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京报传媒研究

如何拿到独家的新闻线索?如何挖掘到新闻事件背后的真相?如何采访到别人采不到的新闻当事人?如何突破?如何做暗访?如何做一个在黑暗中行走的调查记者?

今天我们推荐的这篇文章,是知名媒体人崔木杨多年来的采访经验总结。

在当下,好像每位媒体人都有一个困惑,在微博等新媒体的冲击下,做记者的还有没有出路?有人说记者这种职业已经逐渐地没落,这种判断到底对不对?我认为,在新媒体的冲击下,记者不但没有“失势”,反而更具有优势。因为受众除了通过自媒体获得消息,还需要专业记者和媒体在经过调查之后将真相呈现出来。而经过新闻专业主义训练的记者,显然更具有竞争优势。这就好比人人都会做饭,但是技艺高超的厨师做出来的饭菜,相比普通人来做的来说,会更好吃。

走别人不敢走的路

我要讲的第一个案例,标题是《空降兵撕碎遗书,成功救出震区最后孤岛灾民》,报道的背景是: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在震区我们接到了新华社的一个电讯,说在什邡一个叫金华镇的地方,通往外界的路已经被泥石流和山体塌方所阻断,里面的村民已被困了5天,并与外界失去了联系。

我们决定跟随被派往搜救的22名空降兵官兵徒步进入该地区,当时的路况非常危险,到处是悬崖和绝壁,总共走了17个小时才到达了目的地——金华镇三江村,一个与外界失去联系的“孤岛”。但我们在半路遇到了山体滑坡,被困在了里面,当时情况十分危急。我们也一下子从救援者,变成了受援者。所幸的是,我们赶在海事卫星电话没电之前,发出了一条信息,而就是通过它,我们才与外界取得了联系,最终军方动用了直升飞机,才将被困的57名群众、22名空降兵和我们救了出去。

与我同行的还有一位同事,是新京报摄影记者陈杰,他在被营救前,手里始终攥着一张相机存储卡,当时他告诉我:“我已经想好了,要是石头把我埋了,我死前一定要攥好这张卡,并放在腰部,以后搜救队伍发现我的尸体时,一看到我的这种姿势,就知道我的手里一定有重要的东西”。

2008年的汶川地震是一场巨灾,当时前往灾区的媒体记者也非常的多,在此背景下,怎么样才能做出与众不同的报道呢?我的经验是“勤走”。所谓的“勤”,就是“走得远些远些再远些”,只要你勤奋,你就能找到别人找不到的东西。所谓的“走”,也并非一般意义的“走”,其实是“走别人不敢走的路”,在其他记者都不敢去时,我们就往里走。

另外非常关键的一点是,记者在采访时,一定要具有发散思维,记者是一个采访者,也是一个思考者,要学会质疑一切新闻事件,因为每一个谎言背后都是一条更生猛的新闻。

这里要举的例子是2011年“中海油渤海湾石油平台漏油事件”的报道。

在整个事件的初期,由于中海油渤海湾钻井平台在海上这一特殊位置,很少有人能够到达,所以这也就使得消息源十分单一,当时只是新华社发出的一条消息,意思说中海油漏油平台已经止漏了。

这一消息距离发现漏油才仅仅三天,在看过相关新闻之后,我就开始琢磨,这些消息不对。因为在此之前,我翻看了很多关于2010年墨西哥漏油事件的资料,资料显示,墨西哥漏油事件从发现到处理,甚至持续数年都不能解决,而中海油几天就解决了?

于是,我开始关注当地的一些地方报纸,终于在一张报纸上发现了一则新闻,是一些游客在渤海湾发现了漂浮的原油,于是我当时就有一个判断:中海油可能在说谎。于是,我立即向报社领导请示,准备去寻找这个漏油的平台,但是问题也出现了,首先我们得找到一条船,一条能够行驶到钻油平台的船;其次还需要一套卫星定位系统,另外还要搞清楚钻油平台的坐标。但报社领导非常支持,说这些都不是问题,只要不超过10万元,你就去做吧。于是,我们先解决了船的问题,然后又通过线人,拿到了中海油漏油平台的具体坐标。很幸运的是,在经过6个小时的海上航行之后,我们找到了出事的平台。

此时,真相也就随之浮出水面了,它所谓的“问题已经得到控制”,并不是真的。当时我们所看到的清理油污的船像舰队一样排列着,可以说目之所及全都是正在作业的清污船。与我同行的船老板以为我们是负责清污的巡视员,向我们详细讲述了他所了解的关于漏油事件的一些细节。

所以说,要想做出一篇与众不同的报道,如果说前一个案例是“走别人不敢走的路”,那这个案例就是告诉我们,还要“到别人到不了的地方”。

善于观察和思考

在重大事件中,新闻当事人不愿意说话怎么办?还是通过两个例子来分析,第一个是一篇人物报道《农民陈凯旋在给总理带路之后》。这篇报道之前,我看到了新华社的一组消息,讲述的是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湖南视察时,一位农民突然出现了,给总理带路,想让总理看一看,他家前段时间莫名其妙出现的大坑。

看完这则消息,我就在思考,一般总理在各地视察时,警备工作都很森严,而且视察路线通常都是事先安排好的,而这种“突发”情况非常罕见。于是,我就向新华社的同行打听,原来这位农民的确是自己从人群中钻出来的。了解完这些,我决定去湖南当地找到这位为总理带路的农民。

到了当地,得知这位农民在给总理带路之后,基本上各级领导都曾找他谈过话,而谈完话之后,这个人就“失踪”了。我到他家之后,他的家人也告诉我他不在。此时了解陈凯旋的个人特点,找到突破口就变得尤为重要,我便仔细观察,通过一个细节,发现陈凯旋其实是一个非常直率而且爱面子的人,据说这次的“为总理带路”,其实源于很多村民夸他口才好,“怂恿”他作为代表,借此机会向总理反映一下“大坑”的情况,于是便出现了新闻报道中的一幕。

通过询问,我感觉他一定就藏在家里,但是他不想见我。于是,我便到村里各家去打听他的去向,一圈走下来,当又回到他家的时候,他终于出现了。原因是他觉得我跟其他记者不一样,是真的担心他。于是,他告诉了我一些真相。

其实,这件事情很富有戏剧性,在带路之后,他以为自己成为了一个大人物,老百姓们都觉得他能为总理带路,很了不起,但没想到,接下来各级领导都来找他谈话,而所有谈话其实都是在训斥他。他之前开了一个小菜店,这件事情之后,卫生、防疫、工商都来到他的店里,意思是你给当地惹了很大的麻烦。了解完这些情况,我撰写了这篇人物报道,刊发之后也引起了相关领导的重视,当地市长还专程到他家给他道歉。据说,后来他还到了镇里工作,甚至有些人还会找他来伸冤。

另外一个例子是2011年的“甘肃正宁县校车事件”报道。我到当地采访时,出事幼儿园的园长已经被刑拘了,幼儿园也被查封了,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大多数人更想知道:幼儿园与校车司机之间的责任关系,以及他们都做了什么。很多赶到当地的记者想找到这些真相,但大家都一筹莫展。我在幼儿园附近也转了很久,发现幼儿园里是有亮灯的,烟囱也是冒烟的,于是断定幼儿园里有人,只不过是外面不管怎么敲门,里面的人都不开。

我于是从后墙翻了进去,我刚进去,屋里果然就出来两个人,是一男一女,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是记者,男的态度还比较好,但女的情绪就比较激动,要赶我出去,并威胁我说再不走就要报警。我一听,说:“那你报吧”。然后我就坐在那等,过了一会儿警察就来了,我把记者证给了警察,警察看完对他们说:“这个……人家是记者,你们报什么警啊?”然后警察就走了。但他们还是什么都不肯说,我就仔细观察,发现男的其实挺有倾诉欲的,但是只要他刚想说点什么,女的就会在旁边使眼色或者拽衣角。我心想这样不行,得把他俩分开,找这个男的突破。其实很多采访,有时就像跑马拉松,路程会很长,你也努力了很多,但是如果你永远冲不过终点,就永远不算成功。

一般西北男人都比较爱面子,我于是就把胳膊搭在他肩膀上,小声对他说:“哥哥,你怎么说也是一老爷们儿,我觉得女人不应该能管得住你”。他一听这话,马上就对那个女的说:“行啦,你回去吧,我自己知道该怎么办”。于是,我便很顺利地采访到了这个人,在采访中,我才知道他是园长的弟弟。在他之后,我还找到了园长的妻子以及出事校车司机,并最终完成了这篇名为《失控的夺命校车》的特稿。

从这两个例子我们会发现,要想采访到新闻当事人,就一定要善于观察和思考,分析其中的必在联系,从而找到关键的突破口。

除了勇气,还要有智慧

接下来谈一谈“暗访”,在暗访时,应该注意什么,如何把报道做得更加深入?我要举的例子是2009年的“缅甸金三角,山西少年跨国绑架案”。

这篇新闻报道,始自于我接到的一个电话,是我以前采访时结识的一位山西农民打来的,电话一接通,他就十分焦急地告诉我,他的儿子被绑架了。我当心里就很纳闷,什么人会绑架一位农民的儿子?

接下来他告诉我,不仅他的儿子被绑架了,村里其他几家的孩子也被绑架了,于是我问他,孩子被绑到了哪里?他说绑到了缅甸。缅甸?直觉告诉我,这事儿不同寻常,接着我问他报警没有,他告诉我说当地警察都管不了。

在了解完这些信息之后,我决定到山西走一趟,在当地走访之后,我了解到,是当地的一个人在缅甸的赌场打工,把这些小孩带走时,宣称是去赚钱,但结果却是,家里钱没收到,收到的是缅甸打来的勒索电话,绑匪打电话时,还殴打孩子,因为孩子叫得越惨,家长就会越揪心,有家长甚至都想到了卖肾凑钱赎回自己的孩子。

走访完几位家长之后,我来到了运城公安局,通过向刑警队长的询问得知,运城地区这样的绑架案还不止这几起,我当时反问他们为何不去解救?听到这句话,这位队长就把我叫到了里屋的办公室,一进屋,他就向我大吐苦水:“崔记者,你是不知道,我们真去了,但是我们过境不能带枪,到那边以后我们发现,那边的绑匪用的都是AK-47……我们救不了啊”。此时,我内心中已经决定了,做一次暗访,要到位于缅甸迈扎央的赌场去看一看,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去那儿之后,采用什么方法暗访?如何潜入对方内部,并获得对方信任呢?我想了好久,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因为我通过缅甸迈扎央的当地人了解到,很多来从中国跑出来的罪犯躲在赌场里,以此藏身来躲避打击,同时还诱使国人来此赌博。既然中国人多,那就相对好办些,我决定化妆成一个同样想开赌场,想向他们学习的赌客潜入赌场。

在去赌场之前,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包括这些孩子的家长。因为这种情形下,我的判断是不能相信任何一个人,假设家长们知道了,一旦跟绑匪提到我去了,绑匪就会觉得记者比孩子更好“敲钱”,我的处境就会变得非常危险。

我在赌场里暗访了7天,获得这家赌场内部人的信任,并逐步了解到在这个缅甸边境的小镇究竟发生了什么。在这家赌场,有很多来自江浙、山西的中国人,他们都利用自己在家乡的人脉,诱使中国人来这里赌博,但基本上,来这里赌博的人都会被绑架,绑匪以被绑的人欠了赌债为名义,向其家乡的亲属要钱。

通过调查,我发现要钱及对人质的惩罚方式通常有四种:第一种,就是把电话给人质,在人质给家人打电话时,不停地殴打人质,人质叫得越惨,他们就认为成功的几率越高;第二种,绑匪会把人质都集中关在一个房间里,然后每天只给他们一个馒头,让人质们互相争斗,谁最终打赢了所有人,这个馒头就归谁;第三种,“熊牢”。什么是熊牢,就是一个笼子里,一边关着的是饥饿的熊,一边关着的是人质,如果人贴着笼子,通常情况下,熊是咬不到的,但是一旦人质打盹或者稍有疏忽,就有可能被熊咬死。而相比之下,第四种是最为残忍的——“蚂蟥井”,就是将人质放进里面有很多蚂蟥的井里,等蚂蟥咬完人质之后,再将人质提上来。

掌握了这些事实真相之后,我返回了中国,回到当地公安局,当地公安局局长问我:“这些情况我们都清楚了,但是崔记者,这些事你能反映到谁那儿?这个官员的级别会有多高?”我便问他:“你觉得这个官员的级别应该有多高?”局长想了半天,告诉我:“怎么也得是我们省委书记”。局长告诉我,他们也营救过几次人质,但是,由于不能越境执法和各种限制,始终未能将这些犯罪团伙彻底打掉。我心里很清楚,这是一个极为严重的事件,我告诉他:“省委书记肯定级别不够,肯定得比他高。”

综合这些资料,我很快就撰写了两篇报道,先后刊登在《新京报》,而在第一篇报道刊发的当天上午,中央领导就作出重要批示,要求严厉打击这种境外犯罪。接下来,从公安部到外交部,包括边防局等有关部门立刻行动,最终成功营救人质200多人,致使迈扎央当地80多家赌场被取缔。

通过这个案例,我们会知道,在暗访中,记者一定要“胆大心细”,除了有足够的勇气,还要注意千万不要出现任何破绽。我在去缅甸之前,就将个人身份证等相关证件,以及电话等移动设备都藏了起来,因为一旦被绑匪发现,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记者要变成程序员

如何在“突发事件”中完成专业的调查报道?接下来,我结合发生在2010年的“伊春空难”的新闻报道进行分析。

类似于空难这种突发事件,记者要变成一个程序员,按钮一旦触发,你就要有自己的判断。也就是说,各个媒体在突发事件的一开始,拼的是:谁的报道更有规划性,谁的头脑更加清晰,谁对现场的判断更加准确。否则,即便你第一时间赶到了事发现场,你也可能无法获得任何有价值的信息。

这组报道,我清楚记得,当时空难发生在晚上10点左右,而我当时正在老家休假,距离伊春有六七百公里,得到这个消息,我当时就决定结束休假,10点30分我包了一辆车往伊春赶,在途中,我列出了拟采访对象:飞行员、乘客、塔台工作人员、救护人员、家属,以及目击者。

我刚到达伊春时,已经是早上7点半左右,而我第一站选择的不是事发现场,而是直奔塔台,因为我一路上也在不停地看消息。在网上,我看到国务院工作组已经到达伊春,我想当地警方估计已经封锁事发现场,而工作组一定会去塔台了解事发当时的情况,那里也许会有一些有价值的信息。

当我到达塔台时,只有两三个人在值班,于是我先向他们说明了来意,我说我是北京来的记者,(接下来的对话很关键)我说这次的事故,我想一定跟你们有很大的关系。他们一听,马上向我解释了他们在事发前后是如何指挥的,包括地勤人员,非常详细地向我们介绍了事发时的情况。

从塔台出来之后,我想接下来应该去找负责处理事故的当地警察了解一些情况,到了公安局,一位负责接待媒体的警察,让我先坐会儿,要等领导来。过了大概10分钟,我问他领导什么时候来?他说领导在开会。我心想这不靠谱。我没有继续等,只在这里浪费了10分钟。

从公安局出来,我去了消防队,因为一般这类事故现场,除了公安人员还一定会有消防队员。到了消防队,消防战士就向我们讲述了救援过程,这是因为他们跟警察的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相比之下,他们更愿意向媒体介绍他们的工作过程。

采访完消防队员,按照我的既定计划,我要采访的是乘客,因为这次空难与以往空难最大的不同就是:有幸存者。这也就意味着,我们能还原飞机失事前后发生了什么。于是,我决定去医院采访事故中的幸存者。但是到了医院,发现医院也已经被封锁了,而医生给出的拒绝理由是“此时媒体不便于对幸存者进行采访”。

我们也经常在新闻伦理中会讨论:这种时刻,该不该对幸存者进行采访?对此,我的看法是:想要接受采访的,我就去采访,不想接受的,我就不采访。

面对这种情况,很多媒体记者,有冒充家属的,有穿白大褂冒充医生的,但无一例外被医院请了出去。我该怎么去突破呢?

我找到了医院的一把手,并向他说明了来意,这位院长告诉我,按照上级要求,现在伤者啥都不能说,我当即表示这个没问题,我只是想了解一下医生们是怎么参与救援的,进行一下报道。他听完后想了想,觉得这个可以有,于是找来了分管急救的副院长,当副院长从院长处得知我的来意后,就非常热情,他说我给你找一个具体负责的科室主任吧,这位科室主任因为亲自参与了救援,因此介绍得特别详细。他介绍完之后,我要求向参与救援的护士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他说:“没问题,我给你去找护士长”。到我见到护士长时,其实我就已经进到病房了。

病房里,在跟护士聊完之后,我跟她说:“我想跟病房里能说话、也愿意说话的伤者聊一聊可以吗?”护士当时表示可以,于是这样,我就见到了三位幸存者,并通过他们的视角,还原了飞机头、飞机中部和飞机尾部在事发前后的情况。

其实所有的案例,其实都在告诉我们,只要你找到了合适的方式和方法,接下来成功地突破,并采访到真相,其实并不是太难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