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华民族同日本侵略者之间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在民族危亡之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挺进华北与敌人展开了游击战，并积极创建敌后根据地。华北解放区，包括晋察冀边区、晋绥边区、晋冀鲁豫边区、山东区，就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战争年代形成的辽阔地域。这里拥有众多的戏曲剧种，尽管当时战争环境下演出条件极其艰苦，但是戏曲演出从未中断，并且积极地投身于民族解放的浪潮当中，具有不可磨灭的作用。

翻阅抗战时期的文艺史料，我们会清楚地看到，这一时期戏曲的组织形式十分丰富，而且出现了新型的专业演出团体——剧团，亦称剧社或剧院。在华北解放区，这里的戏曲组织既有延续传统的职业戏班和雨后春笋般的业余剧团，更有军队剧团和地方剧团，他们是抗战中的文化先锋，是抗敌斗争中的精神武器，其编演活动构成了这一时期戏曲活动的主体和主导。

一、抗日战争促使戏曲团体大量涌现

抗战爆发以来，诸多戏曲班社纷纷解体，戏曲艺人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其剧种的发展也受到重创，有些甚至已经到了濒临灭绝的地步。

当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逐渐建立起来，并日益发展壮大的时候，华北抗日根据地军民合一的抗日斗争逐渐开展起来了。为了推动抗日救亡运动更大规模地有效进行，宣传抗日、教育群众、激发群众的抗日热情，鼓动百姓抗战，组织千百万人民投入到民族救亡运动之中，便成为了抗战救亡中最重要的政治任务。抗战开始不久，广大戏曲艺人在这样的形势下，或在政府的领导下，或自愿自发地建立起了戏曲剧团；同时，军队里也吸纳了一些戏曲艺人建立和充实了自己的文工团，他们共同承担了抗日宣传的重大任务。晋察冀边区的抗敌剧社，是晋察冀军区最早出现的剧社，它直属于军区，其前身是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宣传队，始建于1937年12月11日。晋察冀边区的火线剧社、长城影社、路南评剧宣传队、阜平县高街村剧团、晨钟剧团，晋冀鲁豫边区的一二九师先锋剧社、太行山剧团、改进抗日剧团（太南胜利剧团）、屯留县绛河剧团、襄垣农村剧团、武乡光明剧团，山东区的国防剧团、胶东文协平剧团、胶东文协胜利剧团、山东省文协实验剧团，晋绥区的七月剧社、湫水剧社、大众剧社、晋绥二专署文工团等众多的军队领导下的剧团和地方政府领导下的剧团，以及在华北解放区广大农村的业余剧团，在抗日战争的触动下纷纷应运而生。这些剧团有些只演戏曲，有些以演出戏曲为主，也兼演话剧、舞蹈等。

华北解放区戏曲剧团大量涌现的原因，起码包括以下几方面因素：第一，剧团的广泛建立是民族解放战争中宣传、鼓动民众积极抗敌的客观需要，也是最为直接、重要的原因。第二，在灾难并重的战争年月里，人民群众对赶会唱戏等娱乐活动十分渴望。文化娱乐生活是群众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即使在抗日战争这样残酷、艰苦的年代依然如此，甚或更为强烈。第三，戏曲艺人希望能凭借自己的一技之长自谋其生。由于战乱，旧戏班纷纷解散，老艺人生活困难，他们希望能继续通过演戏谋生，同时也为抗战献出自己的力量。

不难看出，以上戏曲剧团大量涌现的三个原因可以归结于一点，即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和抗敌运动开展的需要。在华北解放区，戏曲剧团的诞生与成长，显示出强大的革命力量，他们是全民族抗日救亡运动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一支文艺的轻骑兵。

二、戏剧团体是抗日救亡的重要组成

戏剧团体的活动内容是进行文艺演出，但是，在国难当头的抗战时期，其性质已远远不是一个普通的剧团、宣传队了。从剧团的产生，到其日常的工作以及他们的行动所产生的效果来看，剧团已经成为整个民族抗日救亡中的一部分。

首先，剧团的产生过程已经昭示着剧团是为抗战而生、为民族存亡而战的艺术团体。他们因抗战救国而产生，在诞生后又必然积极地实践其宣传抗战、保家卫国的宗旨。

其次，剧团直接参与抗日救亡运动，既是文艺宣传队，同时又是战斗队和生产队。军队所属剧团，随军而行，除正常演出外，宣传党抗日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其日常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每到一处，发传单，写标语，教育俘虏，介绍党的宽大政策，到部队教歌，开展文娱活动；还同民运部门做统战、联络工作。形势危急之时，他们也拿起真枪实弹搏杀在战场之上。

再次，剧团通过演出，活跃了根据地的文化气氛，同时也宣传了抗日，鼓舞了军民的势气。剧团的演出，给老百姓在战争与苦难的年代带来了无穷乐趣，戏曲这一流传广泛、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更是受到极大的欢迎。在抗战时期，剧团起初多上演一些常演的传统戏，如《蝴蝶杯》、《打金枝》、《天河配》等，同时也演出一些话剧和歌舞。随着抗战的推进，剧团对所演剧目的战斗性，即对抗战的宣传作用，对群众的教育意义越来越看重。当反映当下抗战生活的现代戏出现以后，《松花江上》、《血泪仇》、《送子参军》、《大庆功》、《交公粮》等剧目的演出，使抗日救国的宣传思想与戏曲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在抗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整个戏剧团体，在这一时期从产生到日常的基本活动，以及演出活动所产生的影响，都与抗日救亡运动紧密联系，是其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在平时的演出中，剧团之间相互学习共同探索演出的内容和形式，艺术上不断提高，为抗日宣传做出了更大的贡献。

三、戏曲剧团在广泛多样的交流中成长

在华北解放区，戏曲剧团自成立之日起，其演出活动就是在相互的交流与学习中进行的，深入的学习与沟通使剧团演出剧目增多，艺术上不断成长。单就交流方式而言可谓多种多样，主要包括流动演出、节庆会演和深造学习等。

剧团频繁的流动演出，是这一时期戏曲演出的重要特点，军队剧团体现得尤为突出。由于军队流动作战，随军而行的剧团每到一处都要为当地百姓进行演出，以丰富其文化生活，同时也可以进一步拉近和百姓的距离，他们和当地剧团之间的这种演出交流是十分普遍的。晋察冀军区第四军分区的火线剧社，于1944年7月去阜平白崖、桃树湾，为军区高干会议演出歌剧《戎冠秀》，京剧《王佐断臂》、《群英会》，当时抗敌剧社演出话剧《戎冠秀》、苏联话剧《前线》，冀中火线剧社演出河北梆子《血泪仇》。通过观摩学习，回分区后不久，火线剧社便以河北梆子形式排演了《血泪仇》。交流性演出增强了剧团的演出能力，进一步提高了艺术水平，相互移植剧目也成为剧团交流的重要方式。

在局势相对稳定的情况下，逢年过节剧团常常聚集一处，举行汇演、交流与竞赛。他们相互观摩、欣赏，以至学习移植精彩剧目，互相切磋提高表演技能。剧团之间的竞赛演出，对于剧团的交流与提高就更加直接和有效了。1941年9月18日至27日，一二九师在晋冀鲁豫边区举行全师宣传队、剧团演出大竞赛。观看这次比赛演出的领导有：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野战政治部副部长王东明、三八六旅旅长陈赓等。这次戏剧大赛历时10天，就参加的剧团、参演的剧目和观摩的人员结构而言，可谓是抗战时期解放区的戏剧奇迹了，同时也体现了八路军领导对戏剧演出的高度重视。众多剧团的演出竞赛，调动了剧作人员提高表演技能的积极性，推动了艺术上的交流和互动。类似规模大小不一的演出竞赛活动还有很多，这既是华北解放区戏剧艺术的执着追求，同时也是戏剧活动繁盛的表征。

剧团除了演出交流学习之外，还通过专门的“访学”来提高自身的文化水平和艺术修养，以全面提高剧团的演出实力。1940年冬，七月剧团奉命前往延安，同志们分别进鲁艺和部艺以及中央党校学习深造，艺人们还到延安民众剧团协助其秦腔的创作排演。此外，不同剧种之间的交流在这一时期也是十分广泛的。活跃在晋冀鲁豫根据地的襄漳县农村剧团，1944年春吸收了上党梆子演员苗金海、邢冬狗、陈肉墩、王成则等人，同1942年建团初期参加剧团的上党梆子演员宋成水、郭栓锦等相配合，排出了上党梆子传统剧目《雕翎箭》、《甘泉宫》、《东门会》，不久又连续排演了现代戏《打春桃》、《劝荣花》、《捉特务》、《减租减息》、《小二黑结婚》、《李来成家庭》，大大丰富了上演剧目。

综上所述，抗日战争时期华北解放区的戏曲剧团，在抗敌救国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他们为抗战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同时剧团之间通过慰问演出、表演竞赛、业务学习等多种方式相互学习，广泛交流，在积极地探索和辛勤的努力下，各剧团最终获得了较大的提高，并在群众中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一时期的戏剧团体，是政治和文化的统一体，是抗敌斗争中骠勇善战的文艺轻骑兵。剧团多种艺术样式兼演，与抗日战争运动紧密配合，成为时代发展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华北解放区共创作演出了600多部现代戏，诸如《小二黑结婚》、《新屯堡》、《血泪仇》、《送子参军》、《万象楼》、《赤叶河》、《天灾人祸》、《李有才板话》等在抗战时期产生不小的影响剧目，都诞生并长演于以上的戏曲剧团，他们延续了中国戏曲的命脉。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研究方向为近当代戏曲史论、抗战戏曲研究、戏曲理论与批评、当代戏曲创作与评论。本文为精华版，全文刊载于《中国戏剧》2021年第3期，为2015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戏曲研究》（批准号15CB123）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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