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冬，某日，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听完课的陈达邦急匆匆回家，因为家中有他怀孕的爱人李一超，然而，回到家中的陈达邦看到的却是爱人留下的一封书信：
“达邦，我走了，没有对你说实话......不愿让你承受离别时的痛苦，你安心学习吧，盼你早日归来，拥抱你的儿子！”。
看完信，陈达邦一切都明白了，几日前，心忧国内革命的李一超便跟自己说了递交回国申请的事情，因为妻子怀孕，陈达邦是坚决不同意，二人争论良久，说也没能说服谁，没想到的是，最后李一超会以这样的方式离开。
在李一超走后，陈达邦一门心思扑在学业上，期盼早日完成学业，回国与妻儿相聚，然而，接下来的发展，却事与愿违。
1929年，中山大学解散，因为组织需要，陈达邦留在莫斯科，担任莫斯科外国出版社中国印刷部主任，1935年，陈达邦又前往法国，担任《救国时报》印刷部主任，兼印刷厂厂长。
1938年，国产国际中国部为扩大抗日宣传，决定将《救国时报》迁往美国，延安五老之一的吴玉章先行一步，陈达邦留在法国等待消息，后来，此事儿没办成，陈达邦又在法国蹉跎4年，直到1942年，才辗转回到国内。
此时，他与爱妻李一超已经分别11年，回国的他因为未能接上组织关系“自行脱党”，孤身一人的他辗转来到重庆，在五哥家见到了自己的儿子陈掖贤。
看着已经十二三岁，几乎与自己一般高的陈掖贤，陈达邦是感慨万千，他抚摸着儿子的头，低声问道：“你妈妈有来信吗？”。
回答他的，是儿子的低头不语，和五嫂的一声长叹，见状，五哥把他叫到内室，单独谈话。
从五哥口中，陈达邦才知道，妻子李一超和妹妹陈琮英把孩子送给他们抚养后，便再没回来，后来听说李一超去了东北战场，从此音讯全无。
没有音讯，就是最坏的消息，若李一超尚在人世，十余年间，怎么会不联系自己，联系孩子？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得到这个消息，陈达邦还是痛苦不已。
陈达邦，湖南长沙人，排行老八，出生书香门第，他的妹妹陈琮英，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任弼时的妻子。
1926年，24岁的陈琮英与26岁的任弼时喜结连理，夫妻二人投身革命，当时，黄埔军校已经成立，任弼时和陈琮英觉得这是个革命干部的好机会，于是，联名写信动员陈达邦报考黄埔军校。
陈达邦家学渊源，考黄埔自然不难，很快便成为黄埔军校第六期学生，并于1927年成为一名优秀党员。
可惜的这一年，“四一二”、马日事变相继爆发，国内被白色恐怖笼罩，于是，陈达邦被派遣前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
在去苏联的船上，陈达邦与同为黄埔学员的李一超分为一组，大海之上，惊涛骇浪，李一超晕船，眩晕、呕吐，虚弱不堪，身为组长的陈达邦便悉心照料，二人渐渐熟识。
到中山大学后，陈达邦又帮助李一超学习，很快，很快便建立革命爱情，并于1928年4月，在苏联喜结连理。
婚后不久，李一超怀孕，但她心系国内革命，不顾自己的身体状况，提交了回国申请，然后，就有了文章开头一幕。
虽然陈达邦与李一超成婚仅仅半年时间便分离，但夫妻二人感情极深，与李一超分别之后，陈达邦始终没有再婚。
直到1942年在五哥那里见到儿子陈掖贤，才算是死心，几年之后，重新组建了家庭。
1950年，回国8年的陈达邦重新入党，因为当初在苏联，就是做印刷工作，在苏联有很多这方面的朋友，于是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国外业务局印刷处处长，担负“印钞秘史”的重任再次前往苏联，此时的李一超，早已被陈达邦深埋心底，他现在要做的，是为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做贡献。
然而，1957年，从苏联回国的却听到了一个让他百感交集的消息，自己的妻子李一超，竟然就是大名鼎鼎的巾帼英雄赵一曼，此时的赵一曼，已经牺牲21年，而他们夫妻，已经分别26年。
原来，李一超与陈琮英回国后，先后在宜昌、上海、江西等地展开地下工作，1929年1月21日，李一超在湖北宜昌产下一子，恰巧这天是列宁逝世五周年的纪念日，李一超便给孩子取名“宁儿”，这位宁儿，便是陈掖贤。
陈掖贤出身不久，李一超便接受组织安排，前往东北抗日，临别之际，她把孩子送到了陈达邦五哥家中。
到东北后，李一超再次改名儿，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赵一曼，这事儿，无论是陈达邦的家人，还是李一超的家人，都不知道。
1935年11月，在与日军的一场战斗中，因腿部受伤，赵一曼被日军俘虏，狱中的她受尽酷刑，日军甚至用马鞭猛戳赵一曼腿部的伤口，赵一曼痛的几次昏厥，但醒来的她，依旧没说任何关于抗联情况。
被捕之前，赵一曼已是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一师二团政委，在第三军，也算是核心人物，为从赵一曼口中得到重要情报，他们把重伤垂危的赵一曼哈尔滨医院进行监视治疗。
在这里，赵一曼抓住机会，向监视她的警察董宪勋与女护士韩勇义进行反日爱国教育，最终，这二人被感化，决定帮助赵一曼逃出去。
可惜的是，在前往抗日游击区途中，赵一曼一行人被日军追上，重新被抓回的赵一曼，受尽种种酷刑，但依旧没有出卖抗联的任何信息。
1936年8月，赵一曼被押回珠河县处死“示众”，游街之时，赵一曼依旧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劝说百姓站起来，共同抗日。
1936年8月2日，赵一曼英勇就义，享年31岁。
值得一提的是，被赵一曼感化的警察董宪勋和女护士韩勇义同样铁骨铮铮。
董宪勋被抓后，没有泄露任何机密，因受刑过重，于1936年7月，死在狱中。
而当时只有16岁的韩勇义受尽折磨，同样坚贞不屈，最终经过社会各界人士的努力，罪名减轻为“纵匪逃走”，于7月8日被释放，但酷刑让她的身体受到极大损伤，在1949年离世，死时年仅29岁。
因为改名的，世人只知赵一曼，却不知李一超，因此她的家人一直不知她的死讯。
1950年，电影《赵一曼》上映，在当时引起轰动，赵一曼的姐姐李坤杰也看到了这部电影，李坤杰感觉电影中的赵一曼，与自己多年音讯全无的妹妹很像，这勾起了她的思绪，于是，四处写信打探李一超的下落。
经过不懈努力，李坤杰找到李一超曾经的战友，在战友的帮助下，最终确认赵一曼真是自己的妹妹李一超。
很快，李坤杰又写信将此事儿告诉了陈达邦的妹妹陈琮英，于是，陈掖贤也得知母亲是烈士赵一曼，为纪念母亲，他把赵一曼三个字刻在了自己的手臂上。
1957年，陈达邦回国，听到这一消息，同样叹息不已，1960年，陈达邦写下《忆一曼》一文，交到四川宜宾的赵一曼纪念馆陈列。
回国后的陈达邦，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儿，而此时的陈掖贤，也早已从大学毕业，在北京工业学校任教，还娶妻生子，似乎一切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然而，接下来的事情，打破了父子二人的平静生活。
60年代初，中苏关系变得紧张，因为曾请苏联代为印钞，母版掌握在苏联手中，苏联便利用手里的人民币样板，擅自印发钞票，扰乱中国市场，于是，担任“印钞密使”的陈达邦遭殃，受尽折磨，与1966年黯然离世，年仅66岁。
陈达邦的离世，让陈掖贤极为愤怒，揣着状告信独闯中南海，结果，就住进了牛棚......
陈掖贤自幼被寄养在伯伯家，寄人篱下的生活，让他养成内向的性子，后来结婚，与妻子张友莲也是吵闹不断，二人在1960年离婚，1963年又复婚，当这时的张友莲已经有了精神问题，病情时好时坏。
父亲的死、住牛棚又给了陈掖贤极大的打击，再后来，陈掖贤成了工人，微薄的薪水又要给妻子看病，又要养育年幼的儿女，生活极为拮据。
1974年秋，陈掖贤几天没去上班，被工友发现时，已经饿得不会动弹，幸亏及时送到医院，这才保住一命。
1982年，陈掖贤又是几天没去上班，同事们到他家看他，发现他已经自缢身亡，死时5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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