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生

新冠肺炎疫情下，除内地外，没有多少地方的经济能够避过衰退，也没多少地方的就业市场能欣欣向荣。香港自不例外，截至2021年1月，失业率飙至7%，创出17年最高，比疫情前的约3%翻了一倍多。究竟香港失业情况有多严重？哪些界别是重灾区？对社会带来什么影响？答案恐怕比一般所想更加可怕。

就业人口锐减 实际失业率更高

首先，单看失业率，并不足以反映香港就业市场的全貌。众所周知，失业率不是计算期内下岗打工仔的人数，而仅计算劳动人口中失业人口的比率。简言之，如果有人失业之后，不再寻找工作而索性退出劳动市场，就不会再被计入劳动人口，也不会再被计入失业人口，故其职位丧失就不会反映在失业率内。每当经济出现严重衰退，许多人都会干脆不再找工，而今次疫情下亦见同一现象，并扭转了疫情前及修例风波前整体劳动人口稳中带升之势。

所以，与其比较失业率，比较总就业人口其实更能反映经济实况。比较2020年9月至11月的总就业人数，便按年大减了17万之多，亦即共有17万个工作岗位蒸发了！影响所及，同期的总劳动人口，亦减了4.8万人，亦即有4.8万放弃寻找工作。如果把相关人口继续计入劳动人口，则实际失业率乃是7.5%，即足足比上述数字多近1个百分点。

青年失业最严重 下岗者占整体6成

不要以为那些放弃找工的人，都是因为被辞退了而干脆退休的长者。查劳动人口，出现明显减少的年龄群，居然集中在青年：20至24岁的劳动人口按年减少2.3万人，乃所有年龄群中减幅最大一个；其次为25至29岁的青年，减少了1.6万人；居于第三的乃是15至19岁的青年。反之，劳动人口不跌反升的年龄群，却集中在中老年人，60岁以上的劳动人口增加了1.9万，另外55至59岁以及40至44岁的年龄群也分别增约2万人。再看就业人口方面变化，同样呈现类似势态，20至24岁和25至29岁的就业人口减幅最多，分别约3.8万人和3.2万人，连同15至19岁减少近1万人，综合30岁以下的就业人口，减幅共占整体近6成之强！至于60岁以上者，就业人口则见微增。

劳动人口不跌反升的年龄群，却集中在中老年人。

可以看到，经济不景巨浪袭来，由经验到能力都有所不及的青年，马上首当其冲。不少人迅即被裁，导致相关就业人口减少；另外一些则相信选择延迟毕业，又或继续进修，以免一毕业就失业沦为“双失”。之前香港还有人说，“揽炒”可令经济洗牌，那么青年便可受惠获得上流机会；惟事实证明，经济衰退的最大受害者往往是青年本身。

零售餐饮最惨？ 进出口贸易更惨

以行业分类，哪一板块又表现最劣？答案并不是受困限制社交距离的零售、餐饮业，而是受困全球经济陷入低迷的进出口贸易。

以就业人口衡量，进出口贸易的就业人口便减少了5.5万，乃各行业中减幅最大的一个，反观零售、餐饮的从业员，则分别减了2.2万和2.8万人，而住宿服务业则减5千人。减幅第三的，也是跟进出口贸易有关的运输业，就业人口减少2.2万人；值得留意的是，跨境运输虽受影响，本地运输却受惠“宅经济”而大旺，邮政及速递的从业员增加近4千人。但显而易见，后者之得绝对弥补不了前者之失。业内荣辱互见的行业，还见诸建造业，大型地盘工程不时停工，便令地基及上盖工程从业员减少1.6万人。而期内装修居所，特别是维修怀疑传播病毒的管道的小型工程增加，则令楼房装饰、修葺及保养的从业员微增2千多人。

受困于全球经济低迷，香港的进出口贸易就业人口减幅最大。

有谓有危亦有机，个别行业当然可以突围而出、于疫市逆行，但总体来说，疫下之危还是远多于机。由上述外卖员、速递员的增加，到创科相关高增值岗位的增加，真正受惠的人数始终不多。促进经济升级发展，无疑是未来的王道方向；不过，这在推高经济产值即GDP的同时，又究竟能创造多少就业呢？有人忧虑人工智能等的发展，迟早会抢去人类的饭碗；但其实，近在咫尺的疫下“宅经济”，也只能稍稍帮助就业市场罢了。

就业、收入齐减 贫富不均更严重

经济下滑不单打烂打工仔饭碗，亦会推低打工仔的原来收入。以就业收入中位数看，数字似乎并未报忧，居然不跌反增，按年从17300元提高到17500元。无疑，这乃统计学的谬误，因为有人失业之后，其就业收入便会归零，但却不再纳入就业收入中位数的计算——中位数不同于平均数。所以，以住户入息中位数看，才可看到整体市民收入水平有何变化——非常遗憾，该数字按年从28000元减至25500元。

以上只属宏观数据，微观细察的表现实更可悲。以就业收入分布审视，减幅最多的主要集中在月入介乎1万元至3万多元人群，总共涉约17万人——很巧合，这与前述期内总就业人口减少的17万人吻合。换言之，今轮疫情被裁的重灾区，主要就是这群月入“高不成、低不就”的打工仔。当然，月入4万元以上的就业人口，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跌，但所涉减少的1.5万人，绝对不能跟前者相提并论。尤其是，月入10万元以上的人口更是不减反增。与此同时，月入介乎5000元至8000元的人数则增加了3.8万人。不难想象，原本那些收入1万至3万元的，或者遭人炒鱿鱼，或者被减薪了。总的来说，是香港打工仔收入都下流了，向更低收入的方向靠拢，其中以“夹心阶层”最明显。

香港出现更多低收入家庭，以及高收入家庭的入息及数量均见下跌。

再看住户入息分布，亦引证了上述趋向。其中，月入高于4万元以上的住户，便减少了5万户，月入低于2.5万元的，则增加近11万户。就业收入与住户入息的最低差别，是某人会因失去工作而就业收入归零，但某家庭却总可受惠其他成员的就业收入、又或受惠政府津贴如综援等不致手停口停——概难想象，香港有家庭的入息完全归零！无论如何，香港出现更多低收入家庭，以及高收入家庭的入息及数量均见下跌，乃是铁一般事实。当然，住户入息的变化未必跟经济因素有关，而可能是受社会因素带动，例如受住户分拆所影响；期内香港住户总数，便增加了约5千户，但显而易见，相关增幅绝对不足以解释期内低收入家庭大增11万户。

每当经济出现震荡，确然会伴随经济洗牌。问题是，一来这种洗牌会有利低收入家庭吗？答案绝对是否定的。二来透过洗牌拉低整体就业及住户收入，又是否合适呢？答案不言而喻。以为洗牌之后，自己可以独善其身甚至受益，一方面是愚蠢的，另方面是卑劣的。“揽炒”究竟有多可恶，今轮疫情正好表露无遗。可幸，时至今日，香港已鲜少再有人高呼“揽炒”，又或有人够胆高呼“揽炒”！

随着疫苗的成功面世，全球经济可望走出困境。届时，香港可以受惠多少？疫下跌得最痛的年龄群及产业，会否成为反弹最强的板块？而贫富差距问题又会否有所改善？答案都未可知，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何时甚至会否绝迹地球，迄今也还是未知数。重要的是，有关方面必须制订政策，去引导香港经济朝好的方向发展，令各个界别都能够受惠，在解决不同人士的失业问题之余，亦要协助他们技术升级、竞争力升级、继而令收入升级，并且确保社会提供充裕、公平的向上流动机会。

始终，经济社会的运作复常，并不等于经济社会的格局同样复常，疫后经济也不可能百分百回到疫情前模样。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既是生物学的定理，也是城市发展的定理。唯有与时并进、政策准确，香港才可更好迎接、并实现更好的疫后经济反弹、就业反弹、收入反弹，以及全港市民生活质素反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