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阵子，日本内阁新添了一个“孤独大臣”岗位，旨在以政府之力“减少本国居民的孤独感和社会疏离感”。

可见，日本人的孤独问题已经上升到了社会危机的程度，而持续的疫情，又使得孤独问题不断恶化。

早在十年前，日本广播协会（NHK）就曾播出过纪录片《无缘社会》，讲述了“无缘者”们的故事。

所谓的“无缘者”，指的是没有“社缘”、“血缘”、“地缘”，没有朋友、没有亲人，也与家乡断绝关系，“自愿孤独”的人们。

面对镜头，这些“自愿孤独”的日本人主要表达的意思就是——“我不想为了自己的事再给别人添更多的麻烦。”

孤独，就是他们最后的尊严。

而发展到现在，很多的“无缘者”已经走向了“孤独死”。

从字面上看，“孤独死”也很好理解，就是在身边没有任何照顾和陪伴的情形下，悄然死去。很多时候，他们的离世，直到尸体腐败散发恶臭，蛆虫爬出了屋子才会被他人察觉。

除了发现尸体，如何处理尸体和“事发现场”，也成了一个大麻烦。

于是，愈发常见的“孤独死”带动了一个特殊行业的发展——洗地。

“孤独死”后，先由警察和法医确认身份，再委托专业“洗地”人员清理尸体和死亡现场。

一般从事“洗地”工作的，除了少量的固定员工，更多的为派遣人员。这些“临时工”不但要忍受恶劣的打扫环境，还得能承受住巨大的视觉和心理冲击——一片狼藉又散发着恶臭的房间，各种“不可描述”的腐烂尸体、被尸液体浸坏了的榻榻米、地板（因为人体大部分都是水，死亡两到三周以后，体液会流得到处都是），长了毛的剩饭和发霉的旧衣物、被单......苍蝇爬满窗台，蛆虫在地上成片的蠕动——这些虫子以吃尸体为生；在湿滑黏液横流的屋子里，总会时不时地踩到一些“不明杂物”。

如果死者恰巧是猝死在浴缸里，还会呈现出“巨人观”，死相极为恐怖。

这番情形，即便戴着过滤面罩，也很难完全屏蔽气味，更何况，一些小公司为了节约成本，只给雇员们配发普通的一次性口罩。

跟全球的老年人一样，很多日本老人家们也喜欢捡垃圾，大到废弃家具，小到报纸杂志饮料瓶，统统都往家里搬。垃圾越堆越高，摇摇欲坠，结果，不少独居老人就是因为被倒下来的垃圾砸中，动弹不得，无人及时救助，在痛苦中慢慢死去的。

更要命的是，因为日本垃圾分类严格，洗地人们必须在堆成山的垃圾中，忍受着恶臭和巨大的视觉冲击，尽量平复心态，缓慢仔细地进行类别分拣。

洗地人们收拾完后，还会为逝者献上一束花一炷香。

如果在死者家中找到遗像、佛龛等物件，而家属不愿保留，或找不着家属的话，“洗地”人员则需要悉数运回公司，放置到专门的仓库里。公司会定期找僧人前来超度，然后再集中处理。

而被拒领的死者遗体，则只能在烧成骨灰后寄到寺庙。

在日本，专业承接“洗地”工作的公司，2010年尚且只有几百家，而到了2018年底，已经发展到了超过5000家，即便如此，还天天接单接到手软。

近二十年来，日本单身独居中老年人的“孤独死”数量一路高升，很大程度上，跟这一代人年轻时正好赶上日本泡沫经济崩塌的“厄运”有关～无望的生活、巨大的压力和抑郁感让他们放弃了结婚生子，就这么浑浑噩噩的活成了中老年人。

比如，日本纪录片《老年公寓清洁队》里重点提及的75岁的宫川一多。

随着夏季的来临，有周边住户不断发现家里飞进来很多苍蝇，渐渐的，还有越来越多的蛆虫到处爬，家里的总弥漫着一股子不可名状的恶臭。

在邻居们的反映下，管理员才发现了宫川一多已经快成了骷髅的尸体。

上世纪90年代初，宫川的母亲就患病离世。老妈死后，宫川和自己的一个哥哥、三个弟弟基本就不怎么往来了。

宫川的父亲生前是一位口碑不错的医生，2008年去世。因为各种原因，宫川换过很多工作，最后干脆蛰居在家，靠老爸的退休金和积蓄生活。

接到宫川的死讯后，他的兄弟中，只有大哥和五弟回了一趟老宅，协助警方确认了遗体，然后直接找到了一个收费合理的“洗地公司”，并表示，不接受任何宫川的遗物，清理出的物品，一律当作垃圾处理掉即可。

而整理出的宫川的遗物，基本就能看到他微缩的一生。

宫川生前的住所

一楼的储物间里，还存放着宫川上小学时骑的红色自行车。在楼上的相册中，照片上的宫川欢快地骑着自行车，也曾经笑得一脸灿烂，妥妥的一个阳光少年的样子。

在他的屋内，还收拾出了一份包装精美的礼物，上面写着——情人节快乐。

这或许，是别人送给他的礼物，或许，是他最终没能传递出去的爱意。

虽然宫川终身未婚，也没有被人察觉出任何恋爱的迹象，但也并不表明，他真的就不懂感情，不愿意尝试正常人的生活。

这些遗物都在证明，他也曾热爱生活，试图走出清冷的老宅，拥抱这个世界.....

原本，在日本人的人情风俗中，“不打扰”，不给人添麻烦，总被认作他们最大的礼节。那么，不接触社会、不结婚生子，这样，不就什么麻烦也木有了嘛。

而且，当今的日本，“小家庭”和拒绝婚育的单身户越来越普遍，再加上排名世界第一的老年人人口占比，这让日本的“孤独死”越来越普遍。

实际上，那些“孤独死”者中，除了大量独居老年人，也不乏尚具有劳动力的中青年人士。

他们在梦想破灭后，深感被社会孤立，也找不到，或者根本不愿意找一个能够诉说自己困苦的人。

这些人活着的时候，又被称作“隐蔽族”。

据2107年日本政府统计的数据，年龄14岁到40岁的人之间“隐蔽族”的人数总计54万之众。

他们在遭遇校园霸凌、就业不顺利，失恋、或者被职场人际关系所困扰后，心灰意冷，转身成了“隐蔽族”。

之后死宅家中“啃老”，每天靠动漫和数码产品打发时间，一见到“生人”，就莫名的恐慌和不自在。既不从事物质生产，也不关心人口生产......

非常典型的，有两年前的日本高官杀子案——76岁的前农林水产省副大臣熊泽秀明在和儿子44岁的蛰居族儿子颖一郎发生口角后，把“不争气”的儿子刺死在了家中。

被捕时的熊泽秀明

在近些年的日本，类似亲手了断“啃老”儿女的例子还有很多。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泡沫经济崩溃之前，日本企业普遍实行的都是“终身雇佣制”，这时的上班族们，大多工作稳定，老了能享受到稳定的退休金。

而他们的儿女们和孙辈们，费了大劲往往也仅能谋得了“派遣”性质的岗位，压力大、待遇差，还特别容易遭到“前辈”和同僚们的排挤。遇到打击后，他们中的一些人往往会自此彻底厌弃社会，“家里蹲”啃老去了。

其实，这些躲在家里人，也并非就单纯是因为懒惰和自私。他们的心灵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过伤害。

面对这类蛰居人群，日本政府和各种社会组织也是下了不少功夫的。

在日本，除了“洗地”行业，另一个针对青壮年“蛰居族”的职业也在兴起，叫做“租赁姐姐”。

这些“租赁姐姐”会前往蛰居族的家中，用爱心和鼓励，主动陪伴他们，帮助蛰居族走出房间，回归到正常的社会秩序里去。

BBC就曾专门做了一个纪录片名叫《租赁姐姐》，主要跟拍了一家名叫new star的机构。该机构曾帮助过2000人，成功率80%。

纪录片中，我们可以发现，所有蛰居族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过心灵和肉体上的伤害，他们自我封闭在压抑的环境里，长期充斥着绝望、暴力、愤怒、怀疑和孤独等负面情绪；而租赁姐姐，则是用温柔、耐心、包容来对抗这些恶劣情绪，为蛰居族疗伤，引导他们走向社会。

但这种治疗效果是否持久，一旦回归后的“蛰居族”们再次受到伤害后，他们是否还能挺得下去，这就不得而知了。

这方面，除了日本，当今的整个东亚社会，也上演着相似的情形——生育率低迷、老龄化危机、找工作不易、年轻人流行低欲望生活等等。当然，咱们这边叫做“佛系青年”。

很多人觉得，日本人那种“不愿打扰他人”的文化，更像是一种比较体面的说法；其实它最后，往往就演变成一种自我的孤立，再把这样的一种状态，凭空想象成体面的、不去打扰别人的一种礼仪和美德罢了。

而他们最后的悄然离世，也很难说究竟是老人孤独死了，还是孤独的人老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