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的名字叫湛江

电影《路边野餐》剧照

1.

火车开，下南方，白桦一株一株往后退，骑楼一栋一栋向前来。高铁穿过大半个中国，余下讲粤语的乘客。如此睡过一个天黑，下了床，坐窗边，好一阵才缓过来。

故乡的名字叫湛江，在中国地图的小角落，与海南岛隔着一道浅浅的海湾。湛江地处雷州半岛，据说是因为经常打雷，有此名称。雷州古代是南蛮之地，海盗、流寇、游侠盛行，人说燕赵多慷慨之士，雷州则是素产彪悍之人，古时候官员都不敢去那，怕有去无回。

很多人听过广州、深圳、东莞、汕头、珠海，但没听过湛江，即便听过，脑海中飘过的也是湖光岩、白切鸡、黑社会、海南岛，加上湛江多次因走私、贩毒、台风等事情登上新闻，导致外省人以为这是一片滋长罪恶之地。

其实，湛江曾多次出现在领导人的南巡讲话中。比如1960年2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来到湛江，说:“北有青岛，南有湛江。”但六十年过去了，青岛的发展早已把湛江甩在身后。湛江本可能在改革开放后和其他沿海开放城市一样崛起，可惜被一群贪官污吏耽误了，九十年代的湛江官场乌烟瘴气，地方治安一团糟，大投资商根本不敢来，进入千禧年后，情况才逐渐好转。

湛江的方言混杂，广州白、湛江白、雷州话、客家话、普通话、电白等语言遍布在五县四区，五县(市)是徐闻县、遂溪县、廉江市、吴川市、雷州市，四区是赤坎、霞山、坡头和麻章，不同区县操的方言不一样，比如霞山和赤坎讲湛江白和普通话的居多，但雷州完全是雷州话的天下。

本地主要有三大语系：一种是湛江市区白话，偏广州白；一种是湛江本地白话，偏雷州话；还有一种是廉江话，又称客家语系的“涯话”。在外省人眼里，广州话、湛江话、廉价话、雷州话、吴川话等等，好像都差不多，但在本地，这些被分得很清，你要是说雷州话是白话，别人会白你一眼。

譬如讲：广州人表示“不知”，他们会讲“唔知”，“唔”（m）有否定意。但操持湛江白的人更惯用“冇”（mu）。只有一个例外，就是广州的口头惯用语“唔该”，在湛江也是这个讲法。

雷州话和广州话差距更大。雷州话以雷城话为主，从属闽南语，雷州人称呼“你”，会讲“汝”（ru），而广州人讲的“你”近似于“nei”这个音。

我爷爷辈是雷州佬，在湖光镇有一个蔡屋村，就是我爷爷住的地方。到我父亲这代，他们赶上城市化大潮，就在赤坎区买房，城市乡村两地跑，所以我自小生在市区，对乡村的认同感很低，身上也不见雷州人的感觉。我母亲还能辨别野菜的不同种类，到我这就都是去超市、商场或小卖部买东西了。

我不太会说雷州话，又很少回农村，母亲怕我忘本，就隔三差五催促我回去走亲戚。我小时候不懂规矩，见亲戚都木木的，有时会弄得气氛很僵，后来见多了亲戚，基本就知道他们问什么，有一次亲戚来我家，夫妇，男的四十岁左右，脑门透亮，浓眉大眼，身段像粽子，他爱人卷发浓妆，穿一身黑，说话像机关枪。他们一进门就给我母亲塞红包，然后热情跟我说“又高了”、“又瘦了”之类的话，知道我就读于文学院，就说：“文学，文学好啊，以后出来教书或者做公务员，很有前途！”

湛江这个名字容易让人误解，以为本地真的有一条江叫湛江。其实，湛江以前叫“广州湾”，这个名字从清朝延续到法国殖民时期，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想在广州湾筹建一个市，时任吴川县县长李月恒受命担任广州湾市政筹备处主任，负责起名工作。他知道本地曾得名“椹川县”，就依样画葫芦，让广州湾易名为“椹川市”。又过些日子，政府感觉湛江靠海，以海为天，市名应该体现出水的特色，就把木字旁改成三点水，也就是今天看到的“湛江”。

2.

小时候，父亲带我去老城区，告诉我哪些地方过去是一片汪洋，哪些地方 历史比较悠久。改革开放后，市政府利用填海造陆等办法扩充了湛江市区。 现在，如果你去到赤坎或霞山的中心城区，成片成片的摩天高楼，兴建起来的购物中心，五颜六色的 LED屏幕，酒吧、电影院和后殖民地色彩的建筑群。 但也许相隔不远，就是截然不同的景观，小平房，烂尾楼，棕榈树，还有许多按摩店，看起来非常老旧。

外地人来湛江喜欢去湖光岩，那是一个以玛珥火山地质地貌为主体的生态公园，在全国有些名气，但本地孩子去腻了那里，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每次郊游，想不到去哪里好，就会去湖光岩，同学就抱怨：“又去湖光岩，都去几次了？换一个啦！”

湛江不缺碧水蓝天，所以对于湖光岩这种景区，市民不会大惊小怪。如果有人想散散心，呼吸新鲜空气，可以去去湛江，每每晨光初照、云翳满天，游客沿着市区内两岸的白石雕花护栏一路行走，美人蕉、酒瓶椰、黄金榕、棕榈、紫薇、剑兰等亚热带植物尽收眼底，如果去金沙湾，还能捉一捉螃蟹，看斜阳浸染在海平面。在湛江，蓝色和绿色是最普遍的，所以，作家冰心去湛江游玩时曾说：“从严冬的北京，骤然来到浓绿扑人的湛江市，一种温暖新奇的感觉，立刻把我们裹住了。”

这座城市总是伴随着湿热的雨，春夏秋冬，说不清什么时候，雨就倾盆而至。有时从早上下到晚上，有时十几分钟后，雨就停了。撑伞前行，趟过一片水洼，临街的小贩正沿街叫卖，绿豆冰沙，龟苓膏，肠粉，芝麻糊。足球场，光着膀子皮肤黝黑的男孩在桥下躲雨，他们上半身两个黑色如伤口一般的疙瘩格外显眼。在我的母校，一座桥连通学校的足球场和教学楼区，每天放学，都有孩子走下来踢球。

在湛江，抬头仰望，一条淡蓝的绵长大河就悬在头顶。它无边无际，追溯不到源头，只是模糊消失在海港的另一边，那是海神的透明袖袋，雾气缭绕、缀有彩云。栖息在这条河里的不是鱼儿，而是形状不一但柔软洁白的云朵，悠哉长鸣的海鸟。清澈的大河，令它们无处遁身，顺着河的流动，云朵们有条不紊地游移。天近暮色，夕阳沉水，一股红流便在河里漫开，缀染了河里的生灵。人们看到云儿羞红着脸不好意思地摇曳身姿，伴以暖风轻吟的律曲，直到夜幕落下，曲终云散。这时候，城市的人们大抵是疲倦的，所以墨色的大河浮起了数不尽的星辰。

到了雨季，天上的大河河水便要溢出来了。一粒粒饱满的雨滴，温柔地飘下，落在东海岛银白的长滩、湖光岩蕴秀的山角、老街巷古色的骑楼、法式建筑掉色的墙壁、接天长廊荡起的清浪，还有，一把把撑起的雨伞和一张张黢黑的沧桑面庞上。清新的雨香，渗入蓝色小城的每一寸土地。

湛江水分多，大雨能持续许多天，赶上台风天，便真是“路上行人欲断魂”。有人做过统计，建国以来广东省内登陆的最强台风里，湛江在前六席里占了四个，其中，湛江人印象最深的是1996年的“萨莉”，256人死亡，23000人受伤，全市停电、停水、停工、停课，供水和交通陷入瘫痪，那一年台风登陆时，我的父母就守在昏暗的屋子里，连续数日无法出门。有了“萨莉”的历史，后来的“彩虹”、“山竹”真的是小巫见大巫了。

湛江靠海而建，本地人从小和水打交道，盛产“浪里白条”。我父亲就曾住在渔船上，随船主人出海打渔，摇摇晃晃的船板，空气中满是潮湿水汽和鱼腥味儿，被捕上来的鱼在网内拍打到没有力气。父亲回到陆地后偶尔提起水上的日子，得空时他会去海边走一走，他喜欢在海边玩“水上漂”，简单来说就是从海滩捡起一块扁平的石块，投向海面，看看它能够弹起几次。父亲是玩这个的高手，他一次能让石块在水面弹五六下，引得小孩子驻足旁观。

和父亲相比，我母亲就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她从小下地种庄稼，在芭蕉林里捉迷藏，长大了些，就继续在农村里当老师。那时教师一个月的工资是三十六块钱，农村里教师紧缺，六个班级由七个老师管，一位教师能兼任语文和数学老师，而我母亲授课的同时还要管财务。

农村里的教室是平房，夜晚要点煤油灯，有一次母亲批改作业、眼困了，一不小心把煤油灯打下来，差点着火。在八十年代的湛江农村，没有自来水没有电也没有气，吃水要去井里打。在这样的条件下，民办小学的教师每个星期还要抽出两晚无偿给农村的文盲青年上课。我母亲就这样做了十几年教师，直到八十年代末，大批农村人被允许进城，她才加入了进城大军。

到我出生的时候，我们家就在城里，农村成为一个逢年过节回去的地儿。我小时候和爸妈住在百园路一栋普通公寓的二楼，在外可以看到铁窗和制冷器的那种楼。不远处就是新开发的碧桂园楼盘，那处楼盘几年前还是一些老旧房屋和一个小学校，学校据说闹过人命，风水不好，但现在，它已经是一片挨着商业广场的黄金地段，和新楼盘相比，我家在的小区就显得寒酸。

小区是一座小城市的缩影，理发店、按摩店、早餐铺、茶庄、停车场，家家户户抬头不见低头见，经常是我母亲一下楼就和别人打招呼，唠几分钟家常，说说别人家孩子的好，社区边的街巷，基本是一个熟人圈，有时候母亲去买点东西，比如一箱牛奶、一袋水果，忘带现金，打个招呼就能拿走，因为店主信任你，知道你下次会一起付。

我童年就在这个小区度过，初中做过一段时间寄宿生，但不习惯，后来改成了走读，每次回到小区，我都要买一碗豆腐花。豆腐花在我家门前的十字路口旁大排档，那里卖肠粉、艇仔粥、烧蚝、绿豆糖水、芝麻糊，也卖豆腐花。

中学期间，每天夜晚十点，我从学校归来，经过大排档，缭绕烟雾的飘香就会让我放缓脚步。但伸手摸了摸裤袋，脸色犯了难，还是回家了罢。心道闲钱不多，下次再光顾。回到家，豆腐花已经在棕红色的木桌上。还有烧烤、绿豆糖水。

在广东，豆腐花是很常见的小吃，便宜且好吃。做一份豆腐花，须先将黄豆浸泡，待黄豆吸饱水分，打浆、滤渣、煮滚，降温后“冲豆花”，不同分类的豆腐花用材和步骤也有区别，据说，有用豌豆、蚕豆代替黄豆的，在香港，豆腐花能配芝麻糊，讨巧者令其呈现的外观如同“太极”，故而人称“太极豆腐花”。

但我吃的，不过是最平凡的那一类。巴掌大的碗，白花花，滑溜溜，灯光洒下来，它便闪闪发光。用勺子轻轻截下一块，刚入口，它便化开了，留下甜意于舌尖。在故乡吃的豆腐花，是安定的甜，以至于我心觉天底下的豆腐花都如此，不甜不是豆腐花。报考天津的大学，一路向北，才知道甜党咸党的纷争。

我在天津尝过的其实叫豆腐脑。起初，我以为它便是北方人眼中的豆腐花，不过是甜咸有别。后来经有人提醒，才知道二者成分虽无大区别，皆为豆腐的中间产物，但豆腐脑较嫩软，而豆腐花更凝滑。可古人好像不分那么清，清代人写的《随息居饮食谱》如是说：“豆腐，以青、黄大豆，清泉细磨，生榨取浆，入锅点成后，软而活者胜。点成不压则尤软，为腐花，亦曰腐脑。”

在天津，豆腐脑一般与老豆腐作区分，“豆腐脑浇卤，老豆腐则佐酱油等素食之。”“要想胖，去开豆腐房，一天到晚热豆腐脑儿填肚肠。”豆腐脑似乎是天津颇有名气的吃食，清晨拨开雾气到食堂，桌上常见的早点，煎饼果子、豆浆油条，还有就是豆腐脑。

但我更喜的还是豆腐花，在广东生活了十七个年头，我已经被南粤故乡的口味惯坏了。如今回想起故乡，眼前出现的，除了一练澄澈的蓝天、躲在石缝中的青绿色螃蟹、过道狭长人影疏疏的老街，还有便是那处十字路口旁的大排档。墙壁定然是灰灰黄黄的，服务员们来回走动，操着家乡话，大意是：“不要催，不要催，很快就好。”马路旁人们围坐一块，场景闹哄哄，有的人擦肩而过，没想到就是隔着一条马路的熟人。待到大清早，大排档休憩，另一个路口，卖豆浆的小店开始冒热气，早晨的湛江，是豆浆、肠粉、湖光奶和牛腩粉的天下。

3.

初中在一所叫培才的私立学校念书，从家到学校要二十几分钟，摩托佬不怕死的话，十分钟就到。在湛江，马路上摩托佬一个接一个，皮具店传来《外来媳妇本地郎》的笑声。校内收拾东西的同学仔，津津乐道《廉江二摩强》，这是本地一个热门节目，有同名歌，不但摩托佬中意，我们班男生也爱听。

那时我们喜欢谈论漂亮姑娘，尤其是热情奔放的，在广东，她们一般被调侃为“姣婆”。姣婆原意是讲比较懂发骚的女人，有句话叫“又怕生仔又发姣”。一般女仔不中意别人说她“发姣”，但如果是亲密的人，开开玩笑，倒也无伤大雅，毕竟大家都很喜欢起外号，四眼、鸡肠、肥佬、炮王、姣佬、菜头什么的，其中跟吃有关的外号不少。

初中是一段相对无忧无虑的生活，血气方刚的本地生还有闲心打架、沟女，我初中时比较沉寂，那时自己矮个子，头发长，有点像《我不是药神》里的黄毛仔（但没染发），在我们那，管我叫“女态”，就是生得似女仔。我那时没读什么研究性别观念的书，只知道周遭男生，看不起长得像女生的男生，而我的观念，也随他们，所以当某一天，一个女生说我“似女仔，不似个爷们”时，我假装看窗外，内心却耿耿于怀。

中考后，无忧无虑的日子结束了，我们都开始为高考发愁。我的高中叫湛江一中，这里的同学大致可分为“本就在上面的”和“从下面上来的”。“本就在上面的”是指初中就在市区的学生，“从下面上来的”泛指从偏远地区考入市重点高中的学生。 在偏远县区，很多家长不奢望孩子考进重点大学，一些学生初中毕业就辍学了。 我高中有一位同桌就是从下面上来的，他告诉我他的初中生活，教学设施老旧，社会治安混乱，曾有学生走在路上，被蛊惑仔围打。 到了上课的时候，经常会有大量飞虫大闹学堂，去食堂吃饭，还可能遇到小团体打架。 学校里的学生，大多无心向学，中考后就成为社会青年。 学校会把成绩好的学生集中在一两个班里，这些人是学校的指望。

我经常从他那里打听故事，虽然都是湛江人，我们的生活却截然不同。市区里的湛江安稳舒适，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三线小城模样，海阔天清，气候宜人，适合慢生活。但市区外的湛江就凶险许多，网络上流传的湛江黑帮轶事，多数在偏远县区，走私贩毒，深夜火拼，贾樟柯在《江湖儿女》里描绘的黑社会景象，就让我想起了老家的古惑仔。尤其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粤西的黑恶势力横行霸道，外省人来这里都要小心翼翼。

从初中到高中，我喜欢上两件事。一件事踢球，一件是写作。中学的时候，刮风下雨天，我也会去球场练球，有时候没有球，就踢塑料瓶，用鞋子或包包摆两个小门，把塑料瓶踢进门，就算得分。

高中文理分班，文科班组不起球队，爱踢球的人就以外援的形式，加入认识的理科班球队里。我参加了两个赛季足球联赛，前一次帮助球队拿了亚军，后一次收获冠军。我加入的第一支球队名叫“城管”，到了第二个赛季，我们的球队曾取名“刚果”，和一个非洲国家重名。

高中联赛能办起来，多亏了一些天时地利人和。那阵子，校领导正响应上面号召，大搞校园足球，学校里一些爱踢球的同学，就和老师提了举办校园联赛的主意，一拍即合，但真的办起来，光是协调各支球队时间、场地、找裁判就颇费周章，做这种事吃力不讨好，犹如球场上的裁判，执法森严，两头得罪，执法宽松，别人又说你没水平。

联赛办起来后，发起人成为第一届一中足球协会主席。他每次来球场都提着个公文包，派头仿佛办公人员。他跟各支球队的“大佬”都很熟，维持关系是把好手，他当主席，看起来平平庸庸的，但大家都服他。

一中的足球联赛很简陋，出了很多问题，比如临时找裁判、没有灯光导致天黑后场地内一片黑暗，以及赛程和其它学校活动的冲突等，但它为我的高中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

大学放假时返回母校，足球场仍是我和朋友重逢的地方，踏上绿茵场，回望三年放学后踢球的时光，那时候，我们15届的最开始是学弟，初来乍到，免不了被老油条们“霸场”（占领场地），后来，老油条们毕业了，我们成了学长，又结识了不少热爱踢球的“高一仔”。这块球场热闹的时候，每一个小门前都有人比赛，如今，我们放假才来，绿茵场就颇为冷清了。那些老油条有的已经结婚，有的远在他乡，还有的，偶尔还能在一中的绿茵场，或者湛江其它体育场碰面。猪哥是其中的老熟人，我们每一次踢球似乎都能见到他，据说他收集有一中各届知名球友的联系方式，我们笑称他是湛江足协荣誉主席。

4.

高中毕业以后，一起踢球的机会少了，能不能集齐人都是问题。 我的踢球习惯渐渐荒废，写作倒是频繁起来， 大学后，我业余靠写作挣钱，文章发出后，编辑会要我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开户行、地址和邮编。 有一次，我在回复里把这些信息一一敲入，写到邮编时，我却重写了。

我第一次输入的数字是524000，那其实是广东省湛江市的邮政编码。我在湛江一中读书的时候，经常要写这个数字。

高二时，我心血来潮写小说，妄想通过比赛一举成名，某日放学后，我就屁颠屁颠把稿子塞进信封，按要求填好地址邮编，郑重地走到校门外的墨绿色邮筒，石沉大海。

投稿没有回音，我只好继续收心学习。作为一名偏远城市的普通学生，我的高中生活并不像青春电影渲染的那么叛逆、激烈，多数时间，无非是学习、踢球、读书，和同学聊八卦，放学了去报刊亭看会杂志。高中常看的杂志是《读书》《看天下》《足球周刊》，还有《萌芽》《作文素材》《故事会》之类的，那会儿杂志间也有鄙视链，比如看《读书》的看不起看《萌芽》的，看《萌芽》的看不起看《故事会》的，大家考试都抄作文素材。班里女生爱看《萌芽》，有些男同学酸，私下说郭敬明、韩寒有啥了不起的，如果小说发在了《萌芽》，就要改口谢谢编辑知遇之恩了。

我那时常借同学的杂志看，还有《明朝那些事儿》这一类书，口头说是积累写作例子，最后真派上用场的还是伟大作家布什沃索德。高中有一段时间，我痴迷于文言文作文，啥话题都套入文言文里，通用模式是主人公（“我”）通过某种渠道（做梦或穿越）和古人对话，最终恍然大悟，价值升华。以至于老师收到我的作文，调侃道，不用看，又是文言文。奈何我功力浅薄，当时的文体其实是文白混杂，新鲜度一过，分数就打了折扣。我的语文老师坐不住了，她建议我放弃文言文作文。其一，现场限时写作文言文风险大；其二，作文原则上应当推广白话文书写。

我没有跟老师抬杠，从了她的意见。那阵子，班里流行作文素材，报刊亭里就有成堆成堆卖；那阵子，议论文是主流，全班很少人敢涉猎记叙文；那阵子，排比句长盛不衰，憋不出话来，就套上几个事例，大段大段排比。

我进入了议论文的海洋，但我比较有原则，素材不想拾人牙慧，加之我正为数学英语发愁，无暇记忆“高逼格”人名，于是我成了班上虚构名人名言第一人。

我不清楚是谁开了这个先河，但论虚构的名头，我掏着心窝子说，班里没人比我响亮。动起念头，我便说造就造。投身议论文的第一次月考，我生造了拿破仑崇敬之人“让·雅克·方济各”神父，借他之口说出我编造的话。开篇又借某俄国白银时代著名文学家“弗拉基米尔·布斯沃索德”之口，直抒胸臆。改卷老师没空校对人名，看我说得有那么点道理，给了个不错的分数。为此，语文老师在课上点评了我的试卷，对我勇于在虚构化的道路上更进一步给予肯定，但号召我的同学切勿模仿。

高二以后，大家对成绩愈发重视，随着考试频率增加，排名、进步的表单都贴在教室里，不容我们回避。那时候会和几个同学比较成绩，有暗暗较劲的，有明着来的。有一位男同学，他考完试后常跟我说：“城哥，我不行了，这次考得好差。”结果对完答案，他又会贼笑，第二天老师就会说：“XXX同学，这次进步很大。”

还有一些成绩一直很好的，或者在单科信手拈来的，我们百思不得其解的题，她一下就明白了。天资平平但勤奋好学的同学，就会私下请教他们。

当时，班上还会在墙壁上贴一些激励学习的话，比如什么“今天的汗水明天的泪水选一个”“欲戴皇冠，必承其重”，正前方是高考倒计时，数字一天比一天少。

现在回忆起来，这些事情也许算是“苦中作乐”，那些和同学互相激励的话语，偶尔的一些小幻想，只是为了让自己不太压抑。设使高考成功，我如愿考上理想大学甚至往日发挥可以达到的学校，我可能会将这些辛苦作为理所当然的事情，用高考的成功消解一切苦涩，但可惜我并未做到，尽管对了答案后我信誓旦旦，可高考成绩冷冰冰的数字不容我申辩，再多理由也无济于事。当然不只我一个人如此，一些在我眼里考试十拿九稳的同学，高考也失手了。一些日日夜夜奋斗的同学，只考到了三本学校。

高考的得失，是高中三年浓墨重彩的一笔，却不是全部。后来我想，如果我自己因为高考就回避那三年的记忆，这种“唯结果论”就无法让我真正坦然面对自己、面对我经历过的时时刻刻。人是记忆的产物，而记忆的价值并不取决于所谓结果，记忆是没有结果的，你眼中的结果，只是一张网里的某个小点。当我谈起我的母校湛江一中，我谈起的是一段属于平凡个体的记忆，而不是一个励志或失败故事。

毕业后，离开学校会发现，和从前的老同学聚一聚很难。每个人都有自己要忙的事，可能是实习，可能是兼职，还有人家离得远，假期时间本就有限，要找一个大家都舒服的时间并不容易。所以，后来我再碰到校友或者一起踢球的同学，我就觉得很亲切，彼此熟识，相逢一笑，即便不说话也自然。

我喜欢张怡微写的一个句子：“密密麻麻的高三脸，眼睛炯炯有神，青春猝不及防糊了她一脸。”就是那种青涩而猝不及防的感觉，它在青春期时浓烈旺盛，但当你进入大学，当青春期一点点褪去，这种感觉也将一步步消失。

中学那时候，我们还未习得精致的妆容，我们在社交辞令上漏洞百出，我们有时拌嘴，我们有时热烈，我们还无法准确表达和理解许多词汇与感觉，我们一度以为一段关系将天长地久，中途却因为鸡毛蒜皮打起冷战等对方道歉。我们为了一个目标坚定奋斗、互相勉励，也在电话和微信里分享各自的悲伤与喜悦。

那些在下午六点的校园恣意奔跑的身影，如同夏花，转瞬即逝，却已经在记忆里生了根。以至于当我北上，在异乡的餐馆里听到陌生人讲粤语，那些青春的背影又会在我眼前出现，我想起小时候看过的TVB剧，无人维护的法租界建筑和一排排茶餐厅、烧烤店，也想起了那里的树木、空气、泥土、河流。故乡种种，成为流淌在我体内的另一种血液，像是阿多尼斯所说的另一种光明，是在我面对自己内心的黑暗和外部的黑暗时，把我照亮的光明。

于是我走在返回高中的小路上，那天雨刚刚停息，路边有流水，躲在蜿蜒曲折的石壁小缝，浸湿柔软的蜗牛与蚯蚓。我看了看足球场，又抬头望向教学楼的高处，此时此刻，大概仍有学生在教室静默冥想，亦或奋笔疾书？我坐在长凳上，看看天，看看云，看看曾经走过的路、待下课铃响，看见密密麻麻的青春脸从我身边走过。

我记得那天，朋友叫我去赤坎体育场，踢五人制的小场。我的茵宝球鞋忘在了北京合租房，只好再穿上高中用的球鞋，去到体育场。到体育场时，我见到了一位昔日踢球的朋友，他还是没变，可是，我们说了几句客气话后，却沉默了好久。当我下意识地用普通话交流，而他仍习惯地用粤语和我不认识的人聊起近况时，虽然我们离得很近，却距离很远，那无法跨越的距离，就是我和过去的距离，看得见，摸不着，失落在记忆的青色角落。王小妮写过一首诗：“所有的人都在，只有你要的不在。”那天，我躺在草地上，对着空无一人的天空看了许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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