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初，我曾在山西省戏研所（当时称山西省文化局戏剧工作研究室）工作了三年多时间。我与所里的同志们朝夕相处，埋头工作，建立了深厚的情谊。20年光阴，一晃而过。回忆起这段历史，真使我永生难忘。

1964年我由山西大学毕业，先后分配在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山西省文化局等单位工作。1973年被任命为山西省文化局艺术处副处长，曾亲身经受过那场骇人听闻的“《三上桃峰》事件”所带来的灾难，亲眼目睹了“四人帮”一伙迫害文艺工作者的恶毒手段和丑恶嘴脸。然而，时过不久，在一次受极“左”思潮影响的政治运动中，人为地搞阶级斗争扩大化，我同一批人竟统统被错误地划为挨整对象。先住了半年限制人身自由的“学习班”，后被暂时“解脱”，“发落”到山西省图书馆，听候处理。

我自幼喜欢戏曲，从小参加过剧团，当过演员，做过演奏员，对戏曲艺术有着特殊的爱好。在省图书馆期间，虽然心情并不愉快，但我利用看书方便的条件，埋头阅读了不少有关戏曲方面的书籍，读完了《元曲选》、《六十种曲》、《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以及《桃花扇》、《长生殿》等一批优秀古典戏曲名著。为了加深记忆，还做了大量读书笔记。一心想在戏剧方面下功夫刻苦钻研，充实自己，以便将来能在这方面做出点成绩。

大约是在1979年底或1980年初，由当时山西省文化局分管戏剧工作的副局长、著名戏剧家贾克同志举荐，我被安排在山西省戏研所工作，并指定担任理论组组长，重点负责戏曲史论研究。对于我这个处在逆境中的戏剧爱好者来说，能暂时安排这样一项自己喜欢的业务工作去做，感到很满意。我暗下决心，一定要珍惜时光，加紧学习，勤奋工作，争取在这个领域能有所收获和贡献。

当时的省戏研所，集中了张万一、鲁克义、杨孟衡、石绍勋、郭恩德、王世荣、董新良、李守桢、翟凤仙、洪丽云、李娜、纪丁、孙远惠、李青等一批素质较高的戏剧创作、研究人才。后来又调回了王易风、罗仁佐等几位老将。他们有的是从革命根据地成长起来的著名剧作家，有的是在多年的艺术实践中锻炼成才的戏曲导演、作曲家、评论家，还有一些是痴情于戏剧创作和研究的年富力强的后起之秀。这支老中青三结合的队伍，对戏剧艺术感情深厚，对戏剧事业忠心耿耿，大家都想为山西戏剧艺术的繁荣和发展多做点工作。那时，随着国家政治、经济形势的好转，山西文艺界也逐渐恢复了元气，省戏研所的业务工作也显得很有活力。那一时期，省戏研所尚无固定的办公场所。记得，先是在太原五一广场省群艺馆红楼内挤了两间办公室，不久又搬迁至太原市精营东边街13号裂了缝的旧楼里。虽然办公条件很差，但是在老剧作家张万一和鲁克义同志的领导下，全体工作人员发奋图强，同心同德，团结合作，做了大量有意义的基础性工作，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绩。

当时，省戏研所开展的工作和取得的成果是很多的，下面仅就我曾直接参与过的几项主要工作，略叙一二。

一、深入调查，摸清“家底”，组织编写《山西剧种概说》，开展了对山西剧种史的研究。

山西戏曲文物多，戏曲剧种多，戏曲名家多，是闻名全国的戏曲大省，素有“中国戏曲的摇篮”之美誉。然而，山西的戏曲剧种究竟有多少?它们的历史和现状如何？它们之间有何关系？对于这些基本情况和问题，当时没有一个人能比较全面地回答上来，也没有一份现成资料供人们查找。这就是说，我们对自己的“家底”并不十分清楚。这种状况提醒我们，必须从调查研究入手，彻底弄清山西地方戏曲剧种的“家底”。研究山西戏剧，连“家底”都弄不清楚，还谈什么深入研究？

1980年前后，为适应全国广大戏曲工作者和戏曲爱好者学习戏曲知识的需要，上海艺术研究所等单位，先后组织编纂出版了三种介绍中国戏曲知识的辞书。一种是由上海艺术研究所、上海戏剧家协会联合编写的《中国戏曲曲艺辞典》；一种是由上海艺术研究所和上海辞书出版社共同编写的《中国戏曲剧种大辞典》；一种是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组织编写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这三部辞书的编辑部，先后都给山西省戏研所来函，请我们组织作者撰写有关山西戏曲方面的条目释文，《中国戏曲剧种大辞典》编辑部还聘请我担任该书编辑委员，负责组织撰写介绍山西地方剧种的文稿。为此，我曾两次赴上海、南京参加编委会议，同中国艺术研究院及全国各省从事戏曲研究的专家们一起，共同研讨全国各主要地方剧种的历史与现状。山西作为戏曲大省，在这三部辞书的编写计划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和分量，能否全面、准确地写好介绍山西戏曲的文稿，不仅关系到这三部辞书的质量，而且关系到山西省的声誉，关系到山西戏曲研究的深度和水平。如此重要的任务，落在省戏研所理论组头上。我作为理论组负责人，感到责任重，压力大。怎么办?思来想去，没有别的路可走，只能是动员全省戏曲研究人员，从普查开始，先弄清山西戏曲的“家底”，然后再作深入研究，在此基础上写出高质量的文稿。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决定编写《山西剧种概说》一书。根据我们平常所掌握的情况，分别在各地、市、县确定熟悉本地剧种的撰稿人，撰稿内容包括所记剧种的形成年代、源流沿革、流布范围、艺术特点、代表剧目、主要班社、主要演员、唱腔谱例等。《山西剧种概说》一书的编写，把全省60多位熟悉和爱好山西地方戏曲并有一定写作能力的戏曲工作者都动员起来了。他们查阅资料，找老艺人座谈、访问，用了一年多时间，各自按照统一要求，写出了初稿。初稿写成后，我们又于1981年4月，组织撰稿人在太原召开了全省戏曲剧种学术讨论会，从中国艺术研究院请来戏曲史论专家，对全省戏曲剧种进行了初步鉴定，对剧种的发展规律进行了初步探讨，对各篇文章进行了集体讨论。大家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发表了许多宝贵意见。这次学术会议有两个最重要的收获，一是经过认真论证，初步认定我省有地方戏曲剧种52个；二是对一些小剧种进行了比较科学的定名。比如，流布在晋北的戏曲道情，有神池道情、右玉道情、代县道情、应县道情等不同名称。经道情专家武艺民同志从音乐体制、唱腔曲调等方面认真分析研究，认为这几种道情实际是一个剧种的不同流派。这几种道情，流布在山西晋北地区，因此统一取名叫“晋北道情”。又如，流布在武乡、襄垣一带的秧歌，当地群众习惯称襄垣秧歌和武乡秧歌。其实，这两种秧歌的音乐结构和唱腔曲调完全相同，是同一个剧种，这个剧种是在武乡和襄垣交界地区形成的，武乡人认为应称武乡秧歌，襄垣人认为应称襄垣秧歌，两家各不相让。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大家商定命名为“襄武秧歌”。

这是我省历史上召开的第一次戏曲剧种学术讨论会。这次会议为在我省开展剧种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这次会后，我们组织专人对《山西剧种概说》所要收编的文章又逐篇进行了认真修改。多数文章，在结构和文字上都做了较大调整和加工，这样又经过半年多的辛勤劳动，这本书才算最后定稿，到1984年初，由山西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

《山西剧种概说》一书，收入了介绍我省地方戏曲剧种概貌的文章50篇，共约50多万字，这本书的编写出版，填补了我省剧种史研究的空白。为后来编纂《中国戏曲志·山西卷》创造了条件。著名学者吴晓铃先生曾亲自撰文，对这本书的出版给予很高的评价。此书的编写过程，就是我们对山西戏曲史调查研究和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也是团结、培养、锻炼全省戏曲研究队伍的过程。《中国戏曲剧种大辞典》、《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中国戏曲曲艺辞典》以及《中国戏曲剧种手册》中有关山西戏曲方面的条目释文，大都是《山西剧种概说》一书的作者们撰写的。这些作者是我省戏曲研究队伍中的中坚力量，他们为山西戏曲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北路梆子的作者武承仁、二人台的作者王滨、左权小花戏的作者尚华、孝义碗碗腔和孝义皮腔的作者张思聪、浮山乐乐腔的作者邢作梅，已先后谢世，永远离开了我们，但他们的功绩将永载山西戏曲史册。

二、召开规模宏大的全国梆子声腔剧种学术讨论会，扩大了山西与外地的交往，推动了梆子声腔剧种的深入研究。

1982年10月20日至11月8日，山西省戏研所与中国艺术研究院戏研所在太原联合召开了全国梆子声腔剧种学术讨论会。这次会议历20天，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北京、上海、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广东、辽宁、甘肃、陕西、山东、河北、内蒙、河南、湖北、湖南等18个省、市、自治区的戏曲专家、学者共120余人。这次会议的目的是探讨梆子声腔剧种的发展衍变规律，研究梆子戏的艺术改革，促进戏曲艺术研究工作的开展。大会有两个主要议题：一是对梆子声腔剧种历史的研究，包括对早期梆子腔（“西秦腔”、“秦腔”、“乱弹”腔等)面貌的探讨，对各梆子声腔剧种的形成、发展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二是对梆子戏艺术革新的研究，即梆子戏如何适应时代，改革创新；在梆子戏创作与演出实践中有哪些经验和体会。讨论会共收到学术论文41篇。与会者遵循“百家争鸣”的方针，进行了论文宣读、小组讨论和大会发言。大家都拿出了自己多年从事梆子声腔剧种研究的成果，互相交流，各抒己见，会议开得热烈而愉快。会议期间，结合讨论，观看了各地梆子戏的录像，观摩了山西省晋剧院、太原市实验晋剧团、临汾蒲剧院、运城蒲剧团的演出。

讨论会在太原晋祠宾馆开了13天，11月2日结束了讨论，乘四辆大轿车，开赴晋南，用了7天时间，先后实地参观了洪洞广胜寺明应王殿元代戏曲壁画、洪洞大槐树移民遗址、临汾魏村元代舞台、襄汾丁村人遗址和清代戏曲木雕、侯马金代董墓戏俑、稷山马村金代段家墓戏曲砖雕、万荣县飞云楼、河津县汾河湾、解州关帝庙、芮城永乐宫。在运城地区参观期间，恰遇秋雨霏霏，天气骤凉，然而大家游兴不减。人们以极大的兴致，饱览了山西晋南丰富的戏曲文物，对山西珍贵的文物资源赞叹不已。

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我国著名戏剧理论家张庚、郭汉城先生专程从北京赶来参加了这次会议。张庚先生除致开幕辞外，在会议期间还做了两次学术报告。张先生指出，大家从全国各地来到太原，齐集一堂，本着“百家争鸣”的方针，交流在梆子声腔剧种方面的学术成果，探讨梆子腔的历史及其衍变规律，研究各种梆子戏的推陈出新问题，这样的学术活动，是梆子声腔剧种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他说：“戏曲研究由少数专家研究、各省区自己研究，到这次会议打破省区界限的研究，给戏曲研究划了个新时代，或是里程碑。”张先生在报告中还就从事戏剧研究和中国文化研究的方法问题，提出了具有指导意义的意见。他说，研究戏曲，研究中国文化，除了应当追根溯源，搞清它的历史发展而外，还应当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这两种方法，一是历史的方法，一是比较的方法，双管齐下，一个是纵的方法，搞清楚它的来龙去脉，搞清楚它的变化发展；另一个是横的方法，研究它们间的异同”，“我们研究的对象是艺术，人们欣赏艺术离不开主观的爱好，这是无法避免也不必避免的。但我们从事的研究工作本身却是一门科学，是研究艺术的科学，而科学研究必须实事求是，不能凭主观，更不能凭感情上的偏爱来作结论。我们提出历史的方法和比较研究的方法，是为了使我们的结论具有科学的可靠性”。张先生还讲到，研究声腔流变，要着重唱腔的分析。“把各种不同剧种的唱腔曲调、板式进行比较，研究它们的调式、调性、旋律走向、节奏，研究它们使用的乐器，以及唱词与唱腔如何结合等等，看看这个剧种和那个剧种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亲密，还是疏远，这样的做法是比较可靠的。”他希望搞声腔研究的同志，首先要学会普通乐理和简谱、工尺谱，“学会了这些，我们搞声腔研究就像多了一根拐棍，会帮助我们攀越崎岖的道路，化险为夷。”张庚先生的第二次学术报告是讲戏曲现代戏问题的。听讲者，除参加梆子声腔剧种学术会议的代表外，还扩大到省城的戏剧工作者。张先生一再强调戏曲工作者深入生活的重要性。他对戏曲唱腔问题、戏曲语言问题、戏曲现代戏人物塑造问题以及舞台时间、空间的运用等问题，发表了精辟的见解。他的报告，内容丰富，说理透辟，受到与会者一致好评。

这次会议，规模大，时间长，给省戏研所乃至全省戏曲研究工作者提供了极好的学习机会。我省不少戏曲工作者积极撰写论文，踊跃参加会议。省戏研所的工作人员，接待工作安排细致，服务态度热情周到，受到与会者一致赞扬。通过这次会议，我们与全国各省区戏曲研究工作者建立了感情，扩大了交往，增进了友谊，同时也大大提高了省戏研所的声誉。这次会议在梆子声腔剧种研究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同时在山西省戏研所的历史上也留下了光辉的一页。我作为大会工作人员，除了热情接待省外客人外，还认真参加了大小各种会议的讨论，恭听了各位专家学者的发言，增长了知识，受到了教育，至今回忆起来，还感到无比荣幸。

三、紧密结合艺术实践，积极参加各种艺术活动。

艺术理论是艺术实践活动的经验总结，艺术理论研究必须与艺术实践结合。艺术研究人员只有积极参加各种艺术实践活动，才能使研究工作联系实际，充满活力。基于这种认识，当时省文化局在组织各种艺术活动中，经常有意识地吸收省戏研所的研究人员参加，省戏研所的研究人员也经常积极主动地参加由省文化局组织的各种艺术活动。我在省戏研所工作期间，就曾参加过以下一些重要的全省性的艺术活动。

1、1980年12月至1981年1月，参加了在太原举行的全省戏曲优秀青年演员评比演出评委工作。这次评比演出，有全省23个艺术表演团体的600多人参加，演出了9个剧种的16台戏，40多个剧目。在晋剧《杜十娘》中扮演杜十娘的宋转转（24岁）、在蒲剧《拾玉镯》中扮演孙玉姣的任跟心（17岁）、在上党梆子《砍坛》、《寄刀》中扮演林黑娘的吴国华（22岁）、在晋剧《打神告庙》中扮演敫桂英的崔建华（18岁）、在蒲剧《出棠邑》中扮演伍员的张巨（21岁）、在北路梆子《走边》中扮演伍子胥的杨仲义（19岁）、在豫剧《审子辨奸》中扮演王文焕的张仙玲（18岁）、在上党落子《灵堂计》中扮演包夫人的郭明娥（23岁）、在晋剧《扈家庄》中扮演扈三娘的张向英（19岁）、在蒲剧《贩马》中扮演艾千的郭泽民（20岁）、在蒲剧《杀狗》中扮演焦氏的刘晓玉（21岁）、在京剧《金山寺》中扮演白素贞的张桂琴（17岁）、在蒲剧《挂画》中扮演含嫣的吉有芳（16岁）、在北路梆子《访白袍》中扮演尉迟恭的张万荣（21岁）、在晋剧《水斗》、《断桥》中扮演白素贞的史佳花（17岁）等15名青年演员荣获表演一等奖。参加这次活动，使我对全省优秀青年演员的演出水平和全省戏曲剧团的阵容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

2、1982年11月至1983年2月，参加了省文化局举办的全省优秀中青年演员评比演出评委工作。这次评比演出，分九片在各地市举行，有全省84个剧团的351位演员参赛，演出戏曲剧目206个。有320名演员获奖。崔建华、史佳花、李天喜、郭明娥、吴国华、吉有芳、张广爱、武俊英、刘晓玉、任跟心、杜爱香、郭泽民、崔彩彩、雷俊生、许爱英、宋转转、孙大军、项小娟、张彩萍、李仲秋、杨仲义、杨爱莲、吴爱卿、张桂琴等24名青年演员获最佳青年演员奖。这是我省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评比演出，时间长达两个多月。记得，评委们在从长治赶往运城的路途中，行至沁水东吴岭，天降大雪，冰雪封山，交通被阻，经当地群众连夜奋力帮助，才缓慢地越过崎岖的山道，十分艰难地到达目的地。参加这次评比演出的评委中，有牛桂英、贾桂林、程玉英、花艳君、武承仁、郭沫林、陈云超等几位德高望重的艺术家，同他们一起活动，使我学到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戏曲知识，真是受益无穷。

3、1981年8月，赴临猗县，参加了对晋南锣鼓杂戏的考察和录像活动。晋南锣鼓杂戏、晋北赛戏、上党队戏，是我省三个很古老的剧种，属傩戏系统，具有很重要的研究价值。为了抢救和研究这一艺术形式，省文化局与省戏研所于1981年夏末，派胡国安等同志到临猗县，组织临猗新庄杂戏班老艺人演出并录制了《铜雀台》、《三请诸葛》两个剧目。我十分高兴地参加了这一活动，并就锣鼓杂戏的历史、艺术特点等内容，走访了参加演出的老艺人，从而获得不少珍贵的资料。通过这次活动，使我扩大了眼界，加深了对锣鼓杂戏这一古老戏曲艺术形式的认识，同时对山西戏曲的丰厚“家底”也有了更加深刻具体的感受。

4、1982年2月，赴忻州参加了著名北路梆子表演艺术家贾桂林、董福、安秉琪舞台生活55、60、50周年纪念大会。观看了这三位名家的精彩演出。

同年夏初，赴运城参加了王秀兰流派艺术展演的筹备工作。运城地区对这次展演十分重视。展演前，王秀兰同志请老导演秦学敏、剧作家行乐贤等同志对她几十年来演出过的《杀狗》、《烤火》、《送女》、《藏舟》等优秀代表剧目从剧本到音乐、表演，都进行了认真的加工排练。为了深入学习、研究和宣传王秀兰的表演艺术，省戏研所组织专人到运城，深入排练场，观看王秀兰排戏，前后历时一个多月。我有幸参加了这次活动，亲眼目睹了王秀兰这位著名蒲剧表演艺术家在排练场一次又一次地反复排练的全过程，亲身体验了王秀兰对艺术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品格和修养。当年秋季，省戏研所还邀请王秀兰同志到太原精营东边街13号，为省戏研所以及省城40多位戏曲工作者作了关于蒲剧旦角表演艺术的学术报告。王秀兰同志以她的代表剧目为例，生动而深刻地讲述了她对戏曲表演程式的理解和运用。参加王秀兰同志的艺术活动，使我对王秀兰同志的表演艺术成就有了新的感受，于是我写了一篇学习王秀兰表演艺术的论文，题目是《装龙知龙性，装虎知虎性——王秀兰表演艺术杂谈》，发表在1982年第2期《戏友》杂志上。这篇文章，是我学习王秀兰流派艺术的切身体会，也是我参加王秀兰表演艺术活动的学习成果。

我在省戏研所工作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它留给我的记忆却十分深刻。省戏研所是人才汇集之地，在我落难之时，这里的同志们都曾在生活、工作和学习上给我以许多热诚的鼓励和帮助，使我永记在心。后来省委落实政策，纠正错误，我的问题也随之得到彻底解决。1983年6月，我和鲁克义同志一起，被任命为山西省文化厅副厅长。回到省文化厅后，我一直分管艺术科研和艺术教育工作，与省戏研所仍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省戏研所的同志们对我的工作仍继续给予诚挚的帮助和支持。特别是在编纂《中国戏曲志·山西卷》的工作中，省戏研所全力以赴，积极支持，杨孟衡、罗仁佐、张万一、王易风、董新良等许多同志付出了大量心血。在庆祝省戏研所建所50周年之际，我对省戏研所50年来所取得的成就表示热烈祝贺，对省戏研所同志们给予我的帮助和支持表示深切的感谢，同时也衷心祝愿省戏研所在新的时代能为山西戏曲艺术事业的繁荣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郭士星　汉族，山西孝义县人，1940年2月生于孝义。1964年毕业于山西大学，同年4月参加工作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局等单位工作。1973年任省文化局艺术处副处长。1983年任省文化厅副厅长。1986年至1994年，兼任职工文学院院长、《山西文化》主编。1997年兼任省文物局局长、党组书记。多年来主要分管艺术科研、艺术教育、艺术理论工作。1992年省委省政府授予“全省先进文艺工作者”光荣称号。在省内外报刊上发表过文艺理论文章百余篇，主编出版了《山西剧种概说》、《山西文化艺术志》等多部专著。主编出版的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中国戏曲志·山西卷》、《中国戏曲音乐集成·山西卷》分别获文化部、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组颁发的全国文艺集成志书编纂成果奖、编纂成果一等奖、特殊贡献个人奖。

（原载2000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山西文化五十年》）

来源：晋韵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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