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5月6日凌晨，王天木和白世雄来到陈恭澍家中，三人商量刺杀行动的方案，对象正是投靠日本人的下野军阀、原湖南督军张敬尧。

特务处天津站站长王天木提出两套方案，一是应加强力量，他想从天津把他的一个老朋友请来，此人姓侯，人称“侯大胆”，闯荡江湖数年，练就一身好武功，枪法娴熟，如此人肯来，和白世雄一起行动，对方几个人均不是对手。王天木想派自己的老婆去天津，中午上路，晚饭前可赶到。

北平站站长陈恭澍听后，表示同意。王天木又说：“行动之前，我可以上三楼敲门找张敬尧的参谋长，如果是副官开门，我就说前来拜会参谋长，如赵本人来开门，我们认识，他也弄不清我现在干什么，我就投其所好，专找他爱听的话说；若是张敬尧自己来开门，无论他是否记得我，我仍然说是来看他的参谋长，这样一来，我们的复查工作就完成了。我判断，还不致引起他们的疑心，即使发现怀疑，也不要紧了，我们从三楼一下来，世雄和老侯看到我的手势后，立刻冲上三楼就干，任凭他们怎样防备，也措手不及！”

陈恭澍说：“那么，第二种方案呢？”

王天木说：“第二种方案嘛，利用明天有人给张敬尧送订做好的西服的机会，尾随其后，冲进去将他杀死。”

三人经过反复讨论，认为第一种方案比较稳妥，于是照计划各就各位，分头准备。

王天木、白世雄回到六国饭店，发现了特务处副处长郑介民用暗语写的纸条，大意是：明天中午前一定要刺杀张敬尧，因为据可靠消息，张敬尧下午要离开六国饭店。这样一来，就不能按照制定的方案执行了，只能是随机应变，去六国饭店找机会强行下手了，

5月7日凌晨，白世雄走到转角处，突然看见对面房间的卫生间窗子开了，往里一瞧，一男一女面对面，手拉手地站在那儿。因为不是正面，男女的面孔看不清。只看见女的年轻矮小，男的高大瘦长，大约有五十多岁，下巴上好像有一束胡须，这个男人的体貌特征和张敬尧极为相似，尤其是下巴的那一束胡须，白世雄据此断定此人就是张敬尧。

“你看，在那边。”白世雄叫来不远处的王天木，低声对他说。

王天木大喜说：“不错，就是他（张敬尧）。”

“那我就动手干了。”白世雄，他从口袋里掏出手枪。

“稍等一下，我下楼去指挥汽车，在饭店门口等你。”王天木说完，匆匆下楼。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白世雄不敢怠慢，他快步走到转角处，手贴着墙角，轻轻地往前挪了两步，瞄准张敬尧的头部，“叭！叭”两声枪响，眼看到张敬尧立即摔倒在地。

白世雄确认击中要害后，赶紧向楼下跑去，这时，大约有十来个茶房闻声而来，白世雄看他们呼啦啦堵着路口，便举起手枪大声喝道：“我在杀汉奸，不关你们的事，都给我闪开！”

那些茶房有的举起手靠在墙边，有的跪在地上，只顾磕头。白世雄急忙奔下楼去。也许走得太急了，一不小心，摔了一跤，他一分一秒都不敢耽误，急忙爬起来，三步并作两步，冲出饭店的电动转门，这时他才稍稍地松了一口气，接应他的王天木早已打开车门，一再向他招手。白世雄匆匆跑过去，一步登上汽车，司机开足马力，风驰电掣般地驶去。

“干得怎么样？”王天木急不可耐地问。

白世雄说：“我看那家伙倒下去了。”

王天木追问：“打了几枪？”

白世雄说：“记不准了，大概是两枪。”

汽车开到绒线胡同，白世雄跳下车，换了一辆黄包车，到达西城的一个同事家，换了衣服，埋好了手枪，然后驱车到了郑介民的住处，向他做详细的报告。

没过几分钟，陈恭澍等人也来了，大家笑声一片，纷纷向白世雄表示祝贺。这次刺杀张敬尧，白世雄干得又干净又利落，郑介民非常满意，拍着白世雄的肩膀，不住地夸奖。

张敬尧是白世雄眼看着倒下去的，但是否打死他还不知道。郑介民想派一个人再去查看查看。不过，东交民巷已经是风声鹤唳。谁敢去呢？他们几个绞尽脑汁想来想去仍无合适人选。

陈恭澍突然想到一个人，说：”我想应元泰西服店的老板或许我们可以利用利用，派他到六国饭店去走一趟。”

“哈哈！对呀！马上派人叫他来！”郑介民一拍大腿，高兴地喊道。

一会儿工夫，应老板来了，听说派他去六国饭店走一遭，他哪敢推托。急忙提了一套西服，假装给张敬尧送定做的衣服。

到了六国饭店三楼，张敬尧的保镖拦住应老板问：“你找谁？”

应老板低声地说：“我是来送西服的。”

“督军现在正躺在德国医院，快要咽气了，你还送什么西装！”

应老板急忙退出，跑回来报告郑介民他们。

张敬尧被枪击倒时，孙传芳正在隔壁的房间里，他听到枪声，知道事情不妙。但又不知道来了多少人，怕自己遭到同样的下场，急忙爬出窗户，后来干脆跑到天津，吓得再也不敢活动了。

刺杀的第二天，北平各报刊登了“巨商常石谷，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中遇刺殒命”的消息。报纸之所以不提张敬尧，是因为根本不明了真相，实际上常石谷就是张敬尧的化名。