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社会的主体由自耕农和佃农组成。为什么说自耕农是社会的中流砥柱和长治久安的基础呢?

首先，自耕农的劳动生产率比佃农高。他们种的是自己的土地，产品基本归自己所有，生活积极性就高，兴修水利和追求技术革新的积极性也高。清代有人说∶"小户自耕已地，种少而常得丰收;佃户受地承种，种多而收成较薄。"自耕农的劳动生产率和亩产量都超过了佃农。从资本运作角度来看，理论上自耕农每年能有若干收益，这部分收益不但可以改善生活，而且可以转化为生产资料再投入生产过程。所以，中国封建社会有大量的自耕农经济，而自耕农在经济上又具有明显的优越性，这同样是中国封建社会在很长时期内，经济、文化比西方相应阶段远为进步的主要原因之一。

其次，自耕农承担着国家的赋税徭役，当差当兵，维持国家的运转。佃农的劳动力和产品都被地主控制，有时连人身自由都没有。能为国家提供赋税、劳役、兵源的人就是自耕农了。宋代吕大钧说∶"为国之计，莫急于保民。保民之要，在于存恤主户;又招诱客户使之置田，以为主户。主户苟众则邦本自固。"朝廷为了巩固统治，必须控制住这个群体。

综合这两点，自耕农的多少和他们生活的好坏，是古代社会繁荣昌盛与否、朝廷统治稳固与否的标志。自耕农生活安定富足，往往预示着盛世的来临;自耕农凋零破败，流民四起，往往预示着天下即将陷入混乱。所以，历代王朝都高度重视自耕农群体，汉代的"赋民以田"，西晋的占田，北朝、隋、唐的均田，明代的移民垦田，就是通过政府力量强行培养扩大自耕农群体。为保证乱世中的税源和兵源，后周郭威曾经下令∶"应有客户元佃系省庄田桑土舍宇，便赐逐户充为永业。"郭威就是将国有土地分给佃农，希望他们成了自耕农，"既得为己业，比户欣然，于是葺屋植树，敢致功力"。

然而，自耕农群体生存不易，很容易破产。他们虽然不必受地主的残酷剥削，却要承担繁重的赋税徭役——就像方腊那样。自耕农和地主，都要对国家负责。但地主能把赋税和徭役转嫁给佃农，而且他们还能通过种种合法、非法手段逃避课役，他们的这部分负担就由自耕农承担了。明人范景文说∶"所金实非真大户，何也?大户之钱能通神，力能使鬼，不难幸免;而免脱雉罹，大半中人耳。中人之产，气脉几何?役一著肩，家便立倾。一家倾而一家继，一家继而一家又倾，辗转数年，邑无完家矣!"国家加重一点赋税，在自耕农身上就扩大为一副重担。因为独门独户的自耕农民的经济规模极其有限，基础薄弱，抗压能力很差。此外，旱涝蝗虫等自然灾害也时刻威胁着自耕农的经济地位。"饥荒之年，中产之家，自不给足。"他们只能出卖土地，沦为佃农或者流民了。

一个悖论就此产生了∶国家经济越发展、越繁荣昌盛，自耕农破产的风险就越大。这是由自耕农的经济特性决定的。随着王朝统治的巩固，国家经济的发展，地主和官僚的势力会日益壮大。地主官僚们和那些富裕起来的商人、得到赏赐的军功阶层会把资金投入到购买土地上，土地兼并不可避免。兼并谁的土地呢？自然是自耕农的土地了。同时，自耕农内部也互相兼并土地。经营良好、积累资本的自耕农会兼并那些经营不善的自耕农土地。自耕农群体逐渐萎缩。这个趋势会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而延续，到达了一定的限度后会反过来威胁到王朝的统治。那时候，官府征收税收、徭役和兵役困难了，占人口多数的佃农要受到地主和官府双重的压榨，反抗情绪慢慢积压。天下就被推到了火山口上。

王朝统治巩固的目的就是追求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的结果却威胁到王朝的巩固，这就是历代王朝不得不进入的"自耕农怪圈"。

我们会看到，这个怪圈在古代历史中反复上演。新王朝从乱世中走出来刚刚夺取天下的时候，手中掌握着许多乱世中的无主土地，可以推行授田、均田等政策人为扩大自耕农群体，扩大新政权的社会基础。王朝到达繁荣昌盛的顶峰的时候，恰恰是国家经济发展和自耕农群体数量达成一个妥协的状态。过了这个状态，兼并超过了自耕农群体的承受能力，国家酝酿新的乱世。如此反复循环。"自耕农怪圈"的循环和历史上的"乱世—治世—乱世"的循环基本一致。方腊和他的伙伴们发动的起义，只是这个循环过程中的一环而已。

每个王朝在末期都会出现宋徽宗、蔡京这样糟糕的君臣，用奢侈荒淫和挥霍无度来推动循环的加速。他们一般成长于深宫和富贵人家，对农家疾苦没有切身体验；性情往往轻浮随意，追求享受，好大喜功而缺乏实干

精神。比如宋徽宗和蔡京就提出了"丰亨豫大"的口号，各种施政加速了土地兼并和百姓负担，最终导致了北宋末期的乱世和之后的南北分裂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