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涛，云南民族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新闻系主任。

彭兰（通讯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2020年，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肆虐，不仅引发了各国经济社会的剧烈震荡，由其产生的影响也势必会延续到今后很长一段时间。疫情的影响涉及到方方面面，当然也包含对传媒业和社会信息系统的影响，但与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迟滞不同，由其带来的人群隔离效应，反倒放大了媒介技术与我们生活之间的密切关联。

显然，疫情加速了社会的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转型。然而，疫情推动下的技术加速，带来的未必全都是好事。例如，新型数字鸿沟使得以老年人为代表的“数字弃民”（又称“数字难民”）举步维艰；人脸识别技术的大规模应用，让数字时代的个人隐私与信息安全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在推荐算法的诱导下，科技上瘾已成为社交媒体时代的新病症。

除了由疫情直接引发的各种社会公共危机和“信息疫情”（infodemic）（方兴东，谷潇，徐忠良，2020）之外，2020年新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演化也为传媒业态和传媒生态带来许多新问题和新困惑，而学者们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也远远超越了纯粹的媒介与技术工具层面，从而在数字化生存已然成为现实之际，引向人类社会和人类文明本身。

或许是因为疫情刺激了人们的思考，抑或是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快速发展逼迫人们不得不去思考，今年，学者们关于新媒体现象和人类社会的浓厚的反思与批判，似乎已经引导新媒体研究进入了“否思”（unthinking）阶段——并不仅仅是基于既有前提对新媒体研究做常规性反思，而是进行具有范式革命意义的彻底的反思与批判。这种重建新媒体研究范式的努力，也蕴含着学者们回归人文精神和人文价值的期冀与立场。

于是，在技术与人文的双重关照之下，今年的新媒体研究，既有经典话题的延续与深化，也有新议题的开拓与创新，以及基于新技术趋势的尝试与探索，它们共同指向对智能技术时代共同体的建构以及对更宽容美好生活的期盼。

一

连接与隔离：

新冠疫情中的社交媒体及其影响

受制于疫情，一方面人们极力避免线下的身体接触和社交活动，让物理“隔离”成为原本高度连接世界的常态；另一方面，由于转而更多地采用线上的虚拟“连接”，人们也对社交媒体产生了更多的依赖。

在隔离的状态下，社交媒体不仅成为公众获取健康信息的重要来源，也具有重塑公共卫生防控体系的可能。刘丽群等（2020）关注到“转发”这个社交媒体信息传播的关键机制，发现社交媒体信息的结构、风格和内容是用户转发信息的核心特征，尤其是以健康风险报道框架作为内容特征的作用机制明显。那么，如何利用社交媒体介入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控？针对这一问题，陈娟等（2020）通过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的梳理发现，社交媒体可以基于事件与症状，对公共卫生事件及疾病的发病率、规模进行预测；可以通过推进公共参与，弥合公共卫生资源获取上的不平等，促进疫情中的公共沟通；还能有效地参与健康传播干预，实现公众从认知到行为的改变。

严重的疫情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隔离，势必会引发并加剧公众心态与情绪的波动。张放等（2020）利用从社交媒体挖掘的数据，从心理时空距离的视角对疫情信息感知如何影响公众情绪的机制进行了探索，发现了心理时间距离的“情绪下沉效应”（心理时间距离的缩短会导致公众情绪变得更加负面）和重要新闻事件的“情绪脉冲效应”（特定时间出现的疫情重要新闻事件会导致公众情绪产生波动）。钟智锦等（2020）分析结果则发现，媒体注意力并不遵循流行病学的发展逻辑，而是时常受到关键事件的驱动和牵引，而每日新增病例数的变化则会引起公众注意力的波动，尤其是疑似病例数；公众对疫情的高度关注可以实现议题显著性向媒体转移。

社交媒体作为一个复杂的信息生态系统，在疫情中所呈现出来的信息和舆论态势引人关注。汪翩翩等（2020）发现微博中存在着官方与民间两个话语空间的明显分化：政务微博与媒体微博之间具有共同演化的特征，有着相互“参考”疫情议程的正向显著关系；而由意见领袖、活跃分子和普通公众构成的民间话语空间却呈现出活跃的姿态，不仅形成了超越官方话语影响与引导的、独立完整的话语空间，也形成了对民间舆论的自我控制。

处于隔离状态下的乡村，不仅有着与城市不一样的抗疫行动，也通过自己的媒体实践塑造了别样的乡村抗疫景观。刘庆华等（2020）发现乡村媒介动员存在“基层组织—高音喇叭”和“熟人网络—微信群”双重结构，二者通过“站堆儿”这种乡村人际传播和生活方式完成共振。这两种媒介动员结构分别呈现“压力型传播”和“自救式传播”的特点，并存在高音喇叭硬核式无力、微信单体自救无序、信息孤岛造成谣言生成等现实困境，而村庄组织权力变化、媒介自组织结构离散化、农村社会关系网络解构等因素是主要原因。

周孟杰等（2020）关注到乡村中的抗疫青年，并给我们展示了一幅传统媒介（铜锣、高音喇叭、老式录音机等）与新媒体（微信、抖音）交融混搭的别样的媒介图景。作者所亲历的这种乡村青年抗疫媒介实践成为一种动态化过程，不仅仅可以介入特定的社会结构对其产生影响，而且可能以自身的逻辑和形态改变乃至重塑这一社会结构本身。

冯剑侠（2020）则关注到了抗疫中的女性及其话语行动和话语策略，发现社交媒体的主题标签作为一种重要的女性主义对话扩展策略，将女权议题和性别视角推出圈层之外，对主流媒体和社会大众产生影响。因而借助主题标签发起和推动女性主义的话语行动，已成为社交媒体时代女性对抗性别不平等、参与传播民主的重要途径。

借助互联网，我们已然实现了历史上最为广泛的连接，然而疫情的出现，却又将人类社会逼入极端的人身隔离窘境，乃至于“疫情之下，每户人都成了一座孤岛”。但不可否认的是，疫情期间的有效隔离是以社会的高度连接为前提的。于是，连接与隔离似乎也成为我们在当下复杂的数字化生存状态的隐喻。

连接与隔离作为一种相互纠葛的复杂存在，正如疫情期间社交媒体给我们带来的复杂影响。一方面，社交媒体上的传播便利使得各种谣言和虚假信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传播，放大了人们对的风险的感知，甚至引发混淆公众正常感知和理性判断的后果，引发公共信任危机和集体恐慌。以至于谣言与“信息疫情”同步扩散，导致“互联打败了深思”（胡泳，2020），也使得我们不得不产生“社交媒体是否是一种理想的公共传播渠道”的反思（彭兰，2020a）。

另一方面，被迫的隔离强化了线上的连接，已悄然导致人类社会连接方式的结构性改变，即张宇星（2020）所谓的“终端化生存”——越来越多的人依赖（而不是选择性使用）社交终端获取信息，同时也生产信息，并且依赖社交终端从事交往、交流、生产、消费、休闲、游戏、教育等各种类型的社会活动。由此，这种隔离状态在加深人们对社交媒体的依赖和沉浸式体验的同时，也让人们感受到连接的可贵，并引发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切感知。

二

身体问题与人机关系：智能时代的传播

“身体”被中国传播研究重新发现之后，今年再次被推向了前台。孙玮认为，整个学术界都存在“身体转向”的趋势，而传播视角下的身体研究“有助于探索传播研究在当前发展的新型可能，挖掘传播视角对于普遍社会现象的解释力，及其在这个转向中传播研究的学术价值与独特贡献”（孙玮，2020a）。但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我们首先需要思考的是：传播视角能给身体研究带来什么？或什么是传播视角下的身体问题？

刘海龙（2020）将传播视角下的身体问题归纳为三个基本面向：作为经验感官的身体、作为传播隐喻的身体和作为传播基础设施的身体。姬德强等（2020）则从建构主义（侧重于身体的象征意涵）和反建构主义（侧重于身体的感知意涵）进行了解释，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视角分别对应着作为隐喻的身体和作为现象的身体。黄典林（2020）建议，在身体表征、人机对话、技术对身体的嵌入和重构等议题之外，还可以拓展身体间性、身体实践的传播政治经济分析等更多元的研究维度。虽然学者们对身体问题的理解和分析思路不尽相同，但毫无疑问的是，身体问题的浮现或回归，不仅有助于突破传统传播研究的认知局限，也构成了重构传播学理论的一种契机。

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传播中的人机关系问题不断浮现，身体实践已经成为人机交互的表征。因而在身体研究的多维面向当中，身体作为传播的基础设施或者界面，以及由此建构出崭新的（身体）主体及其存在方式，或已成为当前的传播研究特别是新媒体领域颇为急迫的议题。今年也出现了一些相关的研究成果。

殷乐等（2020）用“具身互动”来提炼智能传播时代的人机关系，认为人类将在身体、媒介及环境相互交织的“具身互动”中生成新的自我形态——身体的数字化，即一方面身体在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交错在场；另一方面身体从半机器化向机器化演变。黄华（2020）则从手机屏幕的具身性出发，认为屏幕的意义并不仅限于推动我们与图像关系的演变，还从根本上改变了人和世界的关系，即基于屏幕的中介化作用产生新的日常生活实践。

宋美杰等（2020）从可穿戴设备切入来具体考察这种人机关系，发现可穿戴设备在为身体的数据化提供了物质基础的同时，也借助数据存储、分析、可视化等生成了一个数字自我。由此，可穿戴设备作为自我与数字自我沟通的中介，也使得自我追踪和规训成为可能：规训的力量从身体表面渗透至身体内部，身体器官被压缩为一块屏幕在“自我优化”与“均值人”之间徘徊。钱佳湧（2020）同样认为身体之于传播从来不只是实践主体，同时也在传播实践的过程中成为被关注、展示和规训的客体。而随着身体的数据化，“人”下降为剥离了一切社会关系和政治身份、仅保留身体之生物性特征及其行动轨迹的“数字化个体”。这也成为数字时代资本对个体施以经济控制，以及国家对个人展开治理的技术逻辑。

当然，人机关系并非只有“身体”视角的研究，研究者也从其他层面探究了智能时代人机关系的可能变化。通过对内容生产中的人机关系问题的深入考察，彭兰（2020b）认为，尽管在智能化时代，机器虽然具有一定的拟主体性，也必将进入内容生产的各个环节，但机器并非是脱离人独立存在的生产主体，而是作为人的辅助者、延伸者存在。智能媒介增强了人对外界的感知、连接与认识能力，同时也增加了人被外界认知与控制的维度。“人与机器的互动与协同，究竟是拓展了人类的疆域还是会让人类本来的地盘失守？人与机器共同作用下的人机文明，是坚持人类文明按照它的既有轨道前行，还是创造人机和谐共生的新文明，或是任由机器将我们带向一个未知的新世界？”（彭兰，2020c）显然，面对这种崭新的人机关系和人机互动范式，我们还远远没有做好应对的准备，因而有待于学者们未来继续在理论与实践不同层面展开深入、审慎的研究与反思。

三

算法阴影与算法治理：智能技术的反思

作为一种智能技术，算法已成为决定当今新闻生产和传播效率关键性因素，其在新闻领域的应用也逐步渗透到新闻采集、生产、分发、推荐、反馈等整个新闻环节。然而，在赋能新闻生产与传播的同时，算法也带来了诸如平台偏向、算法偏见、信息茧房、数字鸿沟等不容忽视的负效应。其中，似乎尤其应该担忧的是，面对以增强社会透明度为己任的新闻传媒业，算法却天然地隐身于一个技术、伦理和管理的“黑箱”之中。

王茜（2020）通过对微博“热搜”算法的考察，发现其算法价值要素（时新性、流行性、互动性和导向正确）内嵌于代码的编写与设计之中，从而将其算法价值观在算法的设计和编程阶段就被转化为了可操作的指令。袁帆等（2020）关注到传媒业算法工程师的算法伦理水平的问题。他们通过问卷，从7个维度对算法工程师的算法伦理水平进行考察，结果发现其整体算法伦理水平一般，专业伦理认识尤为薄弱，有相当比例算法工程师的算法伦理观处在一种模糊状态。

鉴于算法问题之于智能媒体的重要性，学者们关于“打开算法黑箱，让算法透明”的呼声不绝于耳。然而，将增进算法透明作为算法治理的关键环节的观念，实际蕴含着“一旦算法透明，算法治理问题就能迎刃而解”的幻想。毛湛文等（2020）对这种一方面强调算法无所不能，另一方面又将新闻分发流程的不透明简单地归结于算法不透明的“算法神话”进行了批判。进而提出了“技术道德化”的改进路径，包括把新闻透明性纳入算法设计的“常规”、加强算法利益相关方的协作，以及用对话而非对抗的方式重新调整人和算法的关系等。

可见，在由算法驱动的智能信息平台已成为主流传播渠道的现实环境下，算法不仅影响着整个社会信息传播生态的发展和走向，也带来制度、伦理、法律等种种方面的社会问题。如数字鸿沟和信息茧房（陈昌凤，仇筠茜，2020；彭兰，2020d；晏齐宏，2020）问题、信息地缘政治（罗昕，张梦，2020）和隐私保护（张文祥，杨林，2020）问题，以及对新闻公共性的扭曲（彭增军，2020a）等。由此，未来，研究者需要在密切关注算法实践的前提下，积极应对算法之于信息生产、公共生活、伦理制度、人类价值观等方面的挑战，致力于探索算法技术与传媒业乃至整个社会公共生活的相处相融之道。

四

代际鸿沟与智能鸿沟：

数字鸿沟的新发展与新表现

虽然数字鸿沟并不是一个新现象和新问题，但随着社会数字化和智能化程度的加深，它不仅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和表现形式，在某些方面还有渐趋扩大之势，并引发严重的社会后果。今年，学者们从代际鸿沟、新闻算法、社会化媒体使用以及数字素养等方面对数字鸿沟的种种新表现进行了讨论。

疫情期间，一些关于老人不会或不能使用“健康码”而无法乘坐地铁或者直接被赶下公交车的新闻一度成为热搜，也刺激着社会的神经。显然，新冠疫情加剧了老年人等“数字弱势群体”所面临的数字鸿沟问题，从而使得“代际鸿沟与城乡鸿沟一样，成为现阶段数字鸿沟的主要表现”（彭兰，2020e）。刘爽（2020）认为，在经济层面市场对老年人需求的长期忽视，以及在文化层面网络文化所建构话语壁垒，都使得老年群体虽然能够触摸到互联网，但却不得不面对被技术“隔离”的现实。对此，陈文沁（2020）认为，仅仅提升老年人的数字技能并不能真正缩小数字鸿沟，而是要从老年人的现实需求入手，创造“适老化”的媒介样态。周裕琼等（2020）以家庭为研究场域，发现这种数字代沟（尤其是素养沟）与健康代沟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因此对消弭数字代沟而言，提升家庭文化水平，特别是家庭内部年轻人的数字反哺和健康反哺就显得尤为重要。卜卫等（2020）则进一步提出，理想的数字素养教育不是单向地“跨越”数字鸿沟，而应在社会包容的基础上努力消除这些鸿沟给处境不利人群带来的消极影响。

以算法、机器学习等为代表的智能技术，进一步加剧数字鸿沟的复杂性。杨洸等（2020）以今日头条的用户为研究对象，发现新的数字鸿沟已经从第一级的“接入沟”，深入扩散到第二级的“使用沟”（用户社会经济地位、对新技术获益感知的不同所引发的算法新闻用户群体的使用技能差异）和“内容沟”（用户的社会经济地位差异导致的算法新闻用户可见内容的差异）层面，且用户群体之间的内容沟比技术沟更易于形成信息茧房效应。耿晓梦等（2020）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即在接入沟逐渐缩小的当下，信息贫富分化更主要来源于互联网使用差异，使用沟成为新的关键问题。因此，不论是信息还是娱乐，经济发达地区居民以及高社会经济地位群体，对移动互联网的使用都更充分，这也表明互联网多元化的使用正代替使用类型差异成为数字不平等的重要景象。方师师（2020）通过对经典新闻深度学习模型的分析，则发现智能媒体从源头就以某种既定的价值观念来进行差异化的内容生产，从而从上游就形塑了新知沟——之前基于经济阶层差异的“知沟”被先期已然决定的“商业价值”所替代，并由此生产出普遍差异化的“知识人”。

杜骏飞（2020）将这种由人工智能、算法等智能技术所带来的新数字鸿沟总结为“智能鸿沟”。他认为，“智能时代所造就的数字鸿沟，因为有智能技术自身的快速迭代，包括社会算力的扩张与渗透，技术生态的日益闭环化，以及智能技术向前发展的不可逆性，这一切，都导致了智能时代所造就的数字鸿沟极强地呈现出马太效应”（杜骏飞，2020）。基于此，他警醒地提出，数字弱势群体在未来数字时代加速演化以后，很可能会沦为绝对的技术化赤贫种群，从而面临生活濒危和社会化消亡的真正危机。

数字鸿沟曾一度被认为是信息技术领域的现象，但随着信息技术抵达人工智能时代，数字鸿沟加速深化，广泛覆盖了贫富、城乡、代际、跨文化与观念等的种种差别。更为严重的是，新的数字鸿沟可能会将数字弱势群体排除在社会生活之外，不仅阻止了他们分享科技进步所带来的信息红利，甚至剥夺了其作为社会成员的正常社会权利。因此，未来任何致力于缩小或填平这一鸿沟的研究和探索，都具有非凡的价值和意义。

五

异化与抵抗：

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下的数字劳动

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增长，也带来了生产和劳动方式的改变。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物质形态的劳动，当下这种数字化的、非物质形态的劳动过程模糊了有酬与无偿、工作与娱乐（游戏）、生产（创造）与消费等传统对应关系，也因此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于是，数字经济背景下的“数字劳动”（digital labor）与“数字劳工”（digital laborers）逐渐成为近年来学者们一个新的聚焦点，与之相关的创意劳动、创业劳动、玩劳动（playbor）等纷纷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在整体上，马克思主义学说和传播政治经济学成为数字劳动研究的主要理论资源，但在具体的研究路径上，又分化为批判、实证与阐释三种不同的取向。

“劳动”作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核心要素，也成为我们今天批判地理解由新技术驱动的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切入点，“从数字时代的劳动、劳动者与劳动关系特征入手，揭示了资本增殖的隐秘‘新’逻辑，为我们理解人类在数字时代的境况设立了一个新的‘锚点’”（贾文娟，2020）。汪金刚（2020）也认为，信息化社会中的“数字异化劳动”极大地发展并延伸了马克思早期所设想的“商品异化劳动”理论，并制造了一系列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文化景观与文化后果。因此，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可以成为解释和认识当下“数字劳动”实践的重要的理论资源。

胡骞等（2020）认为，“数字劳动”的缔造者，以游戏（play）为名义，采用驱动、混淆、粉饰、提升的手段，强化了资本主义的商业逻辑。因此，“玩劳动”作为数字劳动的典型表征，并没有脱离传统资本主义的运作逻辑，反而是对其进行延伸和强化。袁潇（2020）也同样认为，青少年玩家自觉加入到游戏信息的智识性、交往性与情感性的协作生产中，从而成为数字资本剥夺生命政治劳动的核心要素。因而，他们的游戏行为隐含着数字经济深层性的技术控制与经济盘剥。

钱霖亮（2020）发现我国的电商领域同样被数字资本的运作逻辑所控制，导致卖家成为亦商亦工的“创业劳工”。然而，虽然卖家在行内时不得不承受来自平台的严酷剥削，但是他们能够自由进入、反抗和退出的事实则挑战了数字资本主义已然成为21世纪“奴隶制”的假说。何威等（2020）以短视频平台上的创意劳动为研究对象，也发现尽管这种创意劳动不够令人满足，但却在为劳动者带来切实的收入的同时增进其福祉与获得感。由此可见，至少在某些数字劳动领域，并不存在马克思所预言的激烈的劳资对抗，这也有助于我们理解数字资本主义经济下劳动控制方式的复杂性，以及不同类型的数字劳工在自主性方面的差异。

如前所述，由于数字化背景下工作与游戏、生产与消费之间传统关系的模糊与交叠，电子游戏的参与者也呈现出较为复杂的状态。郭建斌等（2020）基于模组（modifications）游戏《我的世界》的“学习”及对游戏参与者的观察、访谈，将传统意义上的电子游戏参与者区分为“消费者”“玩家”“玩工”和“生产者”四类角色。这种区分，一方面反映了游戏参与者角色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体现为对其角色变化和结构性构成的理解：即电子游戏参与者逐渐转变角色，从被动的“消费者”最终获得具有某种主体性的“生产者”的过程。

近年来，我国已形成规模庞大、面向全球的网络游戏代练产业。胡冯彬（2020）通过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发现，网游代练作为一种新型的数字劳动，它不仅持续模糊了生产和消费、工作和娱乐的边界，也消解了劳动的被迫性——将劳动者的被迫劳动转变成一种自愿、愉快的状态。然而，技术壁垒的突破并不意味着数字鸿沟的缩小和城乡空间的突破。恰恰相反的是，网游代练群体作为数字时代的边缘人，他们反而必须面对由社会、文化和技术所带来的边缘化压力。

或许得益于我国如火如荼的互联网产业、数字产业的发展和行业实践（如电子商务），正如李弦（2020）所总结的：不仅国内传播学界已成为数字劳动研究的一大主体，近年来关于具体数字劳动的定量化研究也已经取得了一些比较重要的研究成果。然而，实践上的创新发展并不意味着理论研究上的必然突破。目前来看，国内的数字劳动研究还存在视角较为单一等方面的问题。

尽管马克思主义和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整体视野具有非常丰富的理论资源，但其较强烈的结构主义取向，往往会导致研究者在面对日益复杂丰富的技术发展和数字实践时，很难跳脱较为单一的理论视野，因而无法完全回应现实，无法呈现研究对象所蕴含的时代意义和实践价值。正如贾文娟（2020）所言：“在中国的语境下，数字劳动再生产出来的并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双轨’体制。”因此，未来的数字劳动研究需要跳脱单一的剥削框架，回归劳动者主体性构建与能动性的建构过程的同时（夏冰青，2020），在关注更多元的数字劳动实践的基础上展开更多实证研究和扎根研究。

六

网络直播与短视频：

大视频时代日常生活的媒介化

今年，伴随5G、人工智能等技术在传媒业应用的深入，以及新冠疫情发生后人员流动受限等原因，网络直播、短视频已成为互联网空间最具热度和代表性的传播形态。传播形态的变化，往往是传播环境或传播生态变化的征候。因此，对于新媒体研究者来说，作为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的网络直播和短视频，就成为了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研究课题。

网络直播因其场景化与深度嵌入的互动效应，在诸多公共热点事件中扮演着新型舆论平台的角色。麦尚文等（2020）发现，随着多元化力量介入直播舆论场，直播场景逐渐融合并呈现出典型的“双重建构”特征——平台自身因网红特质经常作为媒介事件受到关注，同时通过内容互动与场景变革再度生成舆论事件。由此，在泛直播化趋势下，网络直播内涵已经发生结构性改变，从作为议题互动的空间转向更丰富的舆论场景。

在受众心理、审美机制、运营模式等视角之外，也有学者从文化政治的角度分析网络直播现象。王钦（2020）提出了“交流闭环”这个概念工具，以此来分析网络直播所依靠的话语结构和消费方式：受众通过不断将直播过程中的各种因素收编为闭环中的新“梗”，并不断重复内容层面上的这些“梗”而将它们变成形式层面上的“可交流性”的保障，从而维系交流过程的顺畅运转。而这种结果直接导致了“社会的气泡化”：参与者的“社会性”被牢固地确定在其既有的生活现状之上，空洞的交流并没有填补公共性的缺失，而是通过取消公共性/私人性的区分，吊诡地变成了公共性本身。

粉丝刷礼物是网络直播中一种常见的粉丝与主播之间的互动与回报方式。孙信茹等（2020）将刷礼物的行为理解为一种互动性回赠，经过观察和访谈发现，主播通过对私密话题和身体表演的内容呈现将个人体验与直播间的集体感知结合，采取特定的方式与粉丝建立关系。从媒介人类学的意义看，这种互动性回赠是在网络情境下基于新技术平台展开的虚拟互动，它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人在现实社会中私密关系的不足，成为重构现代社会中陌生人关系的一种方式。

直播带货（直播电商）在2020年的特殊背景下，成为了拉动经济、促进消费、助力复工复产的重要引擎，它也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信任机制被视为直播带货的成功之所在。李凌等（2020）基于网络信任结构模型（由人格信任、关系信任以及制度技术信任组成），发现直播带货是通过透明展示、社交背书、社会临场实现对关系信任和技术信任的增强。然而，这种信任的中介化，既构成直播带货的特色，也成为导致其信任危机的根源——往往造成道德盲视和多主体行为的追责困境，最终引发直播带货的信任危机。

场景凭借对直播参与者的强大影响，催生情感共鸣，精准匹配用户需求，成为直播带货的核心要素之一。因此，网络直播中的场景应用逻辑同样值得关注。王佳航等（2020）通过对场景应用实践的分析发现，“展演、临场与陪伴”是直播间场景营造的基本策略，而“建构情感动员机制、塑造新的时空关系、推动虚拟社群的连接”则成为场景的具体作用机制。上述场景应用实践也表明，直播带货重构了商品、信息和用户之间的连接关系，从而在技术驱动下实现了营销范式的迁移。

“粉与被粉”的不同关系对直播带货有着完全不同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周懿瑾等（2020）通过对虚拟田野的观察，发现直播电商中主播与粉丝之间存在四种关系模式。在“线上导购—顾客”关系以及基于货品的“意见领袖—粉丝”关系中，粉丝的消费者属性更强，理性决策胜于情感决策，粉丝经济不起主导作用；但在基于内容的“意见领袖—粉丝”关系以及“偶像—粉丝”关系中，粉丝的生产者属性更强，产生更多基于情感的决策，此时粉丝经济具有重要加成作用。

短视频的兴起虽稍早于网络直播，但至今热度不减，仍处于突飞猛进的状态。与学者们对网络直播普遍持有的悲观看法相比，大家对短视频似乎有着更为乐观的情绪。孙玮（2020b）在“社会领域的视觉建构”路径（即视觉如何塑造社会）下展开对短视频的研究。她通过对“打卡”“自拍”这两个短视频影像实践中典型经验的考察，发现短视频作为一种存在方式，确认了在实体与虚拟世界双重存在的新型自我，故“我拍故我在”；而作为一种具身化媒介实践，它又汇聚大众的个人印迹塑造了公共的城市形象，故“我们打卡故城市在”。由此，短视频突破了媒介表征论，凭借突出的涉身性渗透在赛博城市的肌理中，成为建构社会现实的强大视觉性力量。

潘祥辉（2020）从历史性的视角来考察这种视觉性力量，认为短视频是“后文字时代”的一种平民媒介，它唤醒和激发了普通人的传播本能，促成了福柯所言的“无名者”的历史性出场。短视频媒介最大的社会价值即其“全民记录”价值，因而其历时性影响之一在于它生成了一种新型史料。曾国华（2020）认为短视频平台正是通过大规模生产的“重复性”展演，成为社会文化生产的基础性设施。因此他将短视频的史料价值表述为日常生活的“非常规数据库”——那种消解了宏大故事叙事而进入到碎片化的“小故事”，具有潜在或者实在的公共价值，并可能凸显用户主体性位置的日常生活的多元“文化档案”。

网络直播和短视频作为数字时代的典型影像实践，不仅成为当下的一种主导性媒介，也造就了一种新的媒介和文化景观。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已经进入了“大视频时代”：一方面，视频成为一种粘连生活与媒介的界面，同时影响着人们的现实生存与媒介表达；另一方面，现实生活和视频化生活也在相互影响、相向流动，它们之间的界限不断模糊，从而带来了一种视频化生存方式——它既是日常生活的媒介化，也是媒介化后的日常生活（彭兰，2020f）。而随着大视频时代的到来，视频在媒介、社会和文化诸多层面所发挥的作用，它给社会带来共时性和历时性影响，以及由此引发传播和社会关系变化等问题，都值得我们加以持续关注。

七

结语：

数字时代不可避免的技术与人文的纠缠

以人工智能、算法、大数据、5G技术等为代表的媒介技术革命，已嵌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甚至深入人的身体，从而构建了新的人机关系，再造了人类之主体，也成为人类社会的“构成性要素”（孙玮，2020a）和社会运行的“基础操作系统”（金兼斌，王辉，2020）。

智能时代的媒介技术对于身体建构，集中体现在其对崭新的人类主体及其存在方式的创造上。在由智能技术构建的新的人机关系中，机器（技术）不仅通过嵌入、融合等方式增强和延伸了我们的身体机能，更是通过将其技术经验融入到身体知觉系统中，从而形成对世界更为丰富、多元的体验感知，进而也增强了人类的认知能力和决策能力，使之超越人的感官能力和自身经验。人类也不可避免地进入数字社会并呈现出数字化生存状态。

虽然技术与人文之间的张力并不是现在才出现的，但当下技术的迭代发展使得技术已开始对人的主体性构成全面的威胁。而技术之于我们的纠结之处在于：既不能通过发展和改进技术本身，而使人类从这种困境中解脱出来，更不能幻想反对乃至停滞技术的发展——因为人的本质正是由技术建构起来的。因此，在数字化生存状态下，技术与人文的复杂关系也就成为新媒体研究必须面对的一个核心问题。

技术的不同发展状况支配着不同阶段的人们对“技术”的理解。技术对当下人的主体性的严重威胁，也使得学者们更多地从技术对人文的背离这个方面切入展开对“技术与人文”问题的考察和思考。人文主义面临被智能技术消解甚至颠覆的可能：“如果万物皆被机器‘量化’‘算法化’，甚至连艺术创作也都成为一种数据计算，人是否会陷于单一的计算思维与工具理性而导致人文思维与人文精神的萎缩？......如果情感、道德等专属于人类的本质属性都被计算化并可以移植到机器上，是否会意味着人在逐渐丧失他作为人类的地位？”（彭兰，2020c）而智能技术与资本的合谋，似乎也与我们构建更公平公正的社会和更透明的信息环境的目标也渐行渐远：“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整个世界被少数几个平台来测量，来确定生存的意义和价值；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由少数几个私人拥有、以商业为目的的平台作为公共知识的生产者、管理者和提供者。”（彭增军，2020b）

新闻的生产与实践过程，以及用户的接收与消费过程通通被算法所主导；传统的新闻价值与伦理面临不确定的挑战；社交机器人的活动使社交媒体的信息环境更加复杂（师文，陈昌凤，2020a；师文，陈昌凤，2020b）；数字鸿沟消弭后又以新的方式再生；隐私保护、数据滥用等引发的社会问题也日益显现；数字劳工可能导致新的技术控制与经济剥削......数字化生存状态所带来的种种不确定性问题背后都隐藏着技术与人文的纠缠。

面对技术与人文的复杂纠缠，学者们不仅需要讨论技术对人文有哪些背离，也尝试着提出技术时代人的自我拯救的可能路径。发展具有社会包容性的数字素养教育（卜卫，任娟，2020）；建立更具包容性的数字化社会（胡泳，年欣，2020）；凸显新闻与传媒事业的人文本质；引导新闻向善、传播向善、科技向善......这是学者们给出的答案。如果说在人机关系中我们需要突出人的主体性与主导地位，那么在技术与人文的关系中，显然我们更需要对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的张扬。

虽然数字化浪潮已不可阻挡，但在以技术为表征的数字化生存状态下，我们则必须积极应对技术与人文的纠缠与两难困境。新冠疫情作为2020年最大的时代背景，在带来种种深刻影响和变化的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反思当下的公共信息传播和社会信息生态，乃至技术与人文纠缠的机会。新媒体研究有必要以此作为进行“否思”的契机，以在2020这个极其特殊的一年里所发生的种种现象和实践为基础，去思考诸如“在一个数字支付使用已经全球领先的国度，如何帮助那些不擅长使用科技的数字时代的‘结构性弃民’？”等等具有人文关怀和现实关怀问题。这种否思，在人类社会即将由比特世界迈进量子世界之际，或许能为我们在未来的行动之前，提供更多合理选择的可能。

本文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1年第1期。

封面图片来自网络

本期执编 / 彤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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