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记者讲述：如何拿到独家的新闻线索？

来源：新京报传媒研究

如何拿到独家的新闻线索？如何挖掘到新闻事件背后的真相？如何采访到别人采不到的新闻当事人？如何突破？如何做暗访？如何做一个在黑暗中行走的调查记者？

今天我们推荐的这篇文章，是知名媒体人崔木杨多年来的采访经验总结。

在当下，好像每位媒体人都有一个困惑，在微博等新媒体的冲击下，做记者的还有没有出路？有人说记者这种职业已经逐渐地没落，这种判断到底对不对？我认为，在新媒体的冲击下，记者不但没有“失势”，反而更具有优势。因为受众除了通过自媒体获得消息，还需要专业记者和媒体在经过调查之后将真相呈现出来。而经过新闻专业主义训练的记者，显然更具有竞争优势。这就好比人人都会做饭，但是技艺高超的厨师做出来的饭菜，相比普通人来做的来说，会更好吃。

走别人不敢走的路

我要讲的第一个案例，标题是《空降兵撕碎遗书，成功救出震区最后孤岛灾民》，报道的背景是：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在震区我们接到了新华社的一个电讯，说在什邡一个叫金华镇的地方，通往外界的路已经被泥石流和山体塌方所阻断，里面的村民已被困了5天，并与外界失去了联系。

我们决定跟随被派往搜救的22名空降兵官兵徒步进入该地区，当时的路况非常危险，到处是悬崖和绝壁，总共走了17个小时才到达了目的地——金华镇三江村，一个与外界失去联系的“孤岛”。但我们在半路遇到了山体滑坡，被困在了里面，当时情况十分危急。我们也一下子从救援者，变成了受援者。所幸的是，我们赶在海事卫星电话没电之前，发出了一条信息，而就是通过它，我们才与外界取得了联系，最终军方动用了直升飞机，才将被困的57名群众、22名空降兵和我们救了出去。

与我同行的还有一位同事，是新京报摄影记者陈杰，他在被营救前，手里始终攥着一张相机存储卡，当时他告诉我：“我已经想好了，要是石头把我埋了，我死前一定要攥好这张卡，并放在腰部，以后搜救队伍发现我的尸体时，一看到我的这种姿势，就知道我的手里一定有重要的东西”。

2008年的汶川地震是一场巨灾，当时前往灾区的媒体记者也非常的多，在此背景下，怎么样才能做出与众不同的报道呢？我的经验是“勤走”。所谓的“勤”，就是“走得远些远些再远些”，只要你勤奋，你就能找到别人找不到的东西。所谓的“走”，也并非一般意义的“走”，其实是“走别人不敢走的路”，在其他记者都不敢去时，我们就往里走。

另外非常关键的一点是，记者在采访时，一定要具有发散思维，记者是一个采访者，也是一个思考者，要学会质疑一切新闻事件，因为每一个谎言背后都是一条更生猛的新闻。

这里要举的例子是2011年“中海油渤海湾石油平台漏油事件”的报道。

在整个事件的初期，由于中海油渤海湾钻井平台在海上这一特殊位置，很少有人能够到达，所以这也就使得消息源十分单一，当时只是新华社发出的一条消息，意思说中海油漏油平台已经止漏了。

这一消息距离发现漏油才仅仅三天，在看过相关新闻之后，我就开始琢磨，这些消息不对。因为在此之前，我翻看了很多关于2010年墨西哥漏油事件的资料，资料显示，墨西哥漏油事件从发现到处理，甚至持续数年都不能解决，而中海油几天就解决了？

于是，我开始关注当地的一些地方报纸，终于在一张报纸上发现了一则新闻，是一些游客在渤海湾发现了漂浮的原油，于是我当时就有一个判断：中海油可能在说谎。于是，我立即向报社领导请示，准备去寻找这个漏油的平台，但是问题也出现了，首先我们得找到一条船，一条能够行驶到钻油平台的船；其次还需要一套卫星定位系统，另外还要搞清楚钻油平台的坐标。但报社领导非常支持，说这些都不是问题，只要不超过10万元，你就去做吧。于是，我们先解决了船的问题，然后又通过线人，拿到了中海油漏油平台的具体坐标。很幸运的是，在经过6个小时的海上航行之后，我们找到了出事的平台。

此时，真相也就随之浮出水面了，它所谓的“问题已经得到控制”，并不是真的。当时我们所看到的清理油污的船像舰队一样排列着，可以说目之所及全都是正在作业的清污船。与我同行的船老板以为我们是负责清污的巡视员，向我们详细讲述了他所了解的关于漏油事件的一些细节。

所以说，要想做出一篇与众不同的报道，如果说前一个案例是“走别人不敢走的路”，那这个案例就是告诉我们，还要“到别人到不了的地方”。

善于观察和思考

在重大事件中，新闻当事人不愿意说话怎么办?还是通过两个例子来分析，第一个是一篇人物报道《农民陈凯旋在给总理带路之后》。这篇报道之前，我看到了新华社的一组消息，讲述的是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湖南视察时，一位农民突然出现了，给总理带路，想让总理看一看，他家前段时间莫名其妙出现的大坑。

看完这则消息，我就在思考，一般总理在各地视察时，警备工作都很森严，而且视察路线通常都是事先安排好的，而这种“突发”情况非常罕见。于是，我就向新华社的同行打听，原来这位农民的确是自己从人群中钻出来的。了解完这些，我决定去湖南当地找到这位为总理带路的农民。

到了当地，得知这位农民在给总理带路之后，基本上各级领导都曾找他谈过话，而谈完话之后，这个人就“失踪”了。我到他家之后，他的家人也告诉我他不在。此时了解陈凯旋的个人特点，找到突破口就变得尤为重要，我便仔细观察，通过一个细节，发现陈凯旋其实是一个非常直率而且爱面子的人，据说这次的“为总理带路”，其实源于很多村民夸他口才好，“怂恿”他作为代表，借此机会向总理反映一下“大坑”的情况，于是便出现了新闻报道中的一幕。

通过询问，我感觉他一定就藏在家里，但是他不想见我。于是，我便到村里各家去打听他的去向，一圈走下来，当又回到他家的时候，他终于出现了。原因是他觉得我跟其他记者不一样，是真的担心他。于是，他告诉了我一些真相。

其实，这件事情很富有戏剧性，在带路之后，他以为自己成为了一个大人物，老百姓们都觉得他能为总理带路，很了不起，但没想到，接下来各级领导都来找他谈话，而所有谈话其实都是在训斥他。他之前开了一个小菜店，这件事情之后，卫生、防疫、工商都来到他的店里，意思是你给当地惹了很大的麻烦。了解完这些情况，我撰写了这篇人物报道，刊发之后也引起了相关领导的重视，当地市长还专程到他家给他道歉。据说，后来他还到了镇里工作，甚至有些人还会找他来伸冤。

另外一个例子是2011年的“甘肃正宁县校车事件”报道。我到当地采访时，出事幼儿园的园长已经被刑拘了，幼儿园也被查封了，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大多数人更想知道：幼儿园与校车司机之间的责任关系，以及他们都做了什么。很多赶到当地的记者想找到这些真相，但大家都一筹莫展。我在幼儿园附近也转了很久，发现幼儿园里是有亮灯的，烟囱也是冒烟的，于是断定幼儿园里有人，只不过是外面不管怎么敲门，里面的人都不开。

我于是从后墙翻了进去，我刚进去，屋里果然就出来两个人，是一男一女，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是记者，男的态度还比较好，但女的情绪就比较激动，要赶我出去，并威胁我说再不走就要报警。我一听，说：“那你报吧”。然后我就坐在那等，过了一会儿警察就来了，我把记者证给了警察，警察看完对他们说：“这个……人家是记者，你们报什么警啊？”然后警察就走了。但他们还是什么都不肯说，我就仔细观察，发现男的其实挺有倾诉欲的，但是只要他刚想说点什么，女的就会在旁边使眼色或者拽衣角。我心想这样不行，得把他俩分开，找这个男的突破。其实很多采访，有时就像跑马拉松，路程会很长，你也努力了很多，但是如果你永远冲不过终点，就永远不算成功。

一般西北男人都比较爱面子，我于是就把胳膊搭在他肩膀上，小声对他说：“哥哥，你怎么说也是一老爷们儿，我觉得女人不应该能管得住你”。他一听这话，马上就对那个女的说：“行啦，你回去吧，我自己知道该怎么办”。于是，我便很顺利地采访到了这个人，在采访中，我才知道他是园长的弟弟。在他之后，我还找到了园长的妻子以及出事校车司机，并最终完成了这篇名为《失控的夺命校车》的特稿。

从这两个例子我们会发现，要想采访到新闻当事人，就一定要善于观察和思考，分析其中的必在联系，从而找到关键的突破口。

除了勇气，还要有智慧

接下来谈一谈“暗访”，在暗访时，应该注意什么，如何把报道做得更加深入？我要举的例子是2009年的“缅甸金三角，山西少年跨国绑架案”。

这篇新闻报道，始自于我接到的一个电话，是我以前采访时结识的一位山西农民打来的，电话一接通，他就十分焦急地告诉我，他的儿子被绑架了。我当心里就很纳闷，什么人会绑架一位农民的儿子？

接下来他告诉我，不仅他的儿子被绑架了，村里其他几家的孩子也被绑架了，于是我问他，孩子被绑到了哪里？他说绑到了缅甸。缅甸？直觉告诉我，这事儿不同寻常，接着我问他报警没有，他告诉我说当地警察都管不了。

在了解完这些信息之后，我决定到山西走一趟，在当地走访之后，我了解到，是当地的一个人在缅甸的赌场打工，把这些小孩带走时，宣称是去赚钱，但结果却是，家里钱没收到，收到的是缅甸打来的勒索电话，绑匪打电话时，还殴打孩子，因为孩子叫得越惨，家长就会越揪心，有家长甚至都想到了卖肾凑钱赎回自己的孩子。

走访完几位家长之后，我来到了运城公安局，通过向刑警队长的询问得知，运城地区这样的绑架案还不止这几起，我当时反问他们为何不去解救？听到这句话，这位队长就把我叫到了里屋的办公室，一进屋，他就向我大吐苦水：“崔记者，你是不知道，我们真去了，但是我们过境不能带枪，到那边以后我们发现，那边的绑匪用的都是AK-47……我们救不了啊”。此时，我内心中已经决定了，做一次暗访，要到位于缅甸迈扎央的赌场去看一看，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去那儿之后，采用什么方法暗访？如何潜入对方内部，并获得对方信任呢？我想了好久，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因为我通过缅甸迈扎央的当地人了解到，很多来从中国跑出来的罪犯躲在赌场里，以此藏身来躲避打击，同时还诱使国人来此赌博。既然中国人多，那就相对好办些，我决定化妆成一个同样想开赌场，想向他们学习的赌客潜入赌场。

在去赌场之前，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包括这些孩子的家长。因为这种情形下，我的判断是不能相信任何一个人，假设家长们知道了，一旦跟绑匪提到我去了，绑匪就会觉得记者比孩子更好“敲钱”，我的处境就会变得非常危险。

我在赌场里暗访了7天，获得这家赌场内部人的信任，并逐步了解到在这个缅甸边境的小镇究竟发生了什么。在这家赌场，有很多来自江浙、山西的中国人，他们都利用自己在家乡的人脉，诱使中国人来这里赌博，但基本上，来这里赌博的人都会被绑架，绑匪以被绑的人欠了赌债为名义，向其家乡的亲属要钱。

通过调查，我发现要钱及对人质的惩罚方式通常有四种：第一种，就是把电话给人质，在人质给家人打电话时，不停地殴打人质，人质叫得越惨，他们就认为成功的几率越高；第二种，绑匪会把人质都集中关在一个房间里，然后每天只给他们一个馒头，让人质们互相争斗，谁最终打赢了所有人，这个馒头就归谁；第三种，“熊牢”。什么是熊牢，就是一个笼子里，一边关着的是饥饿的熊，一边关着的是人质，如果人贴着笼子，通常情况下，熊是咬不到的，但是一旦人质打盹或者稍有疏忽，就有可能被熊咬死。而相比之下，第四种是最为残忍的——“蚂蟥井”，就是将人质放进里面有很多蚂蟥的井里，等蚂蟥咬完人质之后，再将人质提上来。

掌握了这些事实真相之后，我返回了中国，回到当地公安局，当地公安局局长问我：“这些情况我们都清楚了，但是崔记者，这些事你能反映到谁那儿？这个官员的级别会有多高？”我便问他：“你觉得这个官员的级别应该有多高？”局长想了半天，告诉我：“怎么也得是我们省委书记”。局长告诉我，他们也营救过几次人质，但是，由于不能越境执法和各种限制，始终未能将这些犯罪团伙彻底打掉。我心里很清楚，这是一个极为严重的事件，我告诉他：“省委书记肯定级别不够，肯定得比他高。”

综合这些资料，我很快就撰写了两篇报道，先后刊登在《新京报》，而在第一篇报道刊发的当天上午，中央领导就作出重要批示，要求严厉打击这种境外犯罪。接下来，从公安部到外交部，包括边防局等有关部门立刻行动，最终成功营救人质200多人，致使迈扎央当地80多家赌场被取缔。

通过这个案例，我们会知道，在暗访中，记者一定要“胆大心细”，除了有足够的勇气，还要注意千万不要出现任何破绽。我在去缅甸之前，就将个人身份证等相关证件，以及电话等移动设备都藏了起来，因为一旦被绑匪发现，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记者要变成程序员

如何在“突发事件”中完成专业的调查报道？接下来，我结合发生在2010年的“伊春空难”的新闻报道进行分析。

类似于空难这种突发事件，记者要变成一个程序员，按钮一旦触发，你就要有自己的判断。也就是说，各个媒体在突发事件的一开始，拼的是：谁的报道更有规划性，谁的头脑更加清晰，谁对现场的判断更加准确。否则，即便你第一时间赶到了事发现场，你也可能无法获得任何有价值的信息。

这组报道，我清楚记得，当时空难发生在晚上10点左右，而我当时正在老家休假，距离伊春有六七百公里，得到这个消息，我当时就决定结束休假，10点30分我包了一辆车往伊春赶，在途中，我列出了拟采访对象：飞行员、乘客、塔台工作人员、救护人员、家属，以及目击者。

我刚到达伊春时，已经是早上7点半左右，而我第一站选择的不是事发现场，而是直奔塔台，因为我一路上也在不停地看消息。在网上，我看到国务院工作组已经到达伊春，我想当地警方估计已经封锁事发现场，而工作组一定会去塔台了解事发当时的情况，那里也许会有一些有价值的信息。

当我到达塔台时，只有两三个人在值班，于是我先向他们说明了来意，我说我是北京来的记者，（接下来的对话很关键）我说这次的事故，我想一定跟你们有很大的关系。他们一听，马上向我解释了他们在事发前后是如何指挥的，包括地勤人员，非常详细地向我们介绍了事发时的情况。

从塔台出来之后，我想接下来应该去找负责处理事故的当地警察了解一些情况，到了公安局，一位负责接待媒体的警察，让我先坐会儿，要等领导来。过了大概10分钟，我问他领导什么时候来？他说领导在开会。我心想这不靠谱。我没有继续等，只在这里浪费了10分钟。

从公安局出来，我去了消防队，因为一般这类事故现场，除了公安人员还一定会有消防队员。到了消防队，消防战士就向我们讲述了救援过程，这是因为他们跟警察的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相比之下，他们更愿意向媒体介绍他们的工作过程。

采访完消防队员，按照我的既定计划，我要采访的是乘客，因为这次空难与以往空难最大的不同就是：有幸存者。这也就意味着，我们能还原飞机失事前后发生了什么。于是，我决定去医院采访事故中的幸存者。但是到了医院，发现医院也已经被封锁了，而医生给出的拒绝理由是“此时媒体不便于对幸存者进行采访”。

我们也经常在新闻伦理中会讨论：这种时刻，该不该对幸存者进行采访？对此，我的看法是：想要接受采访的，我就去采访，不想接受的，我就不采访。

面对这种情况，很多媒体记者，有冒充家属的，有穿白大褂冒充医生的，但无一例外被医院请了出去。我该怎么去突破呢？

我找到了医院的一把手，并向他说明了来意，这位院长告诉我，按照上级要求，现在伤者啥都不能说，我当即表示这个没问题，我只是想了解一下医生们是怎么参与救援的，进行一下报道。他听完后想了想，觉得这个可以有，于是找来了分管急救的副院长，当副院长从院长处得知我的来意后，就非常热情，他说我给你找一个具体负责的科室主任吧，这位科室主任因为亲自参与了救援，因此介绍得特别详细。他介绍完之后，我要求向参与救援的护士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他说：“没问题，我给你去找护士长”。到我见到护士长时，其实我就已经进到病房了。

病房里，在跟护士聊完之后，我跟她说：“我想跟病房里能说话、也愿意说话的伤者聊一聊可以吗？”护士当时表示可以，于是这样，我就见到了三位幸存者，并通过他们的视角，还原了飞机头、飞机中部和飞机尾部在事发前后的情况。

其实所有的案例，其实都在告诉我们，只要你找到了合适的方式和方法，接下来成功地突破，并采访到真相，其实并不是太难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