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5岁第一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到91岁病逝,申纪兰一共连续参加了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她头顶上有太多头衔:全国劳动模范、优秀党员、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但是这些对她来说都不过是身外之物。
即使满是光环,申纪兰也没有离开她的故土,始终以农民身份自居。一生不为名利,她成为了女性解放运动的标杆。
不服传统 男女竞赛
2019年9月29日,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九十岁的申纪兰从总书记手中接过一枚共和国勋章。这枚荣誉勋章是对申纪兰一生的褒扬和肯定,也带着我们回顾了这位老人走过了岁月。
25岁第一次赴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申纪兰从西沟村到北京用了整整四天,从驴车换汽车再换火车,一路费尽周折。90岁获得共和国勋章时,她乘坐飞机,全程只用了两个小时。连任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的申纪兰,可以说是新中国的“活化石”。
晚年的申纪兰回忆起25岁第一次进京的经历时,还是会激动不已。这位老人每次都会说起,她当时唯一的心愿就是到北京看看天安门广场,看看毛主席和周总理。至于当代表、说提案,她当时还不懂那么多。甚至当时的申纪兰还不知道,自己究竟做了多么有意义的事情,才能代表家乡人民到北京。
1929年出生的申纪兰成长在旧时代,她身材高大,声音洪亮,干起活来根本不输男人。当她嫁到平顺县的西沟村后,她也是一众妇女中最能干的。
新中国成立后,西沟村也实行农业生产合作社制度,大家都一起劳动记工分。可是让申纪兰心里不舒服的是,妇女大多都留在家里,不出院门,到田间地头上工的都是男人。即使有妇女愿意去劳作,最多也只能算一半工分。
同样都是在农田里面辛苦一天,男人可以记十个工分,轮到妇女往往就只能记两三个。即使是申纪兰这种能干的女人,也最多算五个工分。如此一来,妇女都不愿下地劳作,极大地挫伤了她们的劳动积极性。担任合作社副社长的申纪兰也很不服气,明明付出了一样的汗水却只能得到一半回报,她决意要讨个说法。
当时农村重男轻女的思想还十分严重,不少人都觉得妇女就应该围着炕头灶台转圈。甚至还有不少人看不起女人,觉得她们没劲干活,比不上男人。
看到村民如此消极后,申纪兰提出举办一场竞赛。同样大小的农田,同样的劳动工具,同样的人数,比一比到底男女干活究竟有没有差异。申纪兰的提议倒是取得了大家的一致认可,不过其中更多的都是看笑话的心态。只有申纪兰和参加比赛的几个妇女,都下定决心一定不能输。
到了比赛的当天,申纪兰大早就和几位“战友”开始干活,除了中午吃饭的时间,一刻都没有休息,每个人都累得满头大汗。再反观比赛的男人们到点就休息,甚至还要抽几袋旱烟解乏。
到了晚上下工的时候,社长一看妇女们干的活比男人还要多、还要好。申纪兰底气满满地说道:“这样一来,我们就应该和他们记一样的工分了吧。”
通过这场比赛,申纪兰第一次为全村的妇女争取到了平等的权利。农闲的时候,申纪兰就挨家挨户地劝其他妇女也出门劳作,和男人一样赚工分。
至于孩子的问题,可以由家中的老人帮忙照顾孩子,需要喂奶的话中间也允许回家。在申纪兰的宣传下,西沟村几乎全村的妇女都加入到合作社里面来。
同工同酬 妇女代表
1952年秋天,《人民日报》的记者在长治市妇女代表大会上见到了申纪兰,并听她讲述了西沟村男女竞赛的故事。在会议上,声音洪亮的申纪兰多次发言道:“现在是新时代,男女平等,男女应该同工同酬。”
敏锐的记者将她的发言整理了下来,写成一篇新闻稿,并发表在了《人民日报》上。这篇文章的题目就叫做《劳动就是解放,斗争才有地位》,讲述的就是西沟村妇女参加农业合作社的情况。
当这篇文章发出后,申纪兰的名字第一次走出了长治,走出了山西。她提出的“同工同酬”的口号也很快传遍了整个中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这个在如今社会已经成为普遍共识的词语,在当时显得有些突兀,甚至很多人都无法接受女性独立这一思想。喊出这个口号的申纪兰成为了女性解放运动的灯塔,虽然她当时不过才23岁。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申纪兰经常到全国各地开会,宣传男女平权和同工同酬。她甚至代表中国妇女走出国门,到丹麦参加第二届世界妇女大会。干惯了农活的她不会说那么多大道理,她只会诚恳地为妇女主张权利。
1954年,申纪兰被推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到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于申纪兰来说,这是永远难忘的一年,她亲眼见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等人。
当毛主席握住她的手时,申纪兰激动地流下了眼泪,从那一天起忠诚就成为她的标签。
申纪兰提出的“男女同工同酬”被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中,她本人也成为女性代表。但实际上,围绕着她的风言风语一直不少。
很多人都说她不该“抛头露面”,讽刺她爱出风头。可是不管别人怎么说,申纪兰都没有停下自己的脚步,她致力于宣传男女平等,并甘愿为之奋斗一生。
干部头衔 农民身份
随着申纪兰的头衔越来越多,按理说她的职级也应该越来越高。尤其是1973年被任命为山西省妇联主席后,省委政府提出将她的户口转为城市户口,并享受正厅级干部的待遇。可是不管别人怎么劝,申纪兰都不肯离开西沟村。
她一遍又一遍地拒绝道:“任职可以,其他的一律不行,需要开会我就去太原开会。我就是个农民,你把我户口调走干什么?”在申纪兰的坚持下,她虽然有了省妇联主席的头衔,但却从没享受过任何干部的待遇。
每当妇联需要开会时,申纪兰就会坐上汽车到太原。她住最便宜的旅馆,还不让报销。做完妇联的工作后,她再回到西沟村当回农民。西沟村是正儿八经的山沟,土层薄,石头多,耕种面积小。
申纪兰就带着全村的农民种树,像愚公移山一般勤勤恳恳抬土造田。她当上干部后,也还像从前一样种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自己的口粮都是自己解决的。
申纪兰不要工资,也不要住房,国家给她津贴后,她转身就上交集体。虽然当上了干部,但申纪兰的生活并没有因此改善什么,所以她在村民心中很有威望。
改革开放以后,申纪兰带着村民办厂,希望能改善全村的经济状况。但她从不在任何环节利用自己的名声办私事,总是一切公开、一切透明。
不曾争辩 只做实事
随着申纪兰的名声越来越大,她拥有的荣誉也越来越多,甚至三次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邓小平、李鹏等人都亲自接见过她,表达了对她的尊敬。申纪兰一次又一次到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农民发声。
连任十三届人大代表的她没有投出过一次反对票,很多不明真相的人就在网络上故意丑化她,攻击她不作为。
申纪兰之所以几十年以来没有投出过一张反对票,并不是因为她盲从,并不是因为她什么都不懂。反而因为她重视每一次投票机会,才慎重地投出一票又一票赞成。当她听到提案时,觉得是一件对人民有好处的事情,就会投出支持票。
但因为她年岁渐长,总有一些事情是她不明白的、听不懂的,她就会投弃权票。她担心自己知识不够丰富,而导致一些好的提案流产。
尽管网上有人断章取义,曲解申纪兰的本意,但这位善良的老人从来没有争辩过什么。她身边的工作人员对此忿忿不平时,申纪兰总会说:“我作为人大代表,代表的是农民,别人说什么我不在乎。”
至于有人攻击她从不提案一事更是无稽之谈,多年以来申纪兰一直为农民发声,多次提议改善农村的交通条件。即便如此,总有人选择了无视她的付出,而是用恶毒的语言攻击这位老人。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申纪兰从总书记手中接过了属于她的共和国勋章,以此表彰她几十年来的贡献。申纪兰此时已经身患癌症,可她仍然坚持到北京参加了这次典礼。
2020年6月,申纪兰在西沟村因病去世,享年91岁。见证了新中国风雨71载后,这位老人与世长辞。
在她临终之际,申纪兰一遍又一遍地强调丧事从简,她为数不多的财产也要全部交党费。当工作人员提出要为她建一个纪念馆时,她怎么都不愿意,说道:“总理的骨灰都撒在了海里,我有什么可纪念的!”
她只希望自己能干干净净地离开这个世界,不愿浪费国家的一分钱。虽然这位老人已经离开,但她将作为女性解放运动的灯塔,永远发出熠熠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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