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在弥留之际，曾经对身边的人说：“我们在台湾的两个老朋友，不应该被忘记，一个是张学良，一个是吴石”。

吴石是谁？为何会被周恩来念念不忘？

1894年，吴石出生在福建省闽侯县螺洲乡。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7岁的吴石投笔从戎，和同乡好友吴仲禧一起参加福建的北伐学生军，之后进入保定军校三期学习。白崇禧，吴国桢，张治中都是他的同班同学，尤其和白崇禧的关系最好。

在保定军校，吴石的各科成绩都是最优秀的，有“保定军校状元”的称号。1929年，吴石东渡日本学习军事，进入日本炮兵学校，后又考入日本陆军大学，学习军事情报，一年后，吴石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名动中日军界。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吴石担任国民党军令部第二厅第一处处长，主要负责对日的情报工作，每周蒋介石都要召见他，询问日军动态。

1940年，在好友白崇禧的推荐下，吴石出任抗战第四战区中将参谋长，1944年，日本疯狂进攻湘桂地区，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吴石几次发电要求蒋介石增援，但是，蒋介石有自己的小心思。

蒋介石与桂系的李宗仁素来不和，因此，蒋介石也希望借日军的手来消耗桂系的有生力量，这是蒋介石的惯用手段，对付桂系如此，对付东北军也是如此。

蒋介石迟迟不发兵增援，导致吴石所在的军团大面积溃败，百姓流离失所，桂黔公路上大量的难民，遭受着日军的轰炸和追击。吴石心痛不已，他开始对国民党产生失望，继而愤然辞职。

抗战胜利后，吴石跟随军队到上海接收，他亲眼目睹了国民党高官的腐败贪污，中饱私囊，而蒋介石又一味地任用亲信，刘峙，有名的长腿将军，在蒋介石的提携下一路高升，而有真正军事才能的吴石却只担任了史政局长这么一个闲职。

吴石感叹到：“国民党不亡没有天理”。

就在这个时期，吴石开始收听电台里解放区的广播，在思想上慢慢地向共产党靠拢。其实他不知道，他的两个好友吴仲禧和何遂已经秘密加入了共产党，但是在明面上，吴仲禧是第四战区的军务处长，何遂是国民党“立法院”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1947年4月，在何遂的介绍下，吴石秘密地来到上海，和当时的华东局书记刘晓见了一面，从此以后，吴石的身份发生了改变，他成为了一名“潜伏者”。

吴石登场

淮海战役前夕，由于急需军事情报，由吴石出面，将吴仲禧安插到了“国防部监察局监察官”的位置上，吴石还亲自写信给自己的学生，徐州“剿总”参谋长李树正，让他关照吴仲禧。

吴仲禧到徐州后，李树正非常客气地接待了他，并带他参观了机要室的作战地图，吴仲禧暗自记下了防线部署，兵力情况，部队番号等重要信息，将消息传给了上海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潘汉年。

1949年3月，吴石又通过何遂的儿子何康，将国民党的《长江防务兵力部署图》、《全国军备部署图》、《京沪杭军事部署图》等高度机密情报传给了华东局，其中的部队番号精确到了团一级，为解放军渡江作战提供了有力帮助。

1949年8月14日，蒋介石电令吴石到台湾出任“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吴石面临着抉择，好友吴仲禧劝他留下来，但是经过深思熟虑，吴石还是决定：去台湾，继续潜伏！

他对吴仲禧说：“我的决心已经下得太晚了，为人民做的事也太少了，现在有机会解放台湾统一祖国，个人风险算得了什么？我到台后继续提供情报，争取帮助祖国早日统一”。

就这样，吴石带着妻子王碧奎和次子次女来到了台湾，这一次，他有了一个新的代号：“密使一号”！

当时蒋介石刚刚到台湾，对台湾的地下党组织进行了大面积的肃杀，环境非常恶劣。但是吴石还是和上级取得了联系，每次获取情报，他都需要把情报通过香港中转到北京，非常的不方便，也非常的危险。

1949年10月，在进攻金门和舟山群岛的时候，解放军接连受挫，就是因为情报工作受阻。吴石手中的情报送不出去。

因此，他急需一个交通员，到台湾来帮他传递情报。这个人政治上要绝对的可靠，而且有充足的理由到台湾，不能引起台湾方面的警觉。

一筹莫展之际，华东局在香港开设的合众贸易公司财务主管朱枫，反馈了一个情况，她在台湾的女儿阿菊写信让她到台湾团聚，华东局在香港的负责人万景光当即决定，这是一个最佳的机会，派朱枫到台湾，协助吴石传递情报。

朱枫，不是一个普通的财务主管，她是一个有着多年地下工作经验的中共党员！

朱枫潜伏

朱枫，又名朱谌之，1905年出生在浙江镇海一个富商家中，排行老四，人称朱四小姐，父亲是当地渔业商会的会长。

从宁波女校毕业后，朱枫嫁到了东北，九一八事变后回到镇海，不久丈夫去世，留下了两儿四女。阿菊是丈夫和前妻所生，朱枫因为没有精力抚养，就交给了妹妹，带到上海学习无线电，毕业后进入国民党的通讯部门，1946年到了台湾。

在镇海，朱枫和共产党员朱晓光结婚，婚后在朱晓光的影响下，朱枫开始走出家门，参与革命工作。1937年，她和朱晓光来到武汉，加入了共产党创办的新知书店（三联书店的前身之一）。并在书店最困难的时候，变卖了自己的嫁妆，无偿捐赠了书店500块大洋，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1939年，朱枫和丈夫一起到新四军的随军书店工作，不久皖南事变爆发，朱晓光被捕入狱，朱枫冒着风险，三次去探望朱晓光，为狱中的同志们带去了大量的药物和金钱。后来，朱晓光和战友们一起逃出监狱，一路上就是靠着这些钱，翻山越岭才回到了老家镇海。

1945年，朱枫离开新知书店，到上海建华贸易公司工作，1948年奉命调到香港工作。一别多年，朱枫再也没有见过丈夫朱晓光，平常只能靠着写信互诉衷肠。

1949年11月27日，朱枫在香港维多利亚港，登上兰沙丹尼号客轮，东渡台湾海峡，驶向基隆。

出发前，他给丈夫朱晓光寄了一张她的照片，穿着短袖的朱枫安详地坐在铺着格子桌布的茶几旁。她在照片背面写道：“她已深深体验着，真实的“爱”与“伟大的感情”，从此，将永远快乐而健康！”

到达台湾后，朱枫住在女儿家里，女婿王昌诚是台湾警务处通讯科主任，他的这个身份，对朱枫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掩护，不过，王昌诚并不知道朱枫的秘密使命。

按照地下工作原则，朱枫只能和吴石单线联系，但是，考虑到好不容易才把朱枫安插到台湾，上级想让他传递更多的情报，于是就违反了单线联系的规定，让她在联系吴石的同时，也和共产党台湾工作委员会书记蔡孝乾建立了联系。

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小疏漏，导致了后来朱枫和吴石的双双暴露。

朱枫以采购物资的名义找到了吴石，在确认了朱枫的身份后，吴石交给了朱枫一批微缩胶卷，里面是《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海防前线阵地兵力、火器配备图》、《大陆失陷后组织全国性游击武装的应变计划》，以及最新绘制的大小金门、舟山群岛火力、机场分布图等。

这些绝密的军事情报，朱枫把它交给了华东局情报部特别交通员，一位定期往返香港—基隆的“安福号”海轮大副的手中。这些情报辗转到了北京，毛主席看后非常高兴，要给吴石和朱枫记上一个大功，并赋诗一首：

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
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

潜伏生活是非常危险的，每天都处于神经高度紧张中，并不像电视剧演的那样云淡风轻，因此，在完成任务后，上级决定让朱枫返回香港。

在返回前，朱枫按照约定的时间 “建昌行”与蔡孝乾街头，但是蔡孝乾却没有按照约定露面，只是留下了一张纸条，上面写道：陈太太：老吴的生意亏本了，眼下市价低落无法推销。我拟外出，您不用等我了，请早日成行，切盼！郑字。

这是他们的接头暗语，“老吴”代表台湾工作委员会武工部长张志忠，“亏本”表示老吴被捕了，“郑”是蔡孝乾的化名。“早日成行”就是让朱枫赶快离开。

但此时台湾海空出行都被封锁，朱枫想走也走不了了。

危急时刻，吴石再次出手，他利用自己“国防部参谋次长”的身份，给朱枫开了一张“特别通行证”。2月4日，朱枫乘坐军用飞机，离开台湾抵达舟山定海（当时仍在国民党控制内）。

在定海，朱枫找到了存济医院的院长顾孙谋，他是朱枫爸爸的朋友，于是，朱枫就在顾家住了下来。但是，定海也不是久留之地，朱枫每天打听有没有去上海的船只，但是当时舟山还没有解放，海上封锁，几乎没有船只通航。

2月18日，顾家突然来了两个便衣和四个宪兵，带走了朱枫，顾家人都很惊讶，不知道朱枫犯了什么罪，顾孙谋甚至想去把朱枫保释出来，但是打听了一圈也没有打听到朱枫的下落。

朱枫的身份，只有两个人知道，一个是吴石，一个是蔡孝乾，她被捕了，那就意味着一定有人被捕叛变了。

这个人就是蔡孝乾！

蔡孝乾的叛变

作为共产党在台湾的最高领导人，蔡孝乾的被捕叛变，对地下党组织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在他的招供下，台湾地下党组织有3000人被杀，8000人被捕入狱，他招供出来的人中，就有朱枫。

蔡孝乾是如何被捕的呢？我们要从头说起。

蔡孝乾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1908年出生，1924年到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学习，瞿秋白，任弼时都曾经是他的老师，他也深受他们的影响，积极参加进步组织的活动。1928年参与组建了台湾共产党，负责宣传工作。

当年8月，为了躲避日本当局的搜捕，蔡孝乾来到苏区瑞金，在列宁师范学校任教，并和毛泽覃，胡耀邦成为了朋友。1934年10月，蔡孝乾跟随中央红军参加了长征，他是长征中唯一的台湾籍党员，这也成了他一生中最大的政治资本。

抗战爆发后，蔡孝乾来到八路军总部工作，担任敌工部部长，负责用日语对敌人进行策反，管理战俘。1945年，中央决定在台湾成立工作委员会，毫无悬念，蔡孝乾被任命为工作委员会书记。

1946年，蔡孝乾秘密潜回台湾，化名“老郑”。

在台湾，蔡孝乾发动了彰化农民减租斗争，台北机务段员工运动等。随着三大战役的结束，解放军兵峰南下直捣海南，蔡孝乾的思想也发生了变化。

蔡孝乾认为，凭着目前解放军的士气，解放台湾是早晚的事情，那么一旦台湾解放，以他的资历，一定会成为台湾的领导人，于是，他的生活也开始腐化，行事也开始高调，逐渐半公开化。

他先是和自己妻子16岁的妹妹公然同居在一起，然后又出入高档酒店，吃牛排，喝洋酒，看大戏，钱不够了就挪用经费，经费不够了，就开始敲富商的竹杠，暗示富商自己是共产党在台湾的领导人，将来台湾解放会好好照顾他。

和朱枫接上头后，蔡孝乾还做了两件违反原则的事情。第一件是主动要了朱枫的电话号码，随手记在了包里的一张纸币上，第二是要求朱枫帮忙他给小姨子开一张特别通行证。

在蔡孝乾的影响下，当时台湾地下党组织也出现了一种放松警惕的现象，大家都以为台湾解放指日可待，在工作中就出现了纰漏。

当时台湾工作委员会有一份机关报《光明报》，这份报纸居然被投放到了“台湾省主席”陈诚的办公室，甚至蒋介石的士林官邸也收到了。蒋介石大怒，下令彻查。

案子落到了保密局侦防组长谷正文头上。

谷正文曾经也是共产党员，抗战时期在林彪的115师担任侦察大队长，但是一次被捕后，他很快叛变了，投靠了军统，由于熟悉共产党的行事风格，很快便受到重用，在台湾时期，曾一度直接向蒋介石汇报工作，有“活阎王”的称号。

谷正文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发现，《光明报》和基隆中学的试卷是同一个印刷厂印刷出来的，于是顺藤摸瓜找到了台湾的地下党组织，抓捕了工委副书记陈泽民，通过陈泽民的招供，他们知道了蔡孝乾的住处，台北市泉州街26号。

1950年1月29日，蔡孝乾在回家的时候被抓捕，这是他第一次被捕。

蔡孝乾毕竟是有着多年革命经验的人，一开始他并没有招供，而是与国民党特工人员虚与委蛇，谷正文也没有对他用刑。蔡孝乾假装要带国民党特工去抓捕共产党员，在路上，他趁机逃跑了。

特工人员搜查了蔡孝乾的公文包，发现了纸币上的电话号码，还有一张纸上写着“吴次长”三个字。国民党的次长中只有一个人姓吴，就是吴石，但是他是“国防部参谋次长”，是一个大人物，因此，军统人员也没有过多的联想。

但是他们通过纸币上的电话号码，锁定了朱枫，她就是共产党的交通员。半个月后，朱枫在定海被捕。

出逃后的蔡孝乾，匆忙地给朱枫留下了一个暗号，暗示她赶紧离开，然后自己带着16岁的小姨子躲到了嘉义农村。

3个月后，蔡孝乾在嘉义再次被捕，这一次，谷正文没有客气，直接对蔡孝乾用刑，蔡孝乾开始招供，台湾的地下党组织遭到了毁灭式的打击，很多年都没有恢复元气。

吴石的暴露

朱枫被捕后，保密局人员以为一个女流之辈，肯定会很快招供的，于是就不断地进行劝降，甚至让朱枫的女儿过来劝她，但是她始终不为所动。

2月26日，朱枫发高烧，她向看守要了一杯温水，然后偷偷地咬碎了自己的金项链和金镯子，分四次吞下了金子，她宁愿自杀也不愿意当一个叛徒。

第二天，看守发现朱枫痛苦地躺在地上，立马把朱枫送到了台北，在台北医院，X光机清晰地显示出，在朱枫的胃里，有4个金子，医生用药物将金子排了出来，朱枫自杀失败。这张X光照至今还保存在台湾。

朱枫的被捕，让谷正文发现了一个新的线索。

1月29日蔡孝乾被捕，2月4日朱枫居然还能持“特别通行证”离开台湾，开具证明的就是“参谋次长”吴石。联想到蔡孝乾包里的那张写有“吴次长”三个字的纸条。

谷正文断定，吴石一定有问题！

但是他不敢轻易地去抓捕吴石，在请示了蒋介石之后，蒋介石下达了一个命令：“死要见尸”。谷正文才在“参谋总长”周至柔的同意下，对吴石进行了抓捕。

国民党特工对吴石的家里进行了彻底的搜查，最后只搜出来一根小金条，仅4两重，连负责搜查的特工都感叹：“这么大的官，吴石太不值得了。”

在狱中，吴石遭到了严刑拷打，一只眼睛因此失明，但是他始终没有招供。一同被捕的还有负责为吴石传递情报的“国防部二厅”中尉王正均，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王正均始终不吐一字。

审讯人员劝他，你只是一个副官，是从犯，只要坦白交代，也许还能留下一命。王正均只说了四个字：“无言可诉”！

负责审理这个案件的李资生在后来写的《台湾大间谍案破获始末》里提到：

“吴石是一个忠诚过度的情报员，他以参谋人员的立场，猜测中共目前需要的情报，而加以有意地收集。他并且懂得情报的要求，特别注重数字、图表，使得朱小姐转送过去的资料，都对中共具有极大的价值。”

谷正文也在《吴石等叛乱案》中写道：

“吴石党性坚强，学能优良，维护此种重要工作，不惜牺牲个人生命之纪律与精神，诚有可取法之处”。

事后有人说：“如果不是台湾的地下组织被破坏，那么吴石将是中共兵不血刃解放台湾的功臣”。

1950年6月10日下午4点，台湾“军事特别法庭”对吴石等人进行开庭审理，审判长是蒋鼎文，整个过程只有10分钟，只是依次念了几个人的名字，他们分别是吴石，朱枫，聂曦（吴石副官），陈宝仓（联勤总部第四兵工站总监）。随后就宣判他们死刑。

4点半，吴石等4人被带到马场町，在路上，吴石大声地说：“台湾大陆都是一家人，这是血脉、民心。几十年后，我会回到故里的！”

就义前，他朗诵了自己在狱中写的诗：

天意茫茫未可窥，悠悠世事更难知。
平生竭力唯忠善，如此收场亦太悲。
五十七年一梦中，声名志业总成空。
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嗟堪对我翁。

朱枫是4人中唯一的女性，也是唯一的共产党员，就义前她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尾声

因为隐蔽战线的高度机密性，吴石等人的就义，在当时并不能公开，他们的子女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直到1973年，在周恩来总理的支持下，才追认吴石为烈士。

1984年，吴石的长子吴韶成与在美国的小妹取得了联系，他与妹妹吴兰成一起赴美国看望了80岁的母亲王碧奎，分别34年后，一家人终于团聚在一起，只是少了一个人。

母亲递给吴韶成一封父亲的绝笔信，上面写道：“我素不事资产，生活亦俭朴，手边有钱均已购书与援助戚友，望儿辈体会我一生清廉，应知自立为善人，坚守吾家清廉节俭家风，则吾意足矣”

1994年，吴石遗骸被小女儿吴学成带回北京，和妻子王碧奎一起合葬在了北京福田公墓。而朱枫的遗骸直到2010年才找到。

整整60年，烈士魂归故里！

2013年，在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建了一座“无名烈士广场”，广场的正中央有四个人的雕像，他们就是吴石，朱枫，聂曦，陈宝仓。

英雄无名，但永远不会被人们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