如我一样的三线情结

1983年底，党中央决定，国务院颁发《关于实施三线调整问题的通知》，对三线厂作出了“保军转民”“调整改造、发挥作用”的重大政策，明确了“关、停、并、转、迁”的三线调整方针。

时间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由于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大量的“三线厂”被裁撤，有的交给地方成为地方国营企业，有的兼并重组，企业破产倒闭。2005年我所在的军工厂被政策性破产。

当时社会上很少有人理解我们这些三线工厂，认为这项事业耗费了几代人的青春：从爷爷辈建设，父母辈在里面工作生活一辈子，子孙也度过了整个成长阶段。那些年我生活也有过不顺，也曾迷茫困惑。

2014年，因为无意间参与了一个关于搜集整理有关十堰地区三线建设史料的会议，成为一名“三线建设”特聘文史员，从那时开始，我逐步认识到三线建设的重要性，并积极参与多次三线厂采访活动，从此与三线建设密不可分。

此后，我先后走访全国多个三线建设厂区，采访了很多当时参与三线建设的老人们，他们中有厂领导、中层干部到普通车间工人，整理、撰写了数百篇有关三线建设方面的回忆录、研究性文章。

这两年，我发现很多原来采访过的第一代三线建设者已经陆续离世了，作为一个三线子弟，尤其是经历过这些事情，我深感肩上的责任和义务，如果不把这些前辈们的记忆收集整理好，心里总感觉对不起当年那些“献了青春献子孙，献了子孙献终身”父辈们付出的心血代价。

说起采访三线人，至今印象非常深刻。记得有一年，我采访鄂西北3541厂一位老厂长时，老人含泪讲述着建三线的往事，讲到伤心处，几次哽咽。我能感受到三线人的不易和不舍，他们当年来山里都是十几、二十岁的小伙子，如今满头白发，一脸沧桑。工厂在他们的手上建起来，火起来，如今却破产倒闭，以前热闹的车间和家属区，如今落寂地让人伤心。

2015年春上，我去襄阳军纺路采访3545厂的苏老厂长。他知道我是采写三线厂的，就很激动，拿出自己多年前写的稿子交给我，然后给我讲了他和他的老厂的故事。苏厂长老家河北，曾经在天津大学上学，毕业后到青岛某军队农场锻炼，一年后派往鄂西北三线建厂。3545厂是他们那一代人一砖一瓦亲自建设的，自己的一生都留在三线厂，他对大山里的老厂有不舍的感情。九十年代正值三线厂大搬迁时期，他主政3545厂，决定留下一个车间继续生产，维持老厂运转。是年他调到襄阳3542厂，一年后再回到3545厂担任厂长，老厂设备已于一年前撤掉搬走了，空旷的厂区被转卖给地方，如今老厂早已不存在了。讲到这里，他止不住掩面而泣，七十岁的老人哭了好一阵子。

经历过潮起潮落，一代人老去，一代人长成。也许每一个三线人都有如我一样的三线情结，无论走多远，都会时常想起在三线厂的那段难忘的生活，毕竟那里留下了太多的记忆，留下了几代人的青春、几代人的汗水与泪水。

贾樟柯导演在谈到拍摄《二十四城记》时曾说，“越老的工人越在维护这个体制，绝不是他对这个体制没有反省，没有批判，而是他很难背叛他过去青春的选择。”这些年，我走过很多地方，见过很多人，也遇过很多事，但我的心始终与三线建设相连。见过太多的白眼，也就习惯了烟花冷落后的落寂。

（本文选自红星新闻记者任江波采访邓龙的文章 编辑：龙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