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月,邵丽的长篇小说《金枝》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金枝”作为书名显然富有诗意,似乎也暗示着某种鲜妍美好。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富有诗意的书名背后却晃动着那么多的阴影和苦痛。谁是“金枝玉叶”?谁的“金枝玉叶”?这部小说写了一大群人物,写了一群女性,至少三代女性。同出于周家,但是她们的命运、性格如此迥异。

长篇小说《金枝》和本文作者陈晓明(右)

邵丽是非常成熟的作家。早先作品《我的生活质量》出手不凡。随后作品越来越多,波澜跌宕,不断给人惊喜。邵丽的小说贴着生活写,总是一笔一画去摹写生活本来的面目,刻画人物性格,特别是那些女人的心性命运。《金枝》无疑是她创作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高潮,也是近年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

小说从父亲之死开始叙述。开场似乎是讲述我与父亲之间的故事,或者面对死亡的思绪。以死亡开篇会让我们想起加缪《局外人》中母亲之死。但“我”不是局外人,恰恰是故事中的人物,而且是一个中心人物。小说由此揭开父亲的一生,揭开了周家的史实。当年号称18岁的父亲周启明成婚,却不肯去迎亲,由周家捡来的孩子周庆凡代为迎娶新娘穗子。实际上父亲只有15岁,数天后,他逃离家庭南下寻找闹革命的爷爷,参加了革命队伍。故事进展快速,目的是把父亲的故事变成背景,“金枝玉叶”们要悉数登场。然而,被抛弃独守空房的穗子已经被注定了苦命——家里的金枝玉叶,陪嫁一百亩土地,丈夫不知去向,青春的生命只能在漫长的等待中消耗变质。周家的女人都是苦命,奶奶守活寡,现在轮到穗子。临近解放,奶奶把穗子和庆凡拉在一起,家里的土地一人一半,对于奶奶来说,这是恩德。但穗子和庆凡却被划了地主成分。后来,穗子虽然与周启明离婚,但岿然不动独守周家老宅,庆凡像长工一样照看穗子母女。周启明当了县委书记,与英姿勃发的朱珠结为伴侣。

这样的故事在中国20世纪的变迁中屡见不鲜。穗子与周启明是封建时代最后一代人婚姻的缩影。周启明没有那么大的力量扛住家乡留存的历史,穗子像一块坚硬的石头压在他的肩上,甚至压在女儿“我”周语同的心上。穗子的女儿拴妮子把家乡秘密带到了城里,让周启明为那段历史承担起重负……

这样的故事还有可能往另外方向发展,但是小说没有。穗子和庆凡本来可以改变故事,改变命运。奶奶知晓周启明无可挽回,在昏暗的油灯下,给他们分地契,希望他们为自己的命运作主。但是穗子和庆凡都没有,他们都死守住命运,都封存在自己的性格中。小说的笔法厉害在这里,它让人的心性命运不可改变,使它无声无息地成为一种内在的决定力量。小说叙述的动力,都可以来自这岿然不变的源头。真正的源头并没有开端,我们不知其始,但它延续至终点,真正的源头在终点会再次显灵。

这是中国进入现代的故事,阶级身份、伦理归属、性别认同,它们以撕裂的难以整合的方式全面介入到叙述人“我”的家庭里,父亲的故事、我和父亲的故事,现在全部改变为我和历史纠缠的故事。与其说“金枝玉叶”被历史雨打风吹去,不如说下面掩盖着人生的千姿百态。

小说必须富有情感,饱满而丰富的情感,并且它们有着切实的真实性,这一点《金枝》做到了。穗子内心的苦,她的坚硬不屈和在岁月的磨砺中变得锋利甚至疯狂;拴妮子一脸蠢相掩盖下的,谁又能说不是在生长着一种争口气的决心呢?她的女儿们为她做到了。她的女儿周河开的孤傲背后藏着多少洗刷家庭耻辱的痛楚和执念?周语同占据着文本的中心,也因为此,“我”有比较朦胧的邵丽自己的形象投射于其中。当然,虚构还是主导方面。叙述人“我”并非只是观看,她不断地感受她周围的人,不断返回到内心世界,这种反思性几乎带着忏悔和赎罪,不再给予“我”以道德上的豁免权。英国小说家伊芙林·沃曾经讥讽毛姆说,以第一人称写小说是不道德的。这不只是把虚构混淆为自传的问题,我以为可能还有第一人称中的那个“我”很少会受到道义的威胁,这对于小说中其他人物是不公平的。不过,我们在这部小说中,看到邵丽对第一人称处理得恰当和准确(虽然有几处还可斟酌),总体上看她不断地打开“我”的那个“小我”,心理矛盾经常被揭示得伤痕累累。

小说对周语同的女儿林树苗这一代人的描写比较理想化,也许事实如此。她们能从历史中挣脱出来,她们能活得不设防,没有心计,得失无所谓,因为机会确实很多。

诗人奥登曾说:“一本书具有文学价值的标志之一是,它能够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被阅读。”我想《金枝》是这样一本书,我们可以从中读出现代历史巨变给予传统家庭伦理留下的伤痕;可以看到以“金枝玉叶”之名掩盖的苦痛艰难的女性生活之书;可以读出一位知识女性如何认识父辈的历史;可以看到现代社会进程中城乡的差别,它也有可能搭建自强不息的未来之桥。这部作品让分崩离析的往事富有诗意,又如同挽歌,歌咏那消逝的历史和乡村。

2021年2月25日于北京  (陈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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