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球上第一个生命诞生开始,生存的本能就刻在基因里,为了生存便不得不去占有更多的资源。生命的演进并没有将这一本能削减,反而愈加深刻。

随着人类从公有制迈入私有制,个人占有的观念开始在社会中蔓延,贪婪便开始流淌在血脉里,腐败成了人类的附骨之疽。可是,谁在承担“腐败成本”?反腐倡廉的大旗帜之下,究竟是如何藏污纳垢的社会现实?

如同瘟疫的腐败

所谓腐败,就是公职人员非法以公权谋私利。这是全人类的共同问题,不分时代,不分国家,不分人种,腐败无处不在。如果不是军中腐败严重,明朝不会付不出军饷,也不会让军队毫无纪律,被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推翻。

美国在这方面确实好上很多,腐败指数不高,因为他们把腐败合理化希拉里在高盛演讲收受几十万美元的演讲费,放在中国这不就是妥妥的腐败,可美国对此毫不介意,习以为常。

巴勃罗依靠行贿从一个偷车贼一步步杀进哥伦比亚政治中心,这样的人又怎么可能为国家发展尽心尽力?

腐败像一个阴暗的怪物,藏在世界的黑暗面,时刻与人类共存。1951年,刘青山、张子善贪污国家公款171亿,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件重大腐败案,1952年,两人被执行死刑,并就此展开了一场反贪污、反腐败的全国性运动。

反腐从新中国成立不久就开始,时至今日,反腐行动依然没有停止,甚至越来越严厉。

徐才厚等等名字,都还未从历史的记录中褪色,仍旧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他们是近十年腐败的最大代表,是打下的最大的老虎。中国一直以最大的努力进行反腐斗争,尽管这一过程中有过灰暗的时刻,但从今天看,反腐整体是取得成功的。

中国为什么要进行如此长时间的、如此大力度的反腐行动,只是因为经济损失吗?这当然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是,腐败成本远不止于此,腐败所造成的的危害也远不是经济领域所能涵盖的。

哥伦比亚的巴勃罗是最好的例子。当他还只是一名偷车贼时,依靠着对警方的贿赂,让他在麦德林街头可以肆无忌惮,尝到甜头的巴勃罗野心不止,涉足世界上最暴利的行业——可卡因。

依靠着这一行当的巨大利益,巴勃罗像一个怪物一样,完全腐蚀掉了麦德林市。那些官员们,以为自己只不过是从一个混混那里拿了些钱,每个人都是这样想的,于是麦德林市成了巴勃罗的地盘,他像一个皇帝,逼迫着麦德林的官员对他言听计从,为虎作伥。

以麦德林为根基,巴勃罗的毒品帝国疯狂扩张,最多每天能够为他带来两亿美元的收入,依靠着金钱建立的私人武装,巴勃罗走上台前。在金钱攻势下,巴勃罗成为哥伦比亚国会议员,手握四万余人的私人武装。

最终,司法部长揭露了他的真面目,紧接着他就在人民的声讨下结束了政治生涯,可一切还没有完,哥伦比亚总统候选人和司法部长先后被暗杀,最高法院被巴勃罗一把大火付之一炬,私人武装和军队发生剧烈冲突,7000余名士兵丧生,更别谈平民了。

整个哥伦比亚陷入一片混乱。而一切,只不过是起源于一次次看似微不足道的贿赂。腐败成本绝不是一些经济上的损失,整个社会制度都要为其陪葬,人民对政府和国家的信任荡然无存,社会动荡,民心向背,腐败是从根本上危及一个国家的生存。

想一想前十年、二十年,腐败最严重的时期,也是人民对国家最缺乏归属感的时候,人才流失,社会舆论恶化,政府毫无公信力。

公务员成为最热门的职业,是因为可以攫取很多灰色收入,和为人民服务毫不沾边,进入公务员体系看得不是每个人的能力,是看他们的关系硬不硬,看他们给的钱多不多。腐败的危害已经显露无疑,那究竟是谁在承担“腐败成本”?

就像当年清朝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每一枚银子最后都加到百姓头上,腐败的成本自然也是由百姓承担。腐败官员们贪污的每一分钱都是百姓缴纳的税。

腐败所破坏的社会环境最后只会让百姓之间相互伤害,被吞噬掉的真善美,被培养出的假恶丑,他们会影响扭曲人们的心智,最后,整个社会的大环境都会向着卑劣的方向转变,在社会这个大染缸里,水浑了,谁又逃得掉呢?

腐败让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更加突显,有钱有势者越来越富有,贫穷之人只能留在社会底层,能力无法打破阶层屏障,社会阶级就此固化,整个社会再无活力,如同无源之水,发臭发黑,这就是腐败所带来的可怕危害。

倡廉是斩断腐败的利刃

腐败透支着社会资源、人民信仰,只是为了个人的不当利益,像一只寄生虫趴在国家的背上噬血,想要降低腐败成本,就必须要反腐,要倡廉。

这不是一件容易事,中国花费了近十年的时间,才一点点遏制住了腐败的势头,哪怕到今天也依然不敢放松,在过去与腐败的斗争经验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些反腐倡廉的要诀。

中国共产党领导一切。想要反腐倡廉,党就必须做到表率作用,正所谓: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更要有坚定的反腐败意志,坚决将自己的意志贯彻到全国各级政府。

反腐从党内开始,这也是党近些年一直以来坚持的事,以更高的标准来要求党员。如此,其他人看见党都如此,自然安心工作,埋藏起腐败的心思。

反腐不能因小失大。在反腐过程中往往会发现一些从没料想过的人腐败程度不低,这个时候总会有些人掂量不清,觉得失去这个人才实在可惜。更往大了说,担心大量腐败事件披露后,会使政府的公信力丧失殆尽,影响社会稳定。

然而都说群众的眼睛是明亮的,人民心里都清楚一个社会环境是乌烟瘴气还是清风习面,难道人们在一个乌烟瘴气的社会里对政府的信任会比一个清廉的社会里更高吗?

这明显是违背常理的,在反腐过程中不能畏首畏尾,投鼠忌器,有些时候沉没成本沉下去更好些,烂肉不割掉只会一点点危害生命。

反腐的关键在于切断私人对公权力的滥用,然而一旦落下去的刀不够锋利,藕断丝连,只会助长腐败分子的气焰,所以反腐的力度一定要大。

这个“大”体现在两方面,一个是反腐机构要够大,他的权力要大,他的品级要高,能像古代的尚方宝剑一样,先斩后奏。另一个是后果要大,惩罚力度要强。

邓宁格说:“有100%的利益,就会使人不顾一切法律。”腐败所带来的收益不比生意少,所以想要遏制住腐败,必然要使腐败的收益小于腐败的风险,这样铤而走险的人才会越来越少。

提倡清廉,对腐败零容忍。事实证明,社会舆论是可以被改变的,十年前人们对公务员腐败司空见惯,嘴里骂着,可心里羡慕着。而随着政府对清廉的提倡,对腐败的抨击、打击,社会风气发生了180°的大转变。

现在人们由衷地感叹公务员录取过程中黑幕少了很多,收礼的风气几乎消灭,于是更加支持反腐倡廉行动。这是一个正循环,人们的信心在一件又一件微小的事情中培养起来,对政府的信任也是如此建立。

就像这次疫情,人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居家隔离,但最终证明了国家决策的正确性,中国成了2020年主要经济体中唯一一个GDP为正的国家,由此带来的是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对中国的信心。而反腐倡廉的宣传作用就在于此,培养社会风气,培养人们的信心。

最终,真正能从根底上消灭腐败的是经济,尤其是经济中的再分配。腐败的目的大部分是为了金钱,攫取金钱的目的是为了过上比别人更好的生活,满足自己的欲望。

假如能通过经济发展使得大部分人能过上富足的生活,能通过经济运行中的再分配缩小贫富差距,使得整个社会更倾向于公平,那官员的贪腐动机就会大大降低。这也是北欧、新西兰、新加坡更高福利国家清廉指数较高的原因。

反腐倡廉始终是中国必须要坚持的策略,因为腐败是人们心中挥之不去的诅咒,一旦放松打击,它立马就会死灰复燃。

而腐败的后果是国家承担不起的,因为它如同一场隐蔽的瘟疫,初始不起眼,爆发的时候却要人命,最终腐败的祸根都将埋在人民身上。它的苦果也都要由人民吞下,终究是人民在承担腐败的成本。所以反腐倡廉一点也不能松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