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中的“十五国风”绝大多数都是以地区或相关元素加上“风”来命名的,比如“秦风”是秦地的民歌,“王风”是东周洛邑的民歌等等。

但“十五国风”中有两个部分的命名显得非常特殊,那就是“周南”“召南”,它们也被合称为“二南”。

那么,这两个部分有什么特殊之处呢?

“二南”在“风诗”中的地位

“二南”在“风诗”中的地位

在解读“周南”和“召南”之前,有必要先来解释一下《诗经》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常识,那就是何为“正变”

“风诗”有“正变”之分,即分为“正风”和“变风”。

按照传统的解读,“变风”的含义就是“变乎风之正体”,即它是在正常风诗中分化出来的一种特殊文体,虽然本质上还是“风诗”,但在表达的形式上却具有特殊的含义。

最为流行的说法是“诗大序”中的观点:

至于王道衰,礼仪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

即变风的产生是因为社会环境的动荡和混乱,礼崩乐坏的现实使得人们的心理发生了变化甚至扭曲,以至于难以排解生活中的苦难或者无法摆脱心灵上的困顿,所以在歌咏时就流露出些许负面的情绪。

那么,“十五国风”中哪些属于“正风”,哪些又属于“变风”呢?

关于“正风”和“变风”的界限划定,从古至今一直是一个争议不断的话题,这也是因为古典文化传承的过程中,在先秦与秦汉之间出现了些许断层,不仅是典籍本身的流失,还有人们思维方式的转变,使得两个时代的思想不能很好地沟通。

有很多学者对此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但最主流的解释就是,“周南”和“召南”是“正风”,其他的十三国风皆为“变风”

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二南”的命名与其他国风有着明显差别。

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如果“二南”是“正风”的代表,那么其中的“南”字该如何解释。

和“正变”之争一样,关于“南”字的解释,诸多学者同样莫衷一是。而可以理解的是,在“二南”为正风的基调下,“南”必然具有极为重要且特殊的含义。

于是,有人提出,八方“南”为正,八音“南”为和,《诗》之正风故名“南”

“二南”所收录的诗歌多具有平易之心,温柔之气,恰如南风触物,物皆畅茂。读“二南”之诗,在不知不觉中就会受到熏染、感化。

其实,这种说法可以进一步引申,即“南”也有“向南”之意,“周南”与“召南”就是文王德化自北向南的过程。

《毛诗序》作为解诗的重要文本,在“二南”所收录的二十五首诗歌中,几乎每一篇都提及了“文王”、“后妃”等德化的功绩,《集传》往往也以此为解诗依据。

可见,“二南”被认为自北向南的王化过程,在古代也是有很多学者支持的。而这与将“南”当作“正”的说法实际上是相通的。

这种论调的出发点是“诗教观”,是对于《诗经》解读最为重要的流派之一。

在先秦时代,贵族群体在很早的时候就将《诗》作为必修的科目之一,无论是用于情操陶冶还是外交辞令,无论是直抒己意还是别有会心,在诸多文献中都能轻松地找到大量案例。

而孔子对《诗》进行了删定,使其成为了儒家必修的教材,其编纂必然有着极为清晰的目的,“兴观群怨”的功用是最为有力的证明。

所以,从“诗教观”角度出发阐释“二南”的地位和价值,是有很强说服力的。

那么,除此之外,“周南”和“召南”还有没有别的较为合理的解释呢?

“周南”和“召南”的其他释义

“周南”和“召南”的其他释义

与“诗教观”相对,同样有很多学者认为,《诗经》的本质并不在于读者所要体会的“言外之意”,而在于作品本身。

即,《诗经》的价值更多地体现在文本所代表的客观性。

那么,关于“二南”的解释自然就要从一个更为实际且可见的视角出发,而不是先定下一个“正风”的基调,然后再进行“合理”地解读。

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汇集了历来众多诗家对于“周南”、“召南”的解释,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南”所代表的含义,只不过是一个方位而已。“周南”即周之南,“召南”即召之南。

在讲述这个观点之前,方玉润对于“二南”即正风的说法提出了异议,并不认可“诗大序”中所说的“变风”是世衰俗怨的产物。

这无疑从根本上否定了当时盛行的主流观点,虽然至今还并没有被广泛接纳,但考虑到如今越来越重视《诗经》文本价值的现实,其说法也得到了一定的支持。

方玉润认为,“正”与“变”只不过是《诗经》在音乐表现上的差异,有点类似后世词牌当中有《浣溪沙》、《木兰花》,但同样也有《摊破浣溪沙》和《减字木兰花》等变体。

甚至《诗经》里的“风雅颂”也只不过是音乐体例的不同而已,类似言志要用“诗”、载道要用“文”、抒情要用“词”一般,功用不同罢了。

如此一来,“二南”的道德内涵并不在于“正变”上,而在于其文本内容上。

“周”地之西为犬戎,之北为豳,之东为列国,唯有“南面”地域最广,所采诗歌多是此间的作品。而这里又是受到文王德化最早的地区之一,所以收录的作品才会浑融含蓄,中正平和。“召南”也同此理。

从这些观点可以看到,方玉润与“诗教观”虽有交融之处,但内里的逻辑是不一样的。

“诗教观”认为“二南”之所以温柔平易,是因为其正风的地位,即社会风俗所致。方玉润同意环境对于诗风的影响,但却将因果倒置过来,认为是其社会风俗和创作地域的影响,所以“二南”之诗中正平和,因此被认为是风诗中的“正风”。

换句话说,“诗教观”认为“二南”为正风,是从道德观念的角度出发,注重的是诗歌的言外之意;而方玉润认为“二南”是正风,是从诗歌本身的内容来说,注重的是文本价值。

而之所以用“南”来命名,要么是社会风俗的变化而带来的道德观念改变,要么是收录诗歌产生的范围难以用某一地来框定。

至于何种说法是正确的,至今尚无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